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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理悟道:走出思维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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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6-3 13:07:5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苏小草sxc 于 2017-6-5 22:18 编辑

缘理悟道:走出思维的‘陷阱’
                文/苏小草


按:人类是具有理性的高级动物,富有‘真’智慧是人类的最高尊严,‘人人平等’的精神信仰和‘人人自由’的精神追求是人类的最高正义,即天赋的道德目标。博爱是人类完善自我与认知世界的终极诠释和表达。


从政治语义上讲,理性思维实践的范畴内,人类共同的理想,即普世价值从来都不是一个超验至极的概念,而是一种经验调和的产物,也不是一种终极至善的未来目标,而是一种实在的现世追求。因此,现代社会,普世价值被确认为全人类共同遵循的价值理想与信仰,并得到世界公民的普遍认同。而中国至今没有走上这一步,主要原因在于,作为一种调和的产物,它似乎与传统的中国人追求终极‘至善’的‘恒在’格格不入。

通览世界发展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确实步入了儒文化打造的极端思维误区,倘若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断不可能走向一条自省、自纠之路。在儒学的长期熏陶下,中华民族追求终极‘至善’心理情结日久年深、根深蒂固,似乎难以动摇。殊不知,这种恶劣的民族心理正来源于投机取巧的孔儒们对中华文明之根:古易‘至极之道’的歪曲与误读。

长期以来,为达到‘彻悟’古易的绝尚境界,后儒在参悟古易的过程中,皆效法先师、不求甚解,将中华古易‘对立互补三极之道’醒世的世界观‘道’的绝对性嫁接到了‘对立互补’的方法论‘理’的相对性上,并定格为‘不黑即白’的‘一阴一阳之道’,遂目的与手段颠倒,继而演化为等级之礼道,而误入歧途、无法跳出旧窠。故而,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口诛笔伐、互相攻讦,‘于学日益、于道反损’,折腾千年、徒劳无功。中华民族在追求社会理想的过程中,始终被一种极端思维缠绕无法解脱,皆缘于此。为了一劳永逸地获取或实现心目中的‘恒在’,我们总是精神失常、逻辑错乱以塑造人神、迷信权威为己任,但天不遂人愿,又总是被所谓的圣人、英雄、楷模、偶像牵强附会的‘只言片语’蒙骗。我们擅于编造世俗神话,同时又痴情于用它埋葬自己,于是,只能无怨无悔地苟活在欺人与自欺的愚顽、蒙昧之中。

从过往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人话’与‘神话’之间,往往选择‘神话’;在梦境与现实之间,往往选择梦境;在盲从与理智之间,往往选择盲从;在自主与主义之间,往往选择主义;在真相与谎言之间,往往选择谎言;在民谣与官谣之间,往往选择官谣;在野蛮与文明之间,往往选择野蛮;在自由与枷锁之间,往往选择枷锁;在敞开与禁闭之间,往往选择禁闭;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往往选择形式;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往往选择目的。而这一选择过程又往往充斥着‘不由自主’的被动性与屈辱性的暴力色彩。

学界早有论证:中华先人在探究古易本源的过程中,走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被研究之路。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完美的‘数理哲学’,中华古易之中蕴涵着天地间无可穷尽的真理,‘古圣先贤’在参悟古易的过程之中,往往处于‘天尊地卑,贵贱位矣’的屈辱地位。由于逻辑思维受到中华古易象数语言符号的限制,人们自始至终都在傲慢不羁的‘形式逻辑(二元)’中折腾,没有触及到其中的逻辑本体‘道’,故而置身于被古易研究的窘境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华古易的象数语言符号对研究者大脑的感性思维具有超拔的‘施暴’特征。于是,右脑的感性思维在持续不断的强力催化与刺激下,急促地疯长起来,随之,左脑理性的逻辑思维不可避免地受到无情的打压或抑制。

可以看到,面对中华古易深不可测的‘数理魔方’,身处卑微地位的研究者始终扮演的是一个‘乞丐’的角色,然而,人类大脑追求真理的精神运动始终不会停歇,于是,浮想联翩,屡战屡败、屡遭施暴。既然至极的真理可遇而不可求,所谓‘不在道中而言道’胡编乱造的‘圣言’寄语,就自然而然地被吹捧上天,并冠冕堂皇地陈列进人们狭窄的大脑空间。从这方面说,中华古易给人类开出的是一个治愈顽疾的‘至善’药方,但却意外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个难以治愈、愚顽千年的‘至恶’病症!

犹如一个悲悯无常的童话故事,在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尚未正式显身之前,它给中华儿女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当然,‘玩笑’不可能是先天设定的,而是后天人为的。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玩笑’能经久不衰、如此绵长,在其中扮演见利取义角色的孔儒们功不可没。它不仅是图谋不轨的孔儒们对中华古易歪曲、蒙垢利用之投机心理作祟的‘杰作’,也是对国人擅于塑造膜拜人神和迷信权威的警示和惩戒。千年的迷途、千年的期待,21世纪的今天,真相大白于天下,但愿国人能自此认清儒学的本质和孔儒们的丑陋嘴脸,摆脱桎梏中华千年的迂腐与蒙昧,唾弃毒害、祸我千年的儒文化,寻回自己的根,即河洛文明的道文化。这对于弘扬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一种由追求‘至善’理想的政治精英与‘至恶’现实的群盲心理相交织而形成的历史,必然是一部血迹斑斑的罪恶史。‘至善’的理想脱离了人性的本质,实践中,它往往与‘至恶’的现实水火不容、兵戎相见,祸害人间。中华民族在追求‘至善’理想的挫败中,跌倒又爬起、爬起又跌倒,屡作自我的困兽之斗,只能在痛苦、无望的日月中挣扎,寄于萎缩的理智弥望祈求苍天。此种异想天开的投机心理又助长了逻辑思维的惰性,于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实是一卧盛产投机故事的‘摇篮’。人们往往以梦呓般的‘理想’为道具,利用暴力和强权的手段,将乏陈可数的‘至善’的理想填补进虚拟现实,以充实无边的痛楚与悲欢。虽然人们生活在一个‘至恶’的社会现实中,但好了伤疤忘了痛,稍纵即逝的真理,总被麻木愚弱的人性折断。因为,奉行功利主义的价值系统里‘至善’的理想依然装扮成无所不能的‘上帝’,诱惑着人们迷茫浑浊的眼球,搅动着人们脆弱麻痹的神经。

