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起点：超验之悟

苏小草sxc

      文明的起点：超验之悟
                      文/苏小草

   
      ‘悟’是人类思维共同的自然母体，它是人类思维超越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之上的最高思维成就，是超越一切独特感知意义之外的那种超验意义。悟性的钝化或遗失，作为一个自然人，其思维的价值就会失去自然母体赋予的本真意义。既然这个人的思维远离了本己思维的自然母体，茫然失措的人们沦作异化的游魂就在所难免了。自然人作为一种生命活体的客观存在，它存在的本质意义就在于语言符号赋予的‘人’这个名字。既然‘人’的名字实实在在地存在着，那么，人存在的本质价值与意义就在于认知和彻悟共通神谕的名字‘人’。只有切切实实地认清和彻悟了‘人’是什么，人类才能在根本上，从狭隘的‘类’中摆脱出来，真正知道为什么要活着、如何活着，进而争取做个顶天立地真正意义上的‘人’。

      ‘悟’是人类思维对自身有限性与自我认知无限性超感知或超验拓展的自由疆域。挣脱一切功利的羁绊，人类通过生命中存在的近乎幻觉的‘悟’，对事物的本质数进行超验的跨形式、跨时空的‘全息取象’，从而可能接近或发现事物的本质存在。可见，超验之‘悟’成就的是人类灵异的最高智慧。也就是说，人类只有通过‘悟’，才可能最终实现象与数的本体化，有效规避各种错觉制造的云遮雾绕，才能真正摆脱各种‘高调理想’散布的流言蜚语，还真相大白于天下。人类的‘悟’肇始于人的本体意识，即对自身奥秘存在的困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它是人的本体意识对自我肉体惺忪的召唤。幼年的人类从经验的感知之外，惊讶地悟出，我从生里来要到死里去，双向交通、生死自然，任何人都挣脱不了、摆脱不掉。人类对诞生与死亡的超验认知是悟性使然，因为每个人的生与死只属于自己，谁也无法决定别人的生死定数，谁也逃脱不了自己的生死定数，谁也体验不到自己的生死之象。但生死之间，我们可以自由选择本己的生存价值、目的与意义。植物的长息、潮汐的涨落、鸟儿的翎翔、繁花的斗艳、牡鹿的忧伤，乃至一部历史、一条真理、一种意义，至真与至纯、至爱与至美、至善与至恶（两者同义）以及灵明与良知、价值与信仰，都是人类‘悟’的本真存在与不竭力量。‘悟’就是人类自身以灵异而颤抖的想象力去‘体验’或创造出体验，对万物进行超验的‘全息取象’，从而超拔地认知事物的本质、穷尽宇宙的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正是先古易师杨朱所言的‘轻物重生’和‘全性保真’，也是老子所讲的‘道法自然’的寻根之旅。‘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理）气以为和。’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正是古人在这种‘天地共通’超验之悟上捕获得到的宇宙真理。它告诉我们，现世中的‘我’，不仅是一个善与恶相影随‘对立互补’的本我存在，而且还是一个具有宇宙意识和泛生主义情怀的超我存在，即天道、人道、地道，三足鼎立、互制互衡的超我存在。‘我’的最高境界是彻悟我、寻觅我，并最终实现我，达到‘天人合一’的超绝境界。

      后世研易者多以‘悟道’为尊，借易论道、缘理悟道，以致‘积著如山’。这就说明，中华古易重视与肯定‘人’具有超凡的能动性与自觉性。正是人类具有‘感而遂通天下’的‘悟’，先古的哲人能动地感悟出，中华古易乃‘天下之至神、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变’之‘对立互补’的变易机理与‘三极之道’的不易成因。先哲们悟出中华古易乃‘兴神物以前民用’表明，人类的悟性作用是伟大而神奇的。在中华古易中，‘悟’始终是立足于人的本体而非认识对象本身。就世界观而言，‘三生万物’，天道和谐，万物有别，利而不害、平等自在，‘道之尊，德之贵，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就方法论而言，万物的基本性质是一样的，‘负阴而抱阳’对立互补的存在，也就是说，都有存在的客观条件；万物的繁衍生息规律是一样的，‘生生之谓易’，阳极生阴、阴极生阳，逆来顺往、周而复始；万物的基本功用也是一样的，人有诈愚直诚、利弊得失，物有善恶因果、矛盾冲突。如此等等，皆说明了‘悟’是从人的本体出发，从不同的角度对事物进行时空四维取象的。‘悟’的深度与广度全面涵盖了人的自然和社会属性及客观功用。因此，它是灵异的人类认知自身有限性与宇宙意识无限性服务的最高级智能思维活动。

      ‘悟’是立足于人的本体，以认识客体为出发点的认知过程。它通过相异的认知方向与标准，借助直觉意识由一及类、举一反三的类象叠加，在整体化中对事物进行比较思考、抽象复位，直至象数本体化，最终得出整体恒动的形象化超验结论。这种悟性结论，在‘道’认识上是描象的理数；在理的认知上是形象的数理，即‘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在中华古易里，人始终是一个活生生的理数和形象，它超越了狭隘的认识主体以及唯我独尊的功利目的。因此，唯有摆脱过往的经验性认知的思维定势，通过超验之‘悟’才可能对事物的本质存在进行客观真实的陈述。也就是说，人类通过经验性认知或实验之法只能得到有条件的‘相对真理’，即‘理’，而无能于触及无条件的‘绝对真理’，即‘道’，绝对真理就存在于宇宙与每一个人相连接的悟性深处。或者说，不自省、不自悟的人只可能在‘相对真理’的‘洞穴’中打转，永远都不可能寻觅到绝对本己的存在，即‘道’，亦无知于除了生存之外，本己活着的真正目的、价值与意义。

