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议：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即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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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报》采访时表示，美国不能独自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问题。他表示，“我认为，世界的安全和繁荣需要美国的领导。因此，我们领导国际联盟，以消灭’伊斯兰国’组织，我们不停地寻找解决叙利亚国内战争的外交协调途径，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多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支持在明年秋季就难民问题举行国际高层会议……但很明显，没有一个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独自解决这类问题”。奥巴马补充说，美国“需要联盟和伙伴，从而发挥每一个国家的强项”。他说，“因此我们感谢西班牙在训练伊拉克抵抗’伊斯兰国’组织力量方面提供的援助”。美国总统还表示，西班牙军队是“保障欧盟和北约在地中海安全的关键力量”。在回答关于英国脱欧问题时，奥巴马表示，“一体化方案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说，“移民和难民涌入欧洲再次吸引了对欧盟边界政策和各成员国共同协作抵抗挑战的能力的关注”，他还提到了失业问题，首先是欧洲青年的失业问题。

　　这是西方第一大国的总统对西方世界未来命运最悲观的表白。西方的衰落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还没有做好准备。如果不及时矫正中国的全球战略并加快经济发展，人口危机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坎。

　　现在还不到探讨未来中国社会模式定位的时候，有人认为“最可借鉴的模式之一是西欧流行的社会民主主义”。这肯定是胡扯。中国未来将要面对的人口危机是抚养比危机，预计到2058年左右将达到全球前所未有的0.7（本世纪晚些时候的峰值是0.78），也就是每个劳动力必须抚养0.7个非劳动的消费者。稍有人口经济学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意味着如今西欧国家的高福利根本无法在中国实现。美国可以透过农业补贴让500万农民过上中产阶级及以上水平的生活，但中国绝对不可以。严格地讲，工业化的最低社会标准是7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后工业化的标准农业人口比重在5%以下。毋庸置疑，这绝对不可能靠转移支付或高福利来实现。

　　我想说的是，面对西方世界的衰落以及中国本世纪必然遭遇的人口危机，真正需要探讨的是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

　　无论如何，效率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战前后的欧洲便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只有兼顾平等的效率才可能让未来难以回避的问题变得不那么尖锐而无可救药。

　　纵观世界经济过去45年的增长模式，即便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时期，世界GDP的80%依然掌握在西方国家手里。最初改变这一格局的力量来自国家主权独立后寻求经济主权的石油输出国。自从时任西方石油公司总裁的哈默第一个签下油田移交协议后，西方国家被迫接受了石油输出国家的崛起。从此，世界开始展现出富国财富流向穷国的趋势。之后是亚洲“四小龙”。直到中国改革开放并加速经济崛起后，这一趋势终于演变成一场真正的世界潮流。

　　来自IMF的数据显示，1990年全球GDP总量21.85万亿美元，七大工业国合计14.45万亿美元，占比仍高达66.15%。至2015年，全球GDP总量累计增长到77.3万亿美元，而七大工业国合计33.8万亿美元，占比急剧下降到43.73%。论及最近25年间的全球GDP增加值，七大工业国的贡献率不到34.9%，其他的当然是之前的穷国贡献的。这充分说明，上述世界潮流及其定格的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确定无疑的。

　　经济学的核心关注是平等与效率的关系，这可以用来解释这一潮流的发生与为什么可以持续下去。关键解读是：以牺牲平等为代价的效率是不可持续的，而反哺平等总是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

　　太多人相信中国经济正在失去效率，并对未来充满忧虑。但纵观世界潮流，面对国内今日的财富不平等现象，并诚实地承认如今的城乡居民贫富差距比建国初以致改革开放初期还要严重，那么，接下来的思考是：为什么存在于世界经济潮流中的“反哺平等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的逻辑不可以复制在国内经济呢？

　　所以说，过去45年世界经济增长模式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必选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