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人类正在彼岸中注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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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民族志的讨论是一场从对人的物理空间的研究迈向虚拟空间的研究，也包含了从对社会组织和象征符号等文化体系的研究迈向了对人的精神结构和人格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还包含了从对人的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内部空间的关注。这也许会促发一场具有革命性转折意义的人类学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将会为我们提出一系列新的命题，即在已经将数字化与物理学、生物学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人工环境和心理环境的条件下，人类学这门学科能有什么样的新作为，在研究上能有什么样的新突破，能否为这门学科产生一些什么样的新定义？如果新定义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那么中国人类学的中国化就将进入发展的新阶段。

人类学研究中的未来意识

本文缘起于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和《探索与争鸣》杂志主办的“微信民族志、自媒体时代的知识生产与文化实践”研讨会上的发言。

这次会议对于人类学的学者来说是极富挑战性的，因为自媒体时代正在解构许多传统人类学的概念，召开这样的会议实际上也是在定义人类学的许多新概念。就连会议题目中的“知识生产”这样传统的人类学的概念都在面临挑战，因为网络时代也就是自媒体时代，不再是知识生产的不足、需要生产知识的时代，而是知识生产的过度，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因此，需要在众多知识的基础上进行遴选，并生产创造力和想象力。正因为如此，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出格”，可能会超出一般人类学的常识，可能会加上一点创造性和想象力，来讨论自媒体时代人类学研究将会遇到的一些新的值得讨论的问题。

人类正在彼岸中注视自己。“彼岸”的概念来自于宗教世界。从传统宗教的角度来讲，那是一个远离凡间俗世的天国，是神的国度，是一个人的身体无法进入、只有灵魂才能进入的地方。从科学的角度来讲，那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类想象的神话空间。人类从来没有想到过，在地球上、在我们的尘世中，会出现一个只有灵魂能进入、人的身体进不去的空间。

而现在网络时代的来临，让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空间，这是一个可以让语言、文字、图片和影像进入，但人的身体无法进入的虚拟空间。当然，这是由科学技术造成的，并不是神造的空间。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空间仍然是人类物质空间的某种投射，并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但是我们就不可以想象人类有三维、四维、五维空间吗？古人认为的“彼岸”我们没有进入过，但当我们在虚拟世界中来重新注视和反思人类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新思考？自古以来人类的文化都是在相互交流中发展的，不同交流方式的出现所带来的都会是一场人类文化上的和思想上的革命。“早在遥远的新石器时代，随着语言的产生，远古的先民们便通过相互的交谈、信息和物品的交换，使各个群体之间开始了相互的影响和交往。”“但在最近的160 年间，随着电报技术的发明使用，世界性网络开始迅速电子化，从而使得人类交往的内容越来越多，速度越来越快。时至今日，尽管人们使用的相互交往方式有着巨大的不同，但是每一个人都处于一个巨大的全球性网络之中。”今天我们不仅进入了一个全球性的网络中，而且进入了一个可以随时相互交流的虚拟空间。

在这样一个场合下，人类的知识、人类对于世界的看法，包括整个知识结构、社会结构会不会来一个全新的重组呢？而在这样的过程中，人类学的研究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人类学可以做些什么样的工作？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大家的观念中，人类学的主要任务是要寻找人类文化的起点，从而思考人类文化的未来走向。因为科学技术是可以一往无前不断创新的，但人文学科总是要回到人类文化原点去重新审视我们人类是从哪来，然后又将要到哪去？尽管人类学也有对于人类未来走向的思考，但总体来说，思考文化的原点较多，思考未来的发展较少，这和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缘起于对欧洲以外的一些地区的原住民的考察有关。这些研究对于了解人类最原初的文化动机、社会的运转模式非常有帮助。但后来随着社会的剧烈变迁，许多原住民地区的生活也发生了迅速的改变，人类学又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对不同文明社会的研究，尤其关注文化变迁的问题。但总体来说，还是关注当下较多，关注未来较少。

