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文化本体论与‘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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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文化本体论与‘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都是一个多民族共创而聚居融合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东方大国，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这一进程具有某种规律性。合久必分容易理解，孔儒文化传统是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离心力和裂变力的文化传统，一个孔儒文化传统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必然走向以暴易暴暴力革命，必然导致人亡政息分崩离析，即合久必分。而分久必合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它只能来自于与孔儒文化传统存在悖反机理的文化传统之中，即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产生向心力和稳定力的文化传统，那么，在中国，这种文化传统只能是河洛文明的道文化，河洛文明的道文化是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产生向心力和稳定力的文化传统，孔儒文化传统退潮，河洛文明的道文化涨潮，中国必然走向‘分久必合’。

中国历史上，治世时期，伴随着‘有为而治’的旧王朝由盛而衰，河洛文明的道文化退潮，孔儒文化传统涨潮，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而产生离心力和裂变力，继而埋下了乱世杀伐的祸根，并最终导致合久必分，而这种合久必分的文化因素一直延续到旧王朝覆灭而四分五裂；乱世时期，伴随着长期的四分五裂和社会动荡，孔儒文化传统退潮，河洛文明的道文化涨潮，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而产生向心力和稳定力，继而植育了治世繁荣的福音，并最终导致分久必合，而这种分久必合的文化因素一直延续到‘无为而治’的新王朝建立而走向兴盛。故而，中国历史上王朝初建至兴盛期往往尊老尚道，王朝兴盛至衰落期往往尊孔崇儒；尊老尚道‘无为而治’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而产生向心力和稳定力，继而促进走向兴盛而合；尊孔崇儒‘有为而治’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而产生离心力，继而促进走向衰落而分。治世后期和乱世前期，孔儒文化传统涨潮，河洛文明的道文化退潮，孔儒文化传统主导的是王朝由盛而衰至合久必分的历史进程；乱世后期和治世前期，河洛文明的道文化涨潮，孔儒文化传统退潮，河洛文明的道文化主导的是分久必合至王朝兴盛的历史进程。

作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东方大国，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会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步产生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中国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存在两种主要途径，一种是西方文化本体论，引进和吸收西方基督教文化；一种是中国文化本体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者是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后者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建构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均致力于建构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即‘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不同之处在于，‘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的来源不同，一者来源于西方文化，一者来源于中国文化。不难理解的是，基于西方文化本体论，因不存在本土文化根基，‘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不容易得到确立、坚守和践行；基于中国文化本体论，因存在本土文化根基，‘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容易得到确立、坚守和践行。当不存在能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的本土文化资源时，即便‘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不容易得到确立、坚守和践行，我们也别无选择而只能接受西方文化本体论；当存在能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的本土文化资源时，‘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容易得到确立、坚守和践行，人们更易于理解和接受之，理应选择中国文化本体论。中国文化本体论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存在能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的文化资源而言的，它既不是无的放矢无中生有，也不是拒绝融入世界现代文明，而是积极主动地挖掘发现和整理弘扬本土文化资源，更具时效性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河洛文明的道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毫无疑问，其中存在能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的文化资源，因此，选择中国文化本体论以融入世界现代文明，弘扬和发展河洛文明的道文化是可行的、必须的。

坚守和践行的价值观来源于哪里，哪里便是其心理纽带和皈依之地，如若国人选择西方文化本体论，坚守和践行的价值观便来源于西方文化体系，西方国家便是国人的心理纽带和皈依之地，这种情况下，虽然能够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但文化自卑导致的心理自卑是抹不去的伤痕，内心很难真正强大起来，一个内心不能够真正强大起来的民族在坚守和践行‘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的路途上，必定是一波三折反复无常的。如若选择中国文化本体论，坚守和践行的价值观便来源于中国本土文化，中国本土便是国人的心理纽带和皈依之地，这种情况下，不但能够融入世界现代文明，而且文化自信带来的心理自信是无坚不摧的，内心很容易真正强大起来，一个内心能够真正强大起来的民族在坚守和践行‘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的路途上，必定是一帆风顺一往无前的。既然中华文化之根，河洛文明的道文化之中的确存在能与世界现代文明接轨的文化资源，我们完全可以弘扬和发展之，坚守和践行之，使其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体系珠联璧合而为一（同一种价值体系），继而融入世界现代文明，构建现代公民社会，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