可以看到,过往的历史中,为捍卫自己的‘正统’地位,以混淆视听、迷惑公众,中国的专制统治者无不道貌岸然、假仁假义,倡导‘以德治国’,把自己标榜成千古的英雄或楷模。殊不知,在‘德’行天下的社会氛围中,人们往往难以接受自己的思想、观点或方法有误,更不愿反省、纠正自己行为的愚蠢与错误。因为,‘无真则无德’,谁都知道,现实中,所谓的‘德’只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表演的道具,反省纠错就意味着将失去继续表演的机会。既然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既然历史是由谎言与欺骗编写的,那么,曲终人散尽,表演至此休,自会有投机的文人墨客作出编造的漂白或解脱,即使生前罪恶滔天也不会记录在案,责任自会有莫名的冤死鬼承担。于是,中华历史往往成就的是一部御用文人粉饰太平、编造‘世俗神话’的奇思伟构,而真正的历史,只能到沉湮的坟墓里去探寻、挖掘。

古有‘众口铄金、积毁销骨’之说,中华民族长期生活在一个虚幻的梦境之中,虚假的繁荣之中,虚无的理想之中,虚脱的现实之中,故而流言蜚语、诬谤谗言往往能掩人耳目,左右视听。自古以来,专制统治者之所以能够推行愚民政策,就是利用了语言的这种独特功能。受儒学的蒙蔽与污垢,中华民族的左脑长期处于被动的休眠状态,逻辑思维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开发与利用,导致右脑的形象思维能力居于极端的主导地位,人们本身的能动性被形象化的夸张语言无限制地放大,呈现一片心急火燎的‘虚荣’景象。历史上,出现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谬论,就是明证。其结果是人们普遍丧失对自我理性的客观认知,沦作暴力语言的奴隶或工具。

语言文字作为一种传播思想文化的工具,一旦被政治的所谓主题‘思想’或‘圣言’占据,就会被人们想象成一种未来社会的载体,而失去传播、交流信息的本质功能。统治思想一旦霸占并改造语言,转换成语言文字的唯一载体,统治者就拥有了制造罪恶和逃避追责的无边权力。于是,暴力语言紧随语言暴力产生了,圣人、英雄或思想偶像蜕变成驾驭暴力语言的载体,并借助暴力语言的力量具备了一种超越现实的‘自然力’。虚幻的至极理想与渴望亟不可待地代替了人门对现世的追求。在这种‘思想’与‘政治’极端一致的惯性思维支配下,中国人在科学与迷信之间,选择了迷信;在语言与行动之间,选择了语言;在斗争与竞争之间,选择了斗争;在投机与机会之间,选择了投机;在宽容与狭隘之间,选择了狭隘;在真善与伪善之间,选择了伪善;在唯美与虚荣之间,选择了虚荣。于是,人们的思维走向了一条迷信思想、迷信权威、迷信理论、迷信教条、迷信争斗、迷信暴力、迷信极端的歧途。

‘不知生、焉知死’,由于中华民族认知世界不是从本体‘自身’出发的,而是由认识客体‘宇宙’起步的,长期以来,我们缺乏对自身,即‘人’的普遍科学认知,‘人之初、性本善’的格言随之传唱不衰。一个自视为完美无缺的人,是无法正视自己的缺陷的;一个自视为完美无暇的民族,是难以容忍异端存在的。真理往往最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过往经验的‘一致’之内,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不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真理就会擦肩滑过。我们可以看到,泱泱华夏文明,历史上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数不胜数,但能真正得到独立性甄别、制度性实践,并弘扬的并不多见,常见的倒是被歪曲、蒙垢、诋毁,甚至于越是先进的东西,越易遭到毁弃、焚烧、放逐。这就是世界上,很多优秀文明文化成果往往萌芽发端于中国,流传发展于外国,最后又引进至中国的缘由。因此,中国不是没有真理,而是儒文化为主流意识下的中国,没有容忍真理存活与实践的空间与土壤。

儒文化作为一种主流意识,中华民族在其长期的熏陶与阉割下,思维的活力深陷非理性的惰性之中,人们往往迷信‘至恶’的现实,终究会通向一条‘至善’的虚幻大道,这一天真、浪漫又大胆的想法,根植于一种极端思维对人性‘至善’理想的非理性盲从与奢望。‘至善’的理想来源于人们对自身非科学的认知,从根本上说,对个人而言,它本身就是一种‘至恶’的追求。也就是说,儒文化压根就是一种毫无价值的伪文化,一种由文化骗子着了色,冒充‘金豆子’叫卖的‘泥团子’。它不仅是一种鱼目混珠的文化赝品,也是一种欺世盗名的文化垃圾。因此,在它的支配下,中华民族沿袭千年的‘至恶’现实就难以避免了。21世纪的今天,醒来的国人只有挣脱儒文化的蒙蔽与束缚,使自己的内心真正强大起来,才可能有望摆脱千年的梦魇,迈向光明的未来和迎来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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