随着互联网、新能源、工业4.0、3D打印等让人目不暇接的新的科学技术的出现，人类社会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有可能我们的身体已经到了另外一个新的时代，我们的思想和观念还停留在原来的时代，导致我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发展的速度不能同步。为了能够同步，我们必须要把研究的眼光转向未来。这样的现象就好像我们在黑夜中开车上了高速公路，必须要开远光灯，而且要目视远方，我们才能看清楚前面的景物，不至于遇到危险。当今的人类社会就好像开车进入了高速公路，各个学科都要注视远方，面向未来而思考问题，在黑暗看不清楚时，必须要开远光灯。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中，只有能够注视远方的学科，才能成为引领社会发展的学科。笔者希望人类学能够成为这一重要的学科之一。

未来并不是被动地在等待着人们进入，而是人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和创建的，在这样的努力和创建的过程中人类学不能缺席。因为未来社会的高科技发展需要注入人文关怀，也需要有人类学的思考。所以费孝通先生认为，人类学的功能不仅在于“回顾与展望”或者“解释”，还在于“参与和创新”。这个创新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这是很值得思考的。费孝通先生有一个“三维一刻”的理论，即“三维直线的时间序列(昔、今、后)融成了多维的一刻”。也就是说，我们研究的现在往往联系着过去、未来和现在的一刻，形成了三维一刻。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刻”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的此刻正在面临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唯有搞清楚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哪些巨大的变化，才能有目的地回溯过去和展望未来。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首先意识到，当前正在面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第四次工业革命始于这个世纪之交，是在数字革命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过去相比其鲜明特点是：互联网变得无所不在，移动性大幅度提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开始崭露锋芒。这些技术之间的融合，以及它们横跨物理、数字和生物几大领域的互动，决定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与前几次革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必然会引起一场文化上即人类认知上的变革。因为人类以前是靠自己认知世界的，但现在不仅是靠自己认知世界，还有机器和人一起互动。以前我们写一本书，要等到变成铅字出版以后才能交给读者，而且读者有什么想法我们不能立即知道。但自从有了互联网，我们所写的文章和一些观点，放到虚拟空间马上就能有所反馈，同时还能及时讨论互动。面对这样的变革，人类社会是否会发生一场新的文化和思想上的革命？

费先生曾在书中写道：“我的一位印度朋友哈克萨在书中写道，哥白尼揭示了地球围绕着太阳转这个事实，使人类对自己的空间定位有了新的看法，从而引起人类思想上的很大的改变，引发了欧洲的文艺复兴……现在人类做到了在太空中行走，已经跳出了以太阳为中心的学说了，这就是人类活动的空间更大了。他预言又将发生一场大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是什么样子，他看不出来。”费孝通先生觉得他的话很有意思，关于人类在太空中定位的问题，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大变化，这个大的变化将会促使人们文化观念的大变革。所以，他接着说：“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是想告诉你们这辈人，脑筋一定要灵活一些，要跟得上时代的变化，这是一个变化很大、很快的时代。什么是脑筋灵活？什么是能跟得上时代的变化？以我自己的体会来说就是思想要搭得起来，要立体化，不能局限在一个平面上想问题，现在我们的脑子里要有四维、五维空间。一个思想‘飞’不起来的人，他思考问题的关系都是平面的，立不起来。”在讲完这话以后的不久，费孝通先生又在一次会议上讲道：“也许若干年后，（人类）会迎来一个文艺复兴的高潮。”他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他认为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历史上，当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欧洲的文艺复兴，可以说，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人类的现代社会和工业化社会的产生。任何一个社会发生大的文明转型时，必定来一场文艺复兴。当时费孝通先生已经意识到了这一变化，所以提出来告诫我们要有这样的前瞻性和文化自觉性。

今天，当我们已经目睹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时，而且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与以往我们经历过的前三次工业文明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时，我们还不能领会当初费先生所呼唤的文艺复兴的到来吗？笔者似乎看到了这一新的文明的曙光——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绿色文明。现在人们只是在不同的场合提到它，但还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也还没有覆盖到社会的每一个方面，那是因为每一次新的文明来临之前，都必然要有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也就是新的思想革命，以产生一套全新的价值观和对世界的新的看法。而且，任何一次新的思想革命和文艺复兴，都是从重新认识人自身和自己的文化开始的，即返回到我们出发的原点去重新认识人类的未来，这正是人类学的特长和人类学可以做的思考。这一思考就是，一方面站在今天回溯过去，找到新的一场文艺复兴的起点；另一方面站在今天展望未来，增强自身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判断力。

