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过去、现在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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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过去、现在与未来


按：一个具有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支撑的文化主体，有助于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一个不具有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支撑的文化主体，无助于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原因是，在一个具有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支撑的文化主体下，很难产生极权暴政，极权暴政的阙失有利于构建宪政、民主和法治；在一个不具有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支撑的文化主体下，总易产生极权暴政，极权暴政的存在不利于构建宪政、民主和法治。因此，一个社会要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必须寻求到具有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支撑的文化主体作基础，否则，永远不可能获得实质意义上真正的成功。在一个阙失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支撑的文化主体上，不可能构建起现代文明、文化大厦。


一个总奢望统治者施恩的社会，一定是专制社会；一种总奢望统治者施恩的文化，一定是专制文化。因为，任何施恩之前，物品都要被生产出来，生产物品的只能是百姓而非统治者。一个不求‘真’的社会，良币包容劣币，劣币不包容良币，即劣币驱良币；一个求‘真’的社会，劣币包容良币，良币不包容劣币，即良币驱劣币。前者一定是一个专制社会，其文化基因是‘讳畏隐’；后者一定是一个民主社会，其文化基因是‘道宝德’。因此，专制社会是构建在专制文化的基础之上的，专制文化的本质是一种欺骗术。

儒学的实质就是一个圈套或者说骗局，它设计的圈套在于尊孔‘听圣言、不逾矩’，能恪守礼教的是‘君子’，否则，只能是‘小人’，甚而被诅咒成‘禽兽’。‘君子之道’的宗旨是‘学而优则仕’谋官役民以捍卫封建世袭王权而光宗耀祖。在这种功利主义思想作祟下，一旦越来越多的人步入这个圈套，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令人心惊胆寒的思维惯性，为了保全自己是‘君子’的名头，只能因被骗而骗人，因自欺而欺人，而且以讹传讹、一错再错，难以脱身，这就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的道理。但一旦有人进入这个圈套且认清其虚伪本质，粉身碎骨浑不怕，以敢做万人敌的勇气，义无反顾地揭穿其虚伪本质后，定然将越来越多的人从恶梦中唤醒，骗局随之灰飞烟灭！

何谓儒学？虚张声势、表里不一，无道无德、祸国殃民之邪术也。它就像一棵头顶艳丽花朵的‘鬼树’，不深入研究它的人只能看到花的艳丽，以为它是一棵能遮风避雨可人的参天大树，而走近这棵树灵魂就会被吞噬掉。这些花是我们先祖创造的美好温馨的文字，而非孔丘的发明创造，它是被孔丘嫁接到这棵‘鬼树’上的。因此，远观的外国人看到的只是花，而近观的中国人被花吸引，丢的却是自己宝贵的生命和子孙的光明前途。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寻找到中华文明本真的源头：被孔丘采了花的‘宝树’，即中华文明本真的道文化。既然找到了这棵‘宝树’，为什么不舍弃那棵嗜血的‘鬼树’呢？难道还要让它文过饰非、以假乱真，祸害子孙吗？

儒学是一种伪道学，儒文化是一种伪文化，千年的历史证明，儒文化下的中国只可能成就积沙成塔的溃坝，建得越高倒得就越快。当前，倘若国人仍不知警醒，仍要死抱着儒文化下的所谓‘特殊国情’不放，必将再次堕入成王败寇、血腥屠戮的历史漩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面对招之即至的灾难，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放眼世界、展望未来，当下，依托国人目前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完全有条件摆脱循环往复、生灵涂炭的历史宿命，走向一条光明坦直的和平变革之路。


首先，国人在群体性觉悟上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不再认为专制是必须的。公众对所谓终极、至善‘理想’的可靠性普遍产生了质疑，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在全球信息化浪潮推动下，正在逐步淡出人们的思维空间。正如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书中所言：‘1945年以来，在某些社会价值上出现的一致意见，已经使得传统的意识形态的争论变得多余了。’事实上，这句话更适用于21世纪的当下。

可以看到，虽然我们仍生活在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飘摇动荡的社会里，但对于多元化的价值争论已经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领域，就连统治集团内部都感受到了争论的必要，价值一元化的呼声已变得非常虚弱。敬畏生命、尊重人性，崇尚个性、‘以人为本’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虽然在内容与形式上刚刚起步，但纠错与除弊至少已成为官方的一种语意符号。现实生活中，民间争取民权的行动此起彼伏，要求公平与正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积极推动社会变革正在逐渐成为民意的主流，意识形态事实上已退居主流意识的从属地位，处于十分微妙和尴尬的窘境。可见，当下的中国，公平的竞争意识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在逐步取代革命斗争观念，已经不再可能发生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爆发大规模、高强度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

