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祖礼
当事实尚不清楚时,无论围观者站在哪一边,都有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的可能——不以事实为依据的站队,本身就是流氓行径。这一点,在这个焦点事件上体现得最为露骨,也最为典型。
有人说,在一个名人身上挖掘一件过去七年之久的事情,很难排除其“蹭热点”的嫌疑。但是当“炒作”、“营销”这样的字眼被轻易提及,无形中,性侵、猥亵这一社会阴暗面的危害就被忽略了。
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假如孩子遭遇性侵害,仅有32.54%的家长能确定可以从孩子言行中识别;而假如发现孩子被性侵,仍有15%的家长选择不报警。
对自己的孩子尚且如此,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受害者常常更加讳莫如深。他们往往只会在性侵类案件爆发的契机中才会讲出自己的故事,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个时机中,他们需承担的社会压力是相对最小的。这也是每有重大猥亵案件发生时,我们就会看到类似案件“爆发式增长”的原因——不是坏人变多了,而是一直以来,坏人都在被包庇。而包庇的方式,有时是无情的道德枷锁,有时,仅仅是一个以妄加猜测为依据的站队。
看到这一点以后,果断站队所谓“弱势群体”是不是就先天正确了呢?事实上也有不少人表示,男作家勇敢爆料的做法,是赌上了自己的前途命运,殊死一搏。但是这个时候就开始对郭喊打喊杀是不是也太早了一点?
“老师因强奸遭开除 46年后女学生作证是诬告”这条新闻言犹在耳,年过古稀的老人背负了大半生强奸罪的恶名,而其被公众“定罪”的理由多少离不开“女生敢说出来,他就肯定不干净”这样的道德推论。
一个风言风语式的有罪推定已经让一个人一辈子抬不起头,我们在站队的时候,是否也要再考虑一下,自己会不会成为“道德碰瓷”的帮凶? 动机合理不意味着事实成立,何况你看到的“动机”还是未经佐证的集体想象。将欲加之罪发展到极致的解读中,还有一例最为令人痛恨者,不惜将当事人的性取向、乃至与此事完全无关的往事牵强附会地拉扯出来,大有将其视作“罪证”的倾向。
且不说将完全无关的人捅上热搜会对其造成多少新的误解和伤害,唇枪舌剑之中将同性恋歧视诉诸键盘,更以群体的形式对一群无声的路人输出了“成吨”伤害。可悲的是,对于这种“误伤”,受害者连反驳的余地都没有。
也许参与这些伤害的所有人都认为自己不是故意的,但是这改变不了群体伤害已经酿成的结果。义愤填膺,不是行凶的理由,但是廉价的情绪,往往让一个好人,活生生被裹挟成了洪水猛兽。
新周刊在2010年出过一期封面,叫“围观改变中国”,在此之后,“吃瓜群众”一次次用舆情佐证着围观创造的巨大力量。如今,我们已不再质疑“围观能改变中国”这一现实,但我们必须开始思考,这里的“改变”是变得更好还是变的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