人类学研究的学科自觉

面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应该有一个人类学的学科自觉，其首先是要认识人类学研究的初心是什么，人类学最早产生的目的是什么。简单的回答应该是：人类学产生的初心就是研究人，从研究生物的人到研究文化的人、社会的人。正是这样的研究，让人类学在学术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产生了许多跨学科的、具有普适性价值理论的学术成果。但是，以往人类学的这类成果，大都是建立在对原始部落研究的基础上的，很多的理论总结都是来自于部落民族志的研究。当然，也有研究复杂文明和当代社会的优秀的人类学民族志，但相比较而言，研究工业化社会还是社会学的影响力更大。在研究工业化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学的问卷调查以及定性定量的分析，似乎比人类学参与生活、观察生活的田野考察更有优势。为什么会这样？笔者认为，因为在标准化、规模化和集约化的大工业时代，个体的面目是镶嵌在社会整体运转的大机器中的，这样的研究适合社会学，但并不一定能发挥人类学参与观察的特长。而在新一轮的文艺复兴来临时，当我们再次认识何谓人的时候，面对社会的结构越来越开放、人类的个体力量越来越强大、个人所穿越社会活动空间越来越灵活时；当学术界从关注社会的整体研究，开始转向追踪个体研究或小型的群体研究时；当科学越来越多地统领世界，人类需要更多的人文关怀，更多地对其情感世界进行理解时，人类学这门学科似乎有了更多的优势，似乎更能焕发出新的生机，并获得重新发展的机会。

费孝通先生说：“其实人是最难研究的对象，因为他有‘灵’、有‘慧’。”因此，“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凭着一些感觉生活，我们还要靠symbolic，社会生活是一种symbolic interaction。symbolic interaction 不单单是一种感觉的东西，我们要从这里找出我们需要的东西。前人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往往用文学的形式表达这种感觉——用诗的感觉来表达。”symbolic就是象征，也可以称之为符号，symbolic interaction也可以称之为象征符号的互动。人类的这种象征符号的互动往往是通过艺术的手段来进行的，艺术和科学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中包含了人的感觉系统和人的情感、情绪的部分，也就是费孝通先生讲的“灵”与“慧”。传统的人类学研究过人的体质、人的社会组织、人的亲属关系、人的宗教信仰、人的经济互换等，但对于关乎人类心灵深处的情感、认知部分，关注得较少，但这恰恰是人类学最需要关注的问题。当然，有关这一问题，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所改变，解释人类学、象征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感觉人类学等分支的出现，就是力图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但是，当人类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网络化的虚拟世界，人们可以从虚拟的另一个世界来观望自己、塑造自己，就像在镜子里可以看得见自己灵魂的时候，人类学将如何来应对这一新的文化现象，其将如何让人类学的研究得到再次的突破或发生巨大的转型，这是值得思考的。笔者认为，这一转型的重要目标，就是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到对人的心态的研究，也就是费先生晚年以后关注到的心态问题。当年费先生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因为当时并没有互联网，也没有自媒体，人们不知道还有虚拟空间，在那样的时代能感受到心态的问题，无疑是超前的。虚拟空间的出现，使人类学正在经历从对人的身体研究到对人的“灵”和“慧”的研究；从对社会生态的研究到对社会心态的研究；从对社会组织之间的互动研究到由人的情感世界构成的象征体系之间的互动研究等方面的转型过程，认识这样的转型过程，就是在提高学科的自觉意识。

当在网络上出现Facebook、微博、微信等自媒体的虚拟空间时，人类的世界开始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不仅生活在一个实体的空间，还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空间，人们可以随时在网络上对各种群体发布自己的想法和各种信息。这些个人和群体在网络上互动的同时，不仅扩大了知识的再生产能力，这些在网络上长期积累下来的个人的信息、看法、图片、影像，形成了完整的个人资料，也形成了完整的个人形象。这一形象既是实体中的人，又不完全是实体中的人，因为这是由个人的言行和图像所塑造的，有自然无意识的部分，也有有意而为之的部分。尽管如此，这却可以为人类学研究不同个人和群体的心态及人格行为提供极其重要的研究文本，其本身就构成了不同群体和个人的民族志材料，人类学者的任务就是解释和分析这些材料。

