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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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草：自由精神和民主意识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朴散则为器，大制不割。’自由精神不仅是一种‘自在自得’的精神状态，也是一种不受外力拘束、压迫的权利。现代意义上，民主意识是指人们争取和捍卫公民权利，致力于建设自由民主制度的精神。自由是民主的灵魂，民主是自由的保障，舆论一律、天下不自由是导致国衰民贫的根本原因。

      在‘文字狱’极盛的极权专制时代，只有统治利益集团剥削、压迫百姓的自由，没有百姓反抗剥削与压迫的自由，虽如此，人类追求自由和民主的精神运动从未停歇。事实上，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个性自由和各项民主权利的抗争史。

      ‘道法自然’，我国先秦的老子把人类追求自由的精神运动提升到了一个要求践行客观规律‘道’的高度。平等（玄同）是自在的‘天道’，自由（玄德）是自得‘人道’，它们都是‘天’赋予人类的自然权利，平等、自由是天赋的人权。从‘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铭诗，至‘自由降临，我将归来’的警言，在人人平等精神信仰的昭示下，追求自由生活已渐渐成为人类精神运动的最高价值信仰和道德目标。

      为推行极权暴政，专制统治者往往把民权视作对百姓的一种施舍，把‘自由’的概念限定在公民争取自己的自由和平等权利之外。个人权利受到公权侵压，人们只具有顺从的‘自由’，不具有反抗以复其原的自由。专制统治者推行愚民暴政是通过设定思想偶像，钳制思想言论自由实现的。思想言论自由是人类自由精神的支柱，是衡量一个社会自由程度的标尺。

      作为意识形态存在的‘圣言’僵硬地套在大脑中，概念化的思维惯性不断压缩自由思想的空间，人们能动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随之被荡平，伴生出的是极端的超现实空想、非理性盲动和野蛮的争斗。近现代以来，我国历史上爆发的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浮夸风、大跃进及蔑视人权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种‘一元化’极端思维支配下，群体性非理性盲动的结果。可见，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对思想言论的钳制，即使能做到人人‘讳畏隐’、敢怒不敢言，但对于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绝无丝毫裨益，其果必至思想僵化、原创力固化、生产力退化和社会暴力化。

      ‘民贼之巢穴，不在民军北指之幽燕，乃在圣人自己之神脑。’舆论一律、国家说黑白、民莫辨是非。用教条的意识形态钳制思想言论自由、诓一世人心，断不可能实现持久的发展、繁荣与稳定，相反，最终必然导致价值沦落、意义不存，颠倒黑白、是非不分，政权中风、民怨沸腾，乱臣贼子横行天下，暴民诈巫遍布人间。可以看到，近现代以来，为服务于统治需要，我们奉行仿效汉武，设立思想偶像，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行为，实则思想言论之专制。不可否认，其扭曲人性、湮塞人智、荼毒天下，为患之惨，为祸之烈，远在暴纣之上。

      自由民主制度是以保障人权为国家唯一功用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把社会中的每一位公民作为国家权力的法定主体，通过宪政、民主和法治及正当的法律程序限定政府的权力、构建有限政府，推行‘无为政治’的一种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它坚守的政治道德是‘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的公选制’，即‘三极之道’；它践行的政治伦理是政党政治，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即‘对立互补’。实行宪政、民主与法治，以选票的方式多数取决，并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它不是一种脱离人性、寻求最优的求全机制，而是一种符合每一个公民理性的现实需求、保障满意的纠错制约机制；它不是理论上一定要实现所谓‘最好’的国家政治制度，而是实践中可以避免最坏的国家政治制度。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专制，绝对的专制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民主政治是一种纠错制约机制，它不仅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专制暴君上台的可能，还能粉碎特殊利益集团永远霸占国家权力的图谋，让国家权力始终牢牢掌握在每一位公民手中。

      纵观中华史，秦汉以来，中华民族始终没有摆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专制主义孔儒文化传统造成的‘君视民如草芥，民视君如寇仇’的困局。中华民族在孔儒文化传统的长期熏陶和阉割下，多有不识自主、不敢自主、不能自主，而自甘为奴者多如牛毛、层出不穷。中华历史上，依据正常游戏规则的文明政治竞争极为罕见，而宫廷阴谋、官场黑厚，群雄争霸、胜王败寇的原始政治争斗却不绝于耳目。民主政治尚竞争，而且是文明的竞争；专制政治尚斗争，而且是野蛮的斗争。专制政治下，大盗窃国者秘持其权衡，钩心斗角恒在于暗潮黑幕之中，遂不能见于天下；民主政治下，选票承载民意，天下之事任人评说，是非曲直自我判断，机会均等、自由选择。这是不争的事实。

      当今中华，贪腐疽行，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正在被大批贪官酷吏鲸吞蚕食；当今中华，流民奔徙南北，贫、羸、鳏、寡，疾弱者无处遁身；当今中华，物欲横流、人性堕落，贫富差距急促拉大；当今中华，公权践踏民权、民权敌视公权，社会暴力化倾向日趋明显。《书》曰：‘永弼乃后于彝宪。’也就是说，民意是民宪之基础，民意尽失，国器虽存实亡，就不再具有合法性。老子曰：‘民之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之不畏威，则大威至。’实谓：蚩蚩者之民，揭竿而起、铤而走险，源于大盗窃国者以一己之私而私天下之故。

      曾忆否？晚清帝制时代，慈禧垂帘听政、专权天下，骄奢淫逸、府朽库枯，民心涣散、怨声载道。然而，藉兹暴民纷起、外夷伺动、皇权倾危之际，当权者仍墨守陈规、不思进取，弃谋政体变达之策，技穷于王权永固之道，遂以‘发展’张纲、‘稳定’立目，强化社会管控，但天不遂人愿，终因政体毒腐至极而无力回天，穷途末路于顷刻自毙。‘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以史为鉴，真正的稳定来源于政体变革的过程，而非强力压服下的所谓发展目标。民主不施、国器不畅，使民自陷于奴隶纷争之境乃国之大患，一旦悍民揭竿而起，一呼百应、人亡政息，悔之晚矣。

      当下的中国，情状极似晚清，为维护一私之专权，急功近利地发展、急火攻心地管控，‘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殊不知，发展的目的是自由，强权绝不可能带来真正的稳定。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实已严重悖离了世界文明政治的发展潮流，难以解决和满足民意申诉公平正义的渴求。前车之鉴，后世之师，国人当自明、自知之。

      在人类文明迈入21世纪的当下，中华民族若不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克除盘踞中华千年的‘官本位’文化毒瘤，及时把握住稍纵即逝的和平变革机遇，走上自由民主的康庄大道，即使外夷纾难不武，一旦祸起萧墙也难免四分五裂，而分崩离析。因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极端的发展只能带来极端的险峻，‘虚荣’的大厦经不起任何风雨，现行体制的张力与活力几近荡然无存。‘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危在旦夕，倘若国人仍不知警醒，迷途知返，果至罹柩覆辙，这对于自诩雄踞东方的泱泱文明大国，对于寻求文化复兴的中华民族，对于21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不仅是一种灾难，犹是一种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