陶短房：土耳其未遂政变，重要的是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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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7月15日夜至16日晨，土耳其爆发了一场短命的未遂军事政变。

　　安卡拉当地时间22时30分，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连接土耳其欧亚两部分的两座伊斯坦布尔大桥突然被武装士兵封锁，旋即坦克出现在不久前刚发生过恐怖袭击的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尔克机场，一小时后首都安卡拉的国家电视台（TRT）播音室被军人控制，并被迫播出政变声明，声明指责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声称政变的目的是希望恢复“宪法秩序、人权和自由”，宣布政权由“和平理事会”控制，在全国实行宵禁“直至另行通知”。

　　由于当时埃尔多安总统正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港口城市马尔马里斯度假，政变消息传出后举世哗然，局面一度失控，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其中一些是真实或部分真实的（如“政变军人已包围土耳其议会和警察总部”、“政变军人试图劫持总参谋长阿卡尔将军Hulusi Akar为人质”），而另一些则很快被证实是子虚乌有（如“埃尔多安流亡柏林但被拒绝着陆”等）。23时30分，埃尔多安的视频出现在Facetime上，这段视频宣称自己仍然掌握局势，呼吁人们“走上街头，抵抗军事政变夺权企图”，随后安卡拉街头出现大批支持埃尔多安的民众，支持者和随后出现的亲埃尔多安警察向政变军人展开攻击，土耳其战斗机也出现在安卡拉上空，并开始驱逐参加政变的武装直升机。16日凌晨两点45分，TRT电视台被亲埃尔多安方面夺回，半小时后埃尔多安乘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机场，并发表演说，宣称政变业已失败，并发誓要在军队中进行“清洗”。

　　尽管余波未平，但政变本身似乎已告失败，已知参与政变的最高军阶军官阿库斯上校（colonel Yurdakul Akkus）业已被捕，同时被捕的据称多达336人，有约60名政变军人、警察和亲埃尔多安民众死于这场未遂政变，其中据说有一名参与政变的将军。

　　由于土耳其军官团历史上曾多次发动军事政变，维护“凯末尔主义”所建立的世俗政体，推翻或试图推翻带有宗教色彩的政府，因此政变发生之初许多评论家认为，此次政变的动机也和以往历次大同小异。但随后埃尔多安将政变“幕后黑手”指为流亡美国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政治家费图拉赫.葛兰（Fehtullah Gülen）。

　　葛兰曾经是埃尔多安的政治盟友，被认为是“温和”的宗教主义者（他曾指责世俗主义“违背土耳其国情和传统”）和狂热的大突厥主义者，同情宗教保守势力但对科学、现代文明和其它宗教持较温和的立场，试图用宗教语言解释科学文化的价值（如他曾宣称“学习物理化学是真主的旨意”、“科学是真主的伟大创造与恩赐”）等，他的理论和思想曾在埃尔多安“转型”并最终当选总理、总统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埃尔多安上台后一方面加强宗教在生活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一度仍以“世俗”、“温和”面目示人，并采取了加强“大突厥主义”宣传、政治上保守和经济上改革开放相结合，以及努力谋求加入欧盟等措施，这些都与葛兰不谋而合。

　　但埃尔多安对葛兰的政治影响力越来越感到芒刺在背，“阿拉伯之春”爆发后，埃尔多安改弦更张，积极介入叙利亚内战，对此葛兰持强烈批评态度，葛兰对“伊斯兰国”和恐怖袭击的强烈抨击态度也被埃尔多安认为是“含沙射影”、“借题发挥”，影射他本人。2013年埃尔多安陷入反腐风暴，亲信内政部长居莱尔（Muammer Guler）、经济部长恰拉扬（Zafer ?a?layan）等高官被烧得焦头烂额，他本人也一度狼狈不堪，对此他公开指责是葛兰“阴谋颠覆”、“有搞恐怖主义嫌疑”，并指使土耳其一家法院签发针对葛兰的逮捕令，向葛兰的隐居地美国提出引渡申请但未被理睬。2013年的“大决裂”，被普遍认为是埃尔多安打击潜在政治对手、转移自身政治压力的行为，此次指责葛兰是“政变策划者”是否又是故技重施？葛兰已坚决否认与政变有关，但这段风波至少表明，政变动机恐怕十分复杂，未必是又一场“为凯末尔主义招魂”的“经典土耳其式政变”。

　　埃尔多安上台后便不断声称“粉碎军事政变阴谋”，并以此为由在2003、2005、2006和2010年清洗了大批中高级军官，以自己的亲信取而代之。经过长达十多年的新陈代谢，如今土耳其军官团已不复昔日“世俗派大本营”色彩，此次政变军人在电视台公开喊出的口号也并没有带有明显世俗化色彩的口号，“宪法秩序、人权和自由”之类几乎是土耳其任何派别都可能喊出的口号（比如埃尔多安就多次这么喊过）。可以说，至少从目前公开线索，并不能厘清政变军人的真正动机、政变色彩和政变诉求。

　　但重要的是解读——不是网络、媒体“抢时效”时先入为主的“模板式”解读，而是埃尔多安会怎么去解读。

　　从他将政变“幕后黑手”指为葛兰，和政变后首次亮相就扬言对军方“大清洗”、甚至“不惜自己生命也要完成”可知，不论政变的真正动机和幕后策划者究竟是谁，政治老手埃尔多安都势必会借题发挥，再次掀起对军队内外残余对抗势力的打击，其目的自然是进一步巩固、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力，以达到继续集权的目的。

　　政变和此前的伊斯坦布尔机场爆炸案，以及包括“难民门”等在内近期一系列是是非非，对土耳其国际形象、影响力和经济（尤其旅游业和外资投入）都可能构成负面影响，此前历次埃尔多安所宣称的“未遂军事政变”，大多数周边国家和北约、欧洲盟友都争先恐后喊出“捍卫民选政府”、“反对军人干政”等“政治正确”口号，表示对埃尔多安的支持，而此次政变发生后继续喊出这类口号的仅美、德等少数国家，且“热度”大不如前，更多国家在政变未被平息前所发出的声音，多是“反对任何流血”之类中性或泛泛而谈的基调，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世人对埃尔多安更新后的认识和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可能会再度发挥其“高度实用主义”本色，在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领域作出一番政策调整，以避免遭到进一步的孤立和损失。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旁观者本能地将“凯末尔主义”、“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划等号，这是非常不确切的认识：在中东伊斯兰世界，世俗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不一定是重合的，许多政治派别主张“世俗专制”，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叙利亚的阿萨德父子，而另一些政治派系则推行“宗教民主”，最典型的莫过于实行“二元政治”的伊朗。凯末尔主义的初衷，是依托在当时的土耳其社会文化程度、接受新生事物能力遥遥领先的军官团，推行世俗开明专制和精英政治，这种被中国名将蔡锷归纳为“军国民主义”的思想显然并非什么“民主意识”。事实上近十几年来，屡屡打着“捍卫民主成果”粉碎一系列真真假假“未遂政变”的反倒是埃尔多安，而将“世俗”和“民主”混为一谈，则是“阿拉伯之春”后外界对中东事务屡屡“误判误断”的“病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