而且，在虚拟空间中也有社会结构，有群体化的朋友圈，还有大V和粉丝。当人类从这样一个类似彼岸的世界中重新认识自己时，会有什么样的新的理论出现？以前对于“我”的认识，有“本我”、“自我”还有“超我”；现在又出现了一个虚拟的“我”，这个虚拟的“我”是“我”，又不是“我”。是“我”，是因为所有文字、图片、影像，包括语音都是我发的；又不完全是“我”，是因为“我”不能够真正代表实体世界中的我，虚拟空间的“我”只是“我”思想的一部分。但是在网络上的所有人，都是通过这个“我”来认识“我”和理解“我”的。而且，网络是群体的象征，由此产生的群组织——分布式系统，将“自我”散布在整个网络，以至于没有一部分能说“我就是我”，因为在不同的朋友圈这个“我”的表现会有不一样的特征。而这些无数个不同的“我”的思维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无数个不同的社会空间，人于是有了多重性的进入不同空间的自我体验，并由此产生一种社会的意识流，我们怎么去认识这样一些意识流，可能是未来的人类学需要去讨论的。

笔者在这里将虚拟世界称之为人类的“彼岸”，是一种夸张的想法，但夸张的语言更有刺激，或许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彼岸”，是因为当前人类灵魂的确开始在一个虚拟的世界中流动，这是一个只有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通过语言、文字、图片、视频等象征符号在其中的交流，因而其成为了一个灵魂的栖居地。人们在这样的世界中展示自己、表演自己。而当人类学进入到这一空间的研究，就不再是在一个实体物理空间中所做的社会组织和结构的研究，而是一种深入到灵魂世界中所做的有关心灵组织和心灵结构的研究，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研究。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类从原始部落的人到现代社会的人，已经经历了从手持弓箭，到手握枪支，到手敲键盘，并掌握核武器这样的变化。甚至有人认为，人类已经从原始人进化到了上帝般的人，因为现在的人几乎在做上帝做的工作：以前认为人不可能创造生命，现在试管婴儿出来了，克隆的动物出来了；据说，未来人的器官可以用3D打印制造出来，器官坏了可以随时置换，所以人类正在幻想永生。于是我们发现，彼岸天国并不在天上，而是在地上。以色列的学者尤瓦尔·赫拉利就写了一本《人类简史》，副标题正是“从动物到上帝”。

在这样的时代，第一个转型就是我们需要对何谓人重新进行定义，重新认识人在世界的定位，而这样的工作应该由人类学者们来完成。第二个转型是在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人时，仅仅像以往那样从事人的群体研究是不够的，应该转向对于人的个体的研究。在当今世界作为个体的人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有力量、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时，对其生命轨迹的研究非常重要。正如在《工业4.0》这部书中写道：“人类本身才是我们今后所要关注的焦点，出现在这场转变首位的就是日益增长的个体的作用。”而第三个转型就是未来的社会是一个组织结构空前灵活多变的开放系统，个人或群体越来越难以成为固定的某一个系统的生活成员，因此，对于社会和人的流动的研究将会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目标。今后的人一生可能会多次改变自己的职业以及谋生方式，并且灵活地穿梭在不同的社会空间甚至地理空间里面。所以人类学将面临一个挑战，那就是传统人类学者所面对的相对固定和静态的社区正在解体，今后很难找到一个群体是永远固定的、一个社区是永远稳定的。在不同的社区，移民已成为常态，今天他来了，明天我走了。今后跟踪个体的研究，或通过关注个体连带着关注与个体相关的群体的研究，或许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趋势。