何谓‘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体系？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以构建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和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而实行保护私有财产权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以及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而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也。尊道贵德理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天道无亲博爱济众，它是讲道理的价值体系而非不讲道理的价值体系，任何国家或民族都需要坚守和践行之，坚守和践行之能够走向道德高尚繁荣兴旺，拒绝坚守和践行之必定走向道德败坏腐朽溃败。当下，中国确立的核心价值观与西方国家倡导的‘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在思想内核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完全没有必要因政治体制不同而诋毁西方国家倡导的‘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也没有必要拒绝承认中国确立的核心价值观就是‘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是讲道理的生成，是建构和谐而有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产物，只要讲道理必然坚守和践行‘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只有坚守和践行‘真善美爱’的普世价值观才能成为现代文明人，否则，必定沦为让人蔑视的野蛮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本主义是腐朽落后的，社会主义是文明先进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终究要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取代，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基于此，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的国家称作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权利经济模式的国家称作资本主义国家。那么，如果马克思有关生产资料公有制终究要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判断是错误的，资本主义终究要被社会主义取代还正确吗？如果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权利经济模式终究要取代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资本主义是如何腐朽落后的？社会主义又是如何文明先进的呢？难道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腐朽落后取代文明先进？事实上，马克思有关这一论题的判断是完全错误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终究要取代生产资料公有制，而非相反。

因为，古往今来，人类社会只存在两种道德价值伦理制度体系，一种是讲道理的道德价值伦理制度体系，一种是不讲道理的道德价值伦理制度体系，讲道理的道德价值伦理制度体系是文明先进的，不讲道理的道德价值伦理制度体系是腐朽落后的，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是不讲道理的产物，不可能文明先进，而实行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权利经济模式是讲道理的产物，必定文明先进；人类文明是向前发展的，是向着文明先进发展的，不讲道理的道德价值伦理制度体系终究要被讲道理的道德价值伦理制度取代，生产资料公有制终究要被生产资料私有制取代，公有制为主体的计划-权力经济模式终究要被私有制为主体的市场-权利经济模式取代。因此，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可以看到，当下所谓资本主义国家均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均大力推行普惠制的福利政策，这难道只是为少数权贵利益集团的利益服务？既然社会主义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为何无能于做的更好呢？为何不能充分尊重和保障人权呢？既然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为何不立即返回到‘宁可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时代里去呢？21世纪的今天，由于保守僵化的政治体制，拘泥于狭隘的认识论而被一个西方人发明的政治术语所绑架是非常滑稽可笑的！

自古及今，三个人的三本书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在相关实践中带来或福或祸的结果。其一，孔丘的《论语》；其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其三，老聃的《道德经》。这三个人的三本书勾勒出一部古老中国从野蛮蒙昧迈向文明理性复杂纠葛的艰辛历史进程。1、《论语》的主要内容：等级特权、尊卑贵贱、恶礼互害，建构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和责权利不相符、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它要构建的是一个君主人治上智下愚、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丛林世界，象征着精神的沉沦与肉体堕落，并演绎历史周期率的轮回史。2、《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平等自由、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构建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和反对构造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它要构建的是一个不存在伦理行为准则、没有因果的纯粹的道德世界，象征着精神与肉体的残酷搏杀和双重毁灭，并演绎激烈权变血流成河的争斗史。3、《道德经》的主要内容：平等自由、公平正义、契约交易；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博爱济众，建构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和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它要构建的是一个敬畏生命尊重人性、立论因果明辨是非、互利共赢博爱济众的文明世界，象征着精神与肉体的协调一致而和谐发展，并演绎历史递进式发展的文明史。

