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傲慢：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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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傲慢：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文/苏小草


一个民族阙失正直纯正的品性，必然深陷云波诡谲、争权夺利的泥潭。不管是制度还是道德，倘若不是出于人类正直纯正的品性作出的，而是出于世俗权力的淫威搭建的，这种制度或道德的腐败化就成为一种必然。在一种权力崇拜和权力至上意识支配下，否定权力是罪恶的，通过权力的道德化，确立道德的权力化，即等级伦理的道德观，继而实现等级特权制度的合理化。一种是道德认定，一种是制度认定，无论是等级伦理的道德观还是等级特权制度，都是植育绝对权力的结果。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道德认定旨在实现道德性腐败，制度认定旨在实现制度性腐败，而制度性腐败与道德性腐败之间链接着绝对的权力，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它们属于同一个价值系统。

仅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讲，公民社会的道德观是‘人、人、人’的道德观，即平等自由的道德观；臣民社会的道德观是‘君、臣、民’的道德观，即等级伦理的道德观。公民社会的伦理经是‘有德司契’的伦理经，即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臣民社会的伦理经是‘无德司彻’的伦理经，即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注重横向排列序，公民社会的道德价值伦理构造的是一种‘手拉手，向前走’的文明社会秩序；注重纵向排列序，臣民社会的道德价值伦理构造的是一种‘你推我、我推你，向后退’的野蛮社会秩序。可以用最简易的逻辑程序表达以上两种道德价值伦理的成因：

1、公民社会的普世价值=平等自由的道德观+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尊道贵德+互补竞生（理直）
2、臣民社会的丛林法则=等级伦理的道德观+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悖道离德+互害斗争（理曲）

有人试图用文化自信标榜所谓‘中国价值’，何谓‘中国价值’？无非是孔儒文化传统的丛林法则，它的核心内容是等级伦理的道德观、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和‘官本位’的等级特权制度，阴谋权变、争权夺利，除彰显国人残酷内斗的劣根性以外，对于构造文明的社会秩序而言，毫无裨益。用古代臣民社会的丛林法则对抗现代公民社会的普世价值，倘若不是吃饱了撑的，只可能是顽疾高烧未退的呓语，将这样的‘中国价值’发扬光大无异于自设牢笼、自掘坟墓，对抗普世价值是假，毁灭自己是真。等级伦理的道德观是吞噬灵魂的蛆虫，正是它，腐蚀了国人高贵的精神；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是砸碎脊梁的恶棍，正是它，摧残了国人强健的体魄。这样说，难道有疑问吗？‘中国价值’说，可以休矣！

面对区伯、雷洋此类公共事件，为何出现批评与反批评两种迥然相异的声音呢？这是不同价值观针对公权力的态度决定的。一种是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在一种权利意识支配下，此种价值观认为，任何公共权力的存在都应受到监督、制约，否则，一不小心从笼子里跳出来则可能侵害到公民权利。不受约束的公共权力是不可靠的，只有受到约束的公共权力才是可信赖的，公共权力的公信力由此而来。这种情况下，对公共权力的存在持批评态度，不是旨在抵制或取消其存在，而是旨在维护或加强其公信力。另一种是臣民社会的价值观，在一种权力意识支配下，此种价值观认为，任何公共权力的存在都是不容置疑的，其公信力来源于权力的绝对性，而这种绝对权力具有无限的自我纠错能力。这种情况下，对其持批评态度有损于其公信力，为维护或加强其公信力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批评。

事实上，按照公民社会的价值逻辑，公共权力的公信力是构建在捍卫公民权利，主动接受监督、制约的基础之上的，倘若拒绝接受监督、制约，其公信力将荡然无存。任何公共权力均来源于部分公民权利的让渡，它只是一种权力与责任相符的契约交易行为。而按照臣民社会的价值逻辑，公共权力的公信力是构建在巩固统治权力的基础之上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强权暴力既是公理也是公信力的惟一来源。问题是，臣民社会的价值逻辑还能适用于现代社会吗？倘若不能，践行它，产生的社会效果又是什么呢？显而易见，逻辑的悖反必然直接摧毁公共权力的公信力！置身于现代社会，倘若知道这一点，但依然有人乐此不疲地践行它，到底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维护公共权力的‘公信力’，没有其它意图？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可以发现，公民社会的价值观旨在通过约束公共权力，维护或加强其公信力，实现一种权利诉求；臣民社会的价值观旨在通过放纵公共权力，维护或加强其公信力（实际效果是摧毁其公信力），实现一种权力诉求。因此，公民社会是一种权利社会，光明正大中到处充满着契约交易的博爱精神；臣民社会是一种权力社会，暗藏玄机中到处充满着争权夺利的互害意识。这或许是区伯、雷洋案中折射出的深层社会问题。

当你选择等级伦理的时候，就意味着道德性腐败不可避免；当你选择等级特权制度的时候，就意味着制度性腐败应运而生；当你选择孔儒文化传统的时候，就意味着腐朽溃败有始无终；当你选择拒绝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时候，就意味着历史周期律的悲剧宿命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