笔者认为，一方面是社会的需要让人类学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体的研究，网络中的微信圈的出现，为人类学家们研究个体带来了便利，同时也将改变人类学许多传统的研究方法与视角。网络中的微信圈等自媒体和网络互动模式的出现，将会改变人们对田野的认识。传统的人类学把田野看成是做科学研究的实验室，把社会看成是有规律运转的机器。但从格尔兹开始，人类学家改变了这种看法，他们开始把社会看成是人们表演的剧场，格尔兹认为，“文化，因其作为被表演的文本而成为公共的”。美国人类学家奥特纳还提出了关键剧本的概念，她认为每一文化不仅包含着象征的群集，包含着对宇宙的宏大设想（“意识形态”）的群集，还包括了用于展演（具有文化典型意义的）关系和情境的既定图式。如果我们把社会看成是一场场正在上演的、有脚本、可以想象、可以创造的戏剧，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人们每天在微信上晒的各种信息，也内含扮演某种角色的因素，而网络加强了这种表演感，使其成为人们塑造各种虚拟角色的舞台和剧场。我们对于网络中人的认识，往往是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象征符号来认识的，也是通过这些象征符号来互动的，因而如何分析和辨认这些符号和人的人格行为关系就变得日益重要起来。就像格尔兹所讲，人类学分析的目标就是使得这些符号变得可以阐释。而我们今天要转向虚拟空间的研究，就不仅是对象征符号的阐释，还应该包括人格行为和心理状态的分析，因为微信发布的跟踪研究，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做这一方面的民族志的研究。

格尔兹曾说，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现在可谓被他一语中的了。当前社会中的许多人，的确只要有时间就挂在网上，网络生活已经成为许多人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很多普通民众也都开始上网进入朋友圈，因为其起点很低，不需要认识很多字，可以直接发图片，用语音聊天，转发文章等。最重要的是，朋友圈可以是各种群组的，家人、老乡、同学、闺蜜等，在网络上加强了各种亲密关系的联络，而且把许多在远方难以见面的亲朋好友连接在一起，随时可以交流图片和视频。社会不再是冰冷的无情的机器，开始成为一个温暖的有机体，通过虚拟空间让不同的群体进入到各种社会的和生活的体验，并将其置于文化范畴内，将各种经验相互结合，形成新的价值观和时空观。

总之，这是一个与以往完全不一样的文化场域，其为人类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要求，也提供了可以焕发新的生命的可能性。当然，其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新的不可确定性，因为网络群无论以何种方式进入，几乎都毫无阻碍。网络是结构最简单的系统，其实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结构，它能够无限地重组，也可以不改变其基本形状而向任何方向发展，它其实是完全没有外形的东西。因此，当我们在网络世界做研究的时候，许多传统人类学的研究经验会顿时无效，因为这里的空间结构是如此的多元和相互的融通，其不仅存在于虚拟空间中，甚至会影响到实体空间中群体结构的重组。这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拓展创造力的时代，人类学需要去迎接这样的学科挑战。

人类学的中国化问题

最后要讲的是，人类进入互联网及微信时代以后“人类学的中国化”问题。自从人类学从西方传入中国，我们就在追求人类学的中国化，但怎么才叫人类学的中国化？是把外国人的理论搬过来，解释我们中国的田野材料吗？笔者认为，这不是人类学的中国化。人类学的中国化包括：第一，要创造中国自己原创性的理论，敢提出西方人类学界还没有提出的一些理论范式，包括自媒体的出现，这是一个新的现象，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和西方人类学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可以参考的现成理论很少，我们是否有能力产生一些相关的新的定义和新的理论，包括新的研究方法？第二，是否有可能用原有的人类学的理论去发掘本国的学术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人类学中国化的理论贡献给世界的学术界？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这种可能性在于，如前所述，历史上所有的文艺复兴都是回到人类出发的原点去重新思考。欧洲的文艺复兴是对轴心时代的古希腊文明的重新思考，而由古希腊的城邦文明、海洋文明发展出工业文明，创造出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文明社会。而在人类的轴心时代，不仅有古希腊文明，还有中国的先秦文明。

笔者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带来一个新的文明的产生，这一新的文明有可能是生态文明，否则，人类的前途必将是暗淡的，甚至是不可持续的。目前，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提生态文明建设最多的国家，但相关的有深度的研究专著并不多，即使有也还是限于一种传统的认识，将其看成是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有序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而笔者提出的生态文明，是一种在高科技的基础上发展的绿色文化，其特征是：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将保护自然生态，重建人文生态，构建世界和平放在第一位。唯有如此，人类社会方可持续下去。

