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孔儒文化传统之于‘家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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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草：孔儒文化传统之于‘家天下’


      按：一个阙失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支撑的社会，其‘仁义’的喧嚣无异于助推人性的腐朽堕落；一个阙失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支撑的文化，其‘仁义’的教唆无异于加剧人性的沉沦败坏。


      儒学的实质在于构建一种功利主义‘官本位’等级伦理，而这种等级伦理必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双重阙失。一个公平与正义双重阙失的社会必然最终演绎成王败寇、生灵涂炭王朝更迭的悲惨剧情。因此，自儒学诞生之日起，中华民族的悲剧宿命就注定了！可谓：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孔祸天下；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群儒乱世道。儒学是一种‘伪道学’，其与‘真道学’是不可能相容的，儒术实为一种骗术。骗子的伎俩被识破，倘若骗子说，骗与被骗可以并行不悖，说明骗子仍要行骗。中华千年革命斗争史的祸根正是孔儒文化种下的，亦如老子所言：‘夫礼（等级）者，忠信之薄而乱（内斗）之首也。’

      生活中，受一种极端思维支配，极端的利己主义往往以某种‘至善’的面目出现，而这种‘至善’必然成就‘至恶’的现实，因为，它的实质是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构造只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价值体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本质在于以尔虞我诈的方式实现‘仁者，爱人，亲亲为大’的极端利己主义人生价值目标；‘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本质在于以奸佞机巧的方式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极端利己主义人生价值目标；‘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本质在于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实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极端利己主义人生价值目标。也即是说，前一句话只是语言主体实施坑蒙拐骗煞费心机中巧设的道德骗局，其本质意图在于变现后一句话之极端利己主义的要求。

      欺骗一只小狗比欺骗一个幼童更容易，归根结底，智商不同。因此，训练、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胜过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中国的前途在于摒孔弃儒，复归大道，融入世界。权力具有功利性，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官本位’的等级伦理是长生集（极）权体制的土壤；集（极）权体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因此，根治腐败的途径在于，其一：摒弃‘官本位’的等级伦理，树立人人平等的信仰，消除长生集（极）权体制的思想基础；其二：构建‘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消除滋生腐败的制度根源。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中国古代史上，最痛恨贪腐的皇帝莫过于大明王朝的朱元璋，虽酷刑治吏，终以治腐始、贪腐亡。可见，权力反腐，越反越腐，不可能取得最终成功，原因是，权力反腐难以跳出集（极）权的旧窠，而集（极）权的结果很难摆脱‘人治’的螺壳。因此，根治腐败的惟一路径在于，破除‘官本位’的等级伦理，构建‘分权制衡’的制度体系，实现权力结构的科学化和社会治理模式的民主化与法治化，从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

      言论自由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尺，也是现代社会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法治的目的在于，限制公权力的行动范围，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与平等权利，而非相反。道德价值领域，一个不求‘真’的文化主体上，越是高调倡导什么越是缺少什么；一个求‘真’的文化主体上，不需要高调倡导什么便能拥有什么。现实中，可以看到，标榜‘正确’往往掩盖谬误，标榜‘光荣’往往折射虚荣，标榜‘伟大’往往衬托渺小，中华千年悲剧宿命的根源在于，一个孔儒文化传统为主流意识的中国，不仅拒绝‘真’而且反对‘真’，没有真理存活的空间与土壤。因此，‘文化’不是刻舟求剑的自我标榜，而是一种寄寓‘真’的追求与信仰。

      当今中国，党文化之‘党天下’只是儒文化之‘家天下’的变种，它们均强调尊卑贵贱之等级伦理秩序和上行下效之‘舆论一律’。等级伦理秩序体现在权力结构上，树形的‘家长制’权力结构；‘舆论一律’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颂圣情结、明君思想。由于这种意识形态是功利主义投机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其主导下的权力结构必须借助强大的暴力做后盾，否则，难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因此，强权暴力只是这种文化体制打造野蛮史的副产品，而非创造文明史的排泄物。

      一个集（极）权的专制社会向一个民主的自由社会转轨进程中，反腐与制度变革必须同步进行，否则，文化本体论的喧嚣必然将反腐成果淹没，并最终导致前功尽弃、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