对于第一本书而言，无道缺德不讲理，非学问也，坚守和践行之必然苦难深重；对于第二本书而言，言道言德而不讲理（由于其不讲理，言道言德名存而实不至），半吊子学问也，坚守和践行之必然制造灾难；对于第三本书而言，尊道贵德理直，真学问也，坚守和践行之便能拥有永恒的福祉。显而易见，中国历史文化是一部从《论语》的无道缺德而不讲理为社会主流意识发展到《共产党宣言》的言道言德而不讲理为社会主流意识，再从《共产党宣言》的言道言德而不讲理为社会主流意识发展到《道德经》的尊道贵德而讲理为社会主流意识，继而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以实现民族复兴的艰难而漫长的曲折历史进程。应该说，21世纪的中国正在试图挣脱前两种社会主流意识的主导而向着尊道贵德而讲理为社会主流意识的方向发展迈进，继而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而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以实现民族复兴。由于《道德经》的真理性吻合这种时代要求，当下的我们着力于发掘、弘扬和发展《道德经》的哲学思想及其建构恰逢其时，这既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也是坚定‘文化自信’而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以实现民族复兴的必须。

社会矛盾居多是个体生存与其社会生活之间存在难以协调的关系的产物，而这种难以协调的关系往往制造社会矛盾。个体生存需要社会生活，社会生活不能脱离个体生存，于是，两者被某种价值体系连接到了一起，并形成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社会关系可能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也可能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基于此，人类社会出现了两种迥然相异的社会关系，一种是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的社会关系，一种是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是受一定的价值体系支撑的，有怎样的价值体系便有怎样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的社会关系来源于悖道离德理曲的价值体系，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关系来源于尊道贵德理直的价值体系。

何谓悖道离德理曲的价值体系？它是指，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以构建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践行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不相符、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推行等级特权或集（极）权专制制度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构造的是责权利不相符、奴役与被奴役的社会关系，‘不知常，妄作凶’，它只能不断地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而无能于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社会矛盾累积加压必至以暴易暴暴力革命，这便是历史的周期率。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们采取措施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存量的同时，社会矛盾的增量也在迅速增加，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的行动只可能步履维艰而难见成效。于是，在人们潜意识中便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解决问题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不解决问题才能防止更多问题的产生。这也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言及的中国人对于解决问题的消极态度，这是由中国人坚守的价值体系决定的，它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阻滞问题的解决。

一般来说，西方人认为解决问题能够使问题越来越少，中国人认为解决问题能够使问题越来越多；西方人认为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能够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少，中国认为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能够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西方人确定目标以解决问题注重方式方法，立论因果明辨是非，问题便越来越少了；中国人确定目标以解决问题不注重方式方法，无论因果不辨是非，问题便越来越多了。西方人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注重权利意识，尊重民意保障人权，社会矛盾便越来越少；中国人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注重权力意识，口含天宪专权武断，社会矛盾便越来越多。西方人勇于直面问题的存在，故而擅于解决问题以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中国人不敢直面问题的存在，故而精于粉饰太平以掩盖社会矛盾。究其根源，西方人坚守的价值体系有助于解决问题以及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平等自由公平正义，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少，解决问题以及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便能够成为人生不可或缺的乐趣，一种让人积极进取的乐趣；而中国人坚守的价值体系无助于解决问题以及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等级特权尊卑贵贱，问题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多，解决问题以及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便会成为人生可有可无的差事，一种让人不思进取的差事。

何谓尊道贵德理直的价值体系？它是指，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以构建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推行自由民主制度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构造的是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它能够不断地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而不会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社会矛盾居多调和和消解在日常生活之中了，即便存在某些社会矛盾，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存量的同时，不会产生社会矛盾的增量，故而社会矛盾越来越少，促使整个社会向文明的方向发展进步。为何尊道贵德理直的价值体系能够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呢？因为，它是在坚守平等自由道德观的基础上构造的一整套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法度规则，而这种法度规则一旦内化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而得到恪守，便能提升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便能将社会矛盾的产生从源头上压缩到极限，继而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和提高社会发展效率及质量，藉此给全民带来福祉。从社会教育的角度讲，这种价值体系便是现代公民教育体系的主要内容，一个致力于融入世界现代文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必须开展现代公民教育，开展现代公民教育已刻不容缓。