而我们要实现这样的愿望，首先要有一场类似欧洲在工业革命前的文艺复兴。如果说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从对人的重新认识开始，我们今天还可以返回轴心时代重新认识何谓人，而今天我们所返回的轴心时代的文明是中国的先秦文明。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国家，其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人与自然相处的智慧、人与人相处的智慧，而这些哲学思想产生的源头都在先秦时代。生态文明的基础是绿色文明，而绿色文明的基础是农业文明。正如西方工业文明的基础是商业文明，那正是古希腊海洋文明的发展特点。绿色文明的基础应该是生态农业，这正是发明了二十四节气的中华乡土文明的特点。

先秦时期将人与天地比喻成三才，将人的地位放大到与天地平行，并提出了“天地人和”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中要描述的就是人与天地的和谐相处，当今社会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天、地、人之间关系的失和，因此，我们必须重建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样的理念对我们今天甚至是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启发的。作为个体的人来说，中国没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主义，更没有建立在物质权益基础上的个人主义，但也有中国式的个体主义，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当然，这里所讨论的都是作为个体的修养，是把个体的生活价值放在人际关系中而并非完全的自我。理解不同的个体研究，尤其是挖掘中国式的个体研究，是人类学的中国化可以探讨的方向之一。由于微信的使用在中国非常普及，因此，微信民族志可以成为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和人格行为的重要手段之一。

随着全球化网络化的发展，地球正在变成一个地球村，因此，人类结成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费孝通先生关心心态的研究，就是源于其关心未来的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如何相处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人与地球的关系，这是生态问题”。“生态和心态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常说共存共荣，共存是生态，共荣是心态。”有关人类社会的共同进步、有关心态问题的研究非常重要，但是如何研究，谁来研究？他说：“目前，文艺界正在接触这个问题，作家们用小说的体裁来表现人们的心态，但还没有上升到科学化的程度。”所以，如何上升到科学化的程度，这是中国人类学家值得思考的问题。费孝通先生还说：“弗洛伊德作出了尝试，但他却从‘病态’来研究人的心态，这是从反面来探索的路子。”中国的孔夫子从正面入手研究过心态，孔子的生活背景是中国的战国时代。费先生认为，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因此，“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危险的世纪！”“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近期的美国总统竞选，让我们看到了当年费孝通先生的预见非常准确。现在世界的潮流仍然是全球化，但是各国对于全球化似乎发生了剧烈的反弹。民粹主义的思想在逐步抬头，包括美国，它本来是全球化的引领者，如今也在走向关门主义、民族主义。但互联网、物联网、跨国公司等已经让人类不可能回头，只管自己的利益而置天下利益于不顾，甚至为了本国的利益发动战争，这不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和总趋势，因为在人类已掌握核武器的今天，战争的结果就是人类的毁灭。因此，中国的先秦思想包括孔子的思想，直到今天都非常重要。费孝通先生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里的“天下大同”的思想就来自中国先秦的 “天下观”，这是一个世界主义的理想。中国古人讲究“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这些观点都有助于消除种族歧视、民粹主义。笔者认为，社会的转型和高科技的发展，一方面将推动人类学研究方式的更新，另一方面将带来人类的认知变化的过程。而中国的人类学者是否有能力像费孝通先生所期待的那样，通过“文化自觉”产生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孔子思想，为世界建立一种新的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的世界新秩序？这也许很困难，但我们可以追随费孝通先生的思想，将其定为我们发展的目标与方向。

概而言之，这场有关微信民族志的讨论非常有意义。这是一场从对人的物理空间的研究迈向虚拟空间的研究，也包含了从对社会组织和象征符号等文化体系的研究，迈向对人的精神结构和人格行为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还从对人的外部世界的关注转向内部空间的关注。这也许会产生一场具有革命性转折意义的人类学大讨论，这场讨论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在已经将数字化与物理学、生物学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新的人工环境和心理环境的条件下，人类学这门学科能有什么样的新作为？在研究上能有什么样的新突破？是否能为这门学科产生什么新定义？这一新定义如果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来的，那么中国人类学的中国化就将进入发展的新阶段。此外，当我们极目远望时，如果还能看到新的科学技术将带来新的文明产生时，中国的人类学又能有何作为？如此，中国的人类学发展就有了新的价值，这个价值就是在高科技发展的基础上，促进中华文明的再次复兴，并形成如费孝通先生所期待的、产生新的孔子思想的土壤，从而建立人类共存共荣的新的世界秩序，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