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中国金融系统潜藏的风险究竟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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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集体学习，一行三会领导就各自领域重点问题与如何防范风险进行介绍。同时，会议提出了进一步维护中国金融安全的六点任务，包括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处理风险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提高领导干部金融工作能力以及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

　　对此，有资深学者指出，本次政治局会议具有两大不寻常处：一是自十八大以来，中央首次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主题进行集体学习，而且出席这次会议人员规格之高（一行三会领导），讨论范围之广已超过之前的金融专题会议。

　　另一个是，会议将维护“维护金融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彰显了中国最高决策层对金融安全形势的高度重视，以及其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心。

　　就在稍早之前，IMF在最新4月19日发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GFSR）中提到中国信贷快速增长使得金融稳定风险不断增加。IMF报告中提到，当前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规模已达到GDP的三倍以上，而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信贷敞口也有所增加。中国许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存在着严重错配，流动性风险和信贷风险处于较高水平。

　　对于，中国是否会发生金融危机，学界早已争辩不休。FT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也在2016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有过激烈的观点交锋，针对吴晓灵提到的中国债务率并不严重的观点，马丁·沃尔夫却认为，危机爆发前决策层往往都认为没有问题，如英国银行在遭遇300年来最严重金融危机之前也称其资产负债表表现很好，但危机往往在忽视中爆发。

　　近期，马丁·沃尔夫又在其专栏撰文《中国如何摆脱债务陷阱？》中提到，中国仍然需要依靠债务快速增长才能维持经济增速，而且摆脱这个陷阱的所有方法，看上去都很艰难。不过，笔者认为，面对潜在的危机与风险，本届政府不是一味的将问题推后，而是寻求危机解决之法，应该是值得肯定。那么，现在中国究竟有哪些金融风险，会引起决策层如此高度重视呢？

　　第一，企业杠杆率大幅攀升。

　　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企业的杠杆率还很低。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实行了4万亿政府投资计划和10万亿天量信贷扩张。虽然，剌激政策使国内经济在短期内为之一振，但国内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国企）杠杆率快速攀升，截止2015年底，非金融企业债务高达131%。企业杠杆率偏高，会增加企业财务成本，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就会上升。近年来，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急骤升高，主要是传统制造业高杠杆、高负债惹的祸。

　　此外，僵尸企业的债务风险也让当局很头痛。僵尸企业之所以“僵而不死”主要是地方政府出于促就业和稳经济的考虑，为其“保驾护航”。但是随着中央的“去产能”工作的深入展开，僵尸企业不得不面临倒闭或重组，而僵尸企业往往都欠着巨额的外债，如果僵尸企业退出市场，那么债务危机将难以避免。

　　第二，影子银行规模过于庞大。

　　所谓影子银行，就是游离于监管视线之外的资金。其中包括银行表外业务和非金融机构的资金业务。截止2016年底中国影子银行信贷规模大概在60-70万亿左右。更有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真实规模可能会更高。

　　近期，民生银行爆出30亿假理财产品案件，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将代销的理财产品移到表外，向高净值客户出售，而最终却面临兑付危机，使得上百位投资者损失惨重。此外，还有大量的P2P、信托、保险等理财产品的问题频发，也迫使监管者对影子银行潜在的风险开始高度重视，并要下大力气予以整治。

　　第三，房地产业和地方政府投资项目

　　中国的房地产已经繁荣了十多年，正是由于其赚钱效应，受到了各路资金的青睐。自2016年开始，受到信贷宽松的影响，国内部分热点城市的房价开始快速上涨。现在像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动辄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而热点二线城市的房价也要动辄上百万。

　　正是由于房价非理性上涨，已经脱离了当地居民的实际购买力，这主要还是加杠杆惹的祸。事实上，中国部分城市的高房价，主要还是由房贷堆砌而成，如此大的泡沫风险，想想都会觉得可怕。

　　此外，还有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他们融资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投资，但是基建投资最大特点是资金耗用大、建设周期长、回报率低。虽然，大量的银行贷款都沉积在基建投资之中，或可让地方政府的GDP靓丽一些，但对于银行来说，投资基建项目的风险是很大的，往往基建项目到期之后，银行为了避免出现坏账，而主动选择续贷方式，将基建项目风险往后拖延。

　　第四，汇率波动的风险。

　　众所周知，近年来，由于国内经济的下滑，以及美元指数的持续强劲，使得人民币汇率出现了大调整趋势，这将更多的国内游资抛售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而回流美国本土，而对于中国央行来说，为了稳定汇率，防控资金流出风险，不得不抛售外储，这使得中国的外储从最高时的3.99万亿美元，一下回落到3万亿美元左右。可见，资金外流的现象有多么严重。所以稳定经济，收紧货币，降低资产杠杆，才是保汇率的根本。

　　实际上，国内这四大金融风险早已有之。以往对中国金融风险的警告往往来自于海外，不仅包括IMF、BIS等国际金融机构也包括一些海外对冲基金与机构投资者。前者只是从经济理论上提供金融风险的判断依据，而后者则往往在看空的同时又采取做空策略，对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影响更为直接。

　　面对潜在的金融风险，以及海外学界的警示，过去中国决策部门大多表态比较自信，不予理睬或者反驳批评作为回应，而此次会议中国高层直视问题的重要性与严峻性实属难得。笔者认为，一味的回避不是处理问题的办法，只有将风险摆到桌面上，商讨解决方案才是上策，国内的金融风险问题如果一拖再拖，由微拖重，反而不利于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那么如何才能化解风险呢？

　　首先，宁愿经济增速稍微放缓一些，将房地产泡沫先控制住，让热点城市房价保持稳中有降，这样才有利于后面的“软着陆”。再者，不管动用什么货币工具，都要将金融体系内的流动性引向实体经济，中国经济必须“脱虚向实”。再次，将资本项目可兑换，不过是有管理的可兑换，并且进行严格的监控。最后，防控金融风险，不仅是集中在一行三会，更要涉及多部门政策配合，这样有助于最高决策层的基调落实。

　　政治局会议提出要防控金融风险，这使得中国去杠杆和供给侧改革迎来了难得契机，如果上下能够统一贯彻这一基调，即使承受一定的经济阵痛，发生个别的金融风险，也是在可控的范围内，但这为中国经济清除了多年高杠杆、高负债的恶疮，更有助于19大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