      《系辞》云：‘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也就是说，事物的本质数存在于逆向思维的数理机缘之中，只有彻悟‘是故易，逆数也’的河洛数理成因，方可‘定天下之象’。然而，后学儒生往往在‘尚不能明易’和‘君子之道鲜矣’的情况下，受功利主义驱使不求甚解、见利取义，遂定天下之象。这种‘不知易而解易’歪曲糟蹋中华古易本意的作法，最终收获的只能是天下乱象丛生、弊端与矛盾横行。故而，中华民族演绎千年非人的专制主义政治文明就在情理之中了。既然人类具有共同的统一名字‘人’，那么，人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应该具有某些基本的共同价值与标准，即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应该是绝对普世和纯粹的价值，没有任何政治文化色彩，亦无任何意识形态沾染的价值，只要是个活生生的人就应该具有，而且必须具有。因为，它是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最基本和最现实的本真要求。当下的语境中，自由、民主、平等、宽容与人道，是人性从盲动走向成熟理性后，自然母体向丰满的人性发出的本真召唤，它是人类文明从野蛮盲动走向成熟理性的重要标志，是人类共有共享普世价值的丰碑。由于人类社会是个众异的组织，生存其间的每一个人都具有绝对的差（个）异性，即使一奶同胞的兄弟相似但不雷同，也具有相异的个性、偏好与差别。因此，作为各异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在于承认差别、承认个性、承认多元主义的正当性。也就是说，真正科学的社会管理机制必须尊重各异的生命、崇尚丰满的人性和张扬独立的个性，并致力于保障每一位公民平等、自由选择本己生存的价值、目的与意义。它应该是一个能够保障公民在地球上每一个地方随意走动的自由社会；它应该是一个能够保障公民平等充分享有各项民主权利与自由的社会；它应该是一个能够为愿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公民提供平等参与机会和广阔参与空间与舞台的社会；它应该是一个保障每一个公民免除恐惧、焦虑与不安，不只是为活着而活着，能够享受到家的温暖的社会。只有义无返顾地朝这个方向勇敢迈进，我们的子孙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我们的祖国才可能有光明的前景，我们的国家才可能欣欣向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有希望最终得以实现。

      纵观中华血腥的文明史，我们不知重蹈多少成王败寇的厄运，也不知错过多少绝地逢生的契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华文明之根‘古易’自秦汉以来，一直在沿着‘曲易巫用’儒易的曲折道路蒙垢潜行。儒易的诞生，不仅成就了所谓‘儒学’，还造成了中华古易偏离了逻辑学的发展方向，并直接导致中华象数思维趋向了迷信。儒学的政治成果集大成于汉武尚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舆论一律的谬误。作为群经之首的儒易，奠定了中华专制主义政治文明文化官学理论的基础。在诸子立说的理论框架中，‘天高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的天人说，完全是‘经世为用’颠倒逻辑的‘治世（乱世）’社会学，而不是天与人相对关系的本体认知，这无疑与古易说‘理道分离’的初衷背道而驰。中华民族长期沦为专制主义政治文明的重灾区，关键在于儒易及其儒学有它悠久、坚实本末倒置的文化根基。我们观察事物的视角往往习惯于受顺向思维的支配，局限于自上而下、由远及近、由外到内的极端思维定势。因为这样观察事物更直观、更容易，似乎不需要动脑子就能轻易地取万物之象。《系辞》中‘易取象于天、天大于易、天易合一’的天易论，验证了这种顽固的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在此之下，‘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中华古易长期沦作天的奴隶，遗忘了本真的自己，用于观天取象，甚而曲为巫用。天易归于人神、君权归于神（天）授、历史归于选择、民主归于集中、人民归于代表，诸如此类，皆立论缜密、界学分明，不容置疑、不容反对。也就是说，我们把中华古易的至理大义、至广大道在感性直觉思维的强力牵引下，推向了一条完全悖反的歧途。

      千载以来，中华民族的治学精英所谓的‘知者’、‘博者’‘悟’入误区，‘为学日益、为道反损’就在所难免了。岂不知这种顺向思维模式，恰恰迎合了人们理性思维实践的惰性需求。因此，在这种极端思维支配下，中华民族虽然创造出了诸如‘四大发明’辉煌灿烂的文明成果，但文明成果因匮乏理性的实践沃土难以继承发展和保全就成为必然。事实上，自古以来，正是由于我们对天主观的、顺向的、形象的、片面的直觉认知，才最终导致中华民族走向了一条社会的、合一的、求全的、功利的千年文明之殇专制主义政治文明的悲惨谬途。时至今日，当下的我们应当警醒觉悟、应用超凡的理性纠枉过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