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千年的迷途，千年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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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千年的迷途，千年的罪恶


按：倘若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伦理是构建在‘恩赐’的同情、怜悯机制之上的，它成就的一定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助推人性走向麻木冷漠、血腥残忍，它一定是个善言恶行、坑蒙拐骗泛滥成灾的社会。倘若一个社会的道德价值伦理是构建在平等自由契约交易的理性价值之上的，它成就的一定是一种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培育人性的灵异高贵、爱憎分明，它一定是个真言善行、诚实守信丰沛美德的社会。


倘若我们对儒学有所探究，很容易便能发现，孔丘是一个欺世盗名‘不在道中而言道’的文化骗子。例如，《论语·学而》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中庸》曰：‘仁者，人（官）也，亲亲为大。’其意：‘仁’是人性的本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的道德观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事实上，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绝对差（个）异性‘道’是人性的本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道德观，只是人类德性意识的一部分，即私德。‘德性’不是人性的本质，孔丘把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定性为‘亲亲为大’，体现的正是不知‘道’而言道、不求甚解的混世思维。自然界中，虽然生物体莫不‘各亲其亲’，但万物都是互连互生、互补依存的，倘若仅以‘亲亲为大’作为人类社会的本质属性，演绎的只能是冷漠无情、弱肉强食、血腥屠戮的丛林法则。

正如老子所言：‘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矣。’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必须构建在人性的本质之上，而不能构建在人的德性意识之上，更不能构建在私德之上，否则，就不可能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因为，‘道之华而愚之始’，无论是公德还是私德，人的德性意识都是及其脆弱的，不具有客观的稳定性，只具有主观的随遇性，这是由人的本能意识和生存欲望决定的。也就是说，人的怜悯与同情心是有限度的，不具有普遍的稳定性，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不可能构建在‘恩赐’的怜悯与同情机制之上，只能构建在平等自由契约交易的理性价值之上，否则，便会导致伪善欺诈泛滥成灾。或者说，只有于一个构建在平等自由契约交易的理性价值之上的社会秩序中，人的同情、怜悯之心才可能得到真正发扬，否则，不具有可持续的真在性。虽然古今中外的法律不约而同地规定‘亲亲相隐不为罪’的原则，但并非亲亲相隐可脱罪，前者只是顺应了人的私德意识，而非背离了人的公德意识。因此，‘亲亲尊尊长长’是错误的，大义灭亲目无尊长也是不对的，在这之间，必定存在一个平衡的支点，即坚守在真理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天赋人权、良心自由，法律面前，每个人在做个人的资格和尊严上一律平等。

《论语·学而》中，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意：治理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应敬事而信，节用而爱‘官’，使‘民’以时而作。在这里，人即官，它是与民对应的，可见，在孔子眼里，民是民，官是官；民不是‘人’，官才是‘人’。正所谓：‘仁者，人（官）也，亲亲为大。’也就是说，孔丘的‘亲亲尊尊长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只存在等级森严、无条件服从的‘讳畏隐’义务，完全没有任何平等自由的权利概念或意向。因此，孔丘的所谓‘仁治’，实是为‘官本位’的等级特权社会服务，以宗亲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王权专制世袭‘礼制’；孔丘的所谓儒学实是为王权专制量身定做的一整套道德价值伦理体系。‘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构建‘家天下’王权专制的道德价值伦理体系，是孔丘毕生的不懈追求和最高的政治理想与终极的人生价值目标。有人说，自秦汉以来，皇权专制者都是明挑‘尊孔’的大旗，暗施以‘法’代儒的恶政，祸及天下，并非尊孔所致。事实上，法儒乃一体两面，花拳绣腿，忽左忽右，互相转化，根本不存在以法代儒，以儒代法的问题。世界上存在拉大幕、唱大戏，却拒绝演出的事情吗？难道孔丘是卖狗皮膏药的！

说孔丘是个祸我千年、欺世盗名的文化骗子，我们不妨从他的‘至理名言’中，深究一下其逻辑。‘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问题，姑且不论其选择的是什么，能否达到改之完善的目标，这句话起码漏掉了‘三人行，必有师我’的个人主体认知，从而扼杀了各异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意识。因为，‘行’与‘不行’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用条件概念推论出无条件结论，本身就是悖离逻辑常识的。倘若‘三人行，必有我师’是绝对真理的话，奥运单项比赛中，冠、亚、季军的价值和意义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竞技运动不只是为了收获热身。事实上，这句话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唱的是同一出，即麻痹、抹杀各异人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而儒们则可于言行不一中争取到一个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知道，学习的兴趣来源于人类心灵对未知世界的一种好奇心，满足这种好奇心，能给人带来愉悦和快乐，否则，带来的只有痛苦和沮丧。倘若罔顾这一点，不论学习的对象是什么，个人有无兴趣，盲目地提倡‘学而时习之’，并得出‘不亦说乎’的结论，难道不是误人子弟、教唆人撒谎吗？‘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无论其果有真知，抑或假知，‘人不知而不愠’就一定是君子吗？倘若凡事‘不愠’才是君子，那么，‘伪善’不就成了美德？如此，人人或许都会蜕变成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的泥塑玩偶。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姑且不论其‘不欲’的是什么，这句话往往成为荒淫无道的统治者推行极权暴政的借口与利器，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教无类。’其所言的‘教’显然是指‘听圣言，不逾矩’等级森严的礼教，那么，这句话的同义语就是‘无教有类’，即‘人人生而不平等’的价值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倘若作为日常生活中一种待人接物的姿态，无可厚非，但将其上升为一种文化语境，并付诸实施，潜移默化中，就会塑造出一种表演文化风尚。事实上，‘忠言逆耳利于行’，真诚的朋友贵在心心相交、直言不讳，价值观相同，而非阿谀奉承的‘礼乐’表演。真诚不是表演，更不能用‘远近’作为衡量友善的尺度。这句话的深层语境就是‘宁与外邦，不与家奴’的文化基因变种。

可见，孔丘是个不学无术、投机混世的骗子，他的话十句有九句充斥着欺骗和伪善，既经不起逻辑的推敲，又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但经久不衰、传唱千年，何故？源于我们中国人养成了懒惰的思维惯性，盲目地膜拜‘圣人’，癫狂地塑造‘人神’，从而遗忘了本真的自己，误入了一个文化骗子编织的千年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