可见，构造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是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的关键因素，而这种社会关系的构造来源于坚守和践行尊道贵德理直的价值体系，只有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以构建平等自由的社会秩序，才能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只有推行自由民主制度，才能维护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只有尊道贵德理直而坚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以构建等级伦理的社会秩序和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以构造责权利相符、劳动交换或服务的社会关系以及推行自由民主制度，才能调和和消解各种社会矛盾，才能规避制造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继而打破历史周期率的轮回史。

很大程度上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衰荣辱取决于如何对待社会矛盾问题，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便能产生向心力和稳定力，产生向心力和稳定力便能走向兴荣；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便能产生离心力和裂变力，产生离心力和裂变力便能走向衰辱。或者说，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产生向心力和稳定力，则国运必兴盛，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离心力和裂变力，则国运必衰败。在中国，尊孔崇儒的实质是坚守和践行一整套不讲道理的道德价值伦理制度体系，而这种道德价值伦理制度体系能够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而产生离心力和裂变力，却无能于调和和消解社会矛盾而产生向心力和稳定力，故而，尊孔崇儒必助力国运走衰败。

两千多年里，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是由统治利益集团、孔儒文化利益集团和广大百姓三部分人群构成。统治利益集团以役民弱民为己任，过着骄奢淫逸穷奢极欲的生活；孔儒文化利益集团以愚民欺民为天职，过着好逸恶劳不劳而获的生活；而广大百姓以泥沙般繁衍为生计，过着被欺骗被愚弄被奴役的生活。随着统治利益集团和孔儒文化利益集团规模的发展壮大，对广大百姓的盘剥和压榨也与日俱增，广大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其果必至社会矛盾累积加压而激化，终至以暴易暴暴力革命而祸及天下。孔儒文化利益集团是服务于统治利益集团的，制造和激化社会矛盾和极力掩盖社会矛盾一体共生而相辅相成，两者狼狈为奸互相利用。中国历史上，以传承所谓‘道统’自居，孔儒文化利益集团成长的速度和规模是惊人的，其吞噬社会财富的速度和规模也是叹为观止的，广大百姓的生活水准往往与孔儒文化利益集团成长的速度和规模成反比，孔儒文化利益集团成长的速度和规模越大，广大百姓的生活水准则越差。故而，孔儒文化利益集团是十足的欺世盗名混世寄生而产出文化‘垃圾’有害于社会的盗匪群体，儒学是制造和激化以及掩盖社会矛盾的‘糖衣炮弹’，中国绝不可以再尊孔崇儒而复古儒学，否则，必将走向人亡政息而分崩离析。

为实现功利主义人生价值目标，儒们的政治理想是‘圣君’的出现（‘智慧出’），而‘圣君’的出现便是推行君主臣民的集（极）权统治（‘有大伪’），而推行君主臣民的集（极）权统治必然招来无尽的灾难（‘不知常，妄作凶’）。灾难降临要么伤及百姓要么伤及儒们，伤及百姓，儒们视而不见，暴君则为圣君；伤及儒们，儒们叫苦连天，圣君则为暴君。在中国，暴君是儒们‘知其不可而为之’推崇出来的，只要儒们络绎不绝，暴君便层出不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诅咒暴君是没有实际效用的，诅咒招来暴君的儒们才能真正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允许绝对权力或权利的存在必然导致争权夺利互害斗争，争权夺利互害斗争无助于建构和谐而有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故而，致力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建构和谐而有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关键所在。君主臣民等级特权是孔儒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要素和意识形态，它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友善等核心价值观是完全悖反的，两者属于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属于古代臣民社会的价值体系，后者属于现代公民社会的价值体系。因此，弘扬孔儒文化传统非但无助于培育和践行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友善等核心价值观，还会阻遏和摧毁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友善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创造力与其社会的自由程度成正比，社会的自由程度越高，国家或民族的创造力越强，反之，则越低。思想控制和政治控制旨在扼杀社会的自由度，必然摧毁国家或民族的创造力。一个国家或民族具有强大的创造力不是进行思想控制和政治控制的结果，而是着力于建构和谐而有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以扩大社会的自由度的结果。思想控制和政治控制无助于建构和谐而有序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以扩大社会的自由度，无助于国家或民族创造力的发挥，是极其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