当下的中国，随着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个人逐步具有了独立的自主意识，人们不再认为说谎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因此，再无任何力量可以动用足够大的暴力，扼制或掩盖民意真实表达社会变革的要求。特殊利益集团处于负罪与焦恐的选择之中，已经意识到只有公开政权、实行宪政，让公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可能化解层出不穷的各种尖锐社会矛盾，并解决当前必须面对的各种现实问题。因此，随着消极因素的动摇和退却，任何有利于这一目标的选择都可能随时发生。纠错历史是变革的前奏，干系于政治体制及制度转轨的成败与质量。它必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不以顺达的和平方式，就可能以逆达的革命方式。前者，属于揭开历史真相和解的范畴；后者，属于掩盖历史真相清算的范畴。这一点，是注定要发生的，谁也阻止不了的。我们应该知道，历史的罪恶不只是炮制假象造成的，更是掩盖真相积累的。掩盖真相的路径，就是制造罪恶的过程，真相被掩盖的越久，假象制造的罪恶就会越多。因此，中华民族只有致力于揭开历史真相，才能抚平或减少更多的创伤。

其次，三十年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公民意识的群体性觉醒，国人开始放眼世界，理性地思考未来。大工业的生产培育了公众理性的思维实践能力，而且已上升到较高阶段，政治精英不再认为革命斗争是必须的，转而希望将全部的智力与能力投向巩固社会的平衡，积极推进社会变革。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权威机构早年的调查研究表明，当前，中国少年儿童的计算能力，即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远远优于其它国家的儿童，而感性的形象思维主导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却退居后列。如此，我们实不该感到自卑自怜，而应该值得庆幸。因为，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先天都不匮乏想象力和创造力，匮乏的是理性的逻辑思维能力与实践的判断力。就目前而言，中国人亟需的并不是创造多少物质财富，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多大贡献，而是从奴役种解脱出来，改造和拯救我们岌岌可危的国家体制。否则，创造再多的物质财富，最终都会沦为‘豺狼虎豹’碗中的饭、盘中的餐。

当下，坚守责任伦理，把中华民族从千年的专制主义政治文明、文化的噩梦中解脱出来，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才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最大要务。这一过程，只有在强大理性力量的支配下，集全民族的政治智慧、意志和决心，才能顺利完成；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全人类所有先进政治文明、文化的建设性意见，也需要在和平渐进的社会变革中，发挥全民族的创造性与能动性。不可否认，当前的中国人已完全具备了这种理性思维能力与判断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不可能永远游离于世界之外，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像创造物质财富一样，独具匠心地再造一个只属于中国的所谓‘新制度’，我们只需要像引进科学技术一样，引进世界上先进文明的制度就可以了。既然普世价值没有国界，普世的自由民主制度也不会有国界。改革与危机在赛跑，引进不仅能提高质量，还能节约时间和成本，它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当下的中国不乏人才可用，亦不乏共识可循，独乏朝这个方向坚定努力的勇气与魄力，倘若拿出当年引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志和决心，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中华文化先验‘无为’的政治理想与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合掌表明，文化不分东西，一个民族的文化吸收其它民族优秀的文化成分越多越先进，反之，则越落后。我们可以看到，17、18世纪或更早，中华‘古易’在西方世界的广泛传播，启智了莱布尼兹、玻尔等无数西方哲学巨匠，至少对其现代政治文明架构的形成具有思想上的铺垫作用。因为，现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绝非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而是集全球经济、政治、文化思想的精华，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的。可见，只要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来，不管它是引进的，还是自创的，甚至于说自古就有的，结论最终只能有一个，它是中国的。当然，既然是中国的必然具有中国特色，只不过我们不能藉此否定其它国家具有的特色，更不能说所有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都是中国的。事实表明，美国人没有因引进澳洲的‘无记名投票’的公选制而自卑，也没有因照搬法兰西的‘宪政民主’制度而羞耻，更没有因拷贝英格兰的‘议会民主’制度而苦恼。因此，中国人实不该在引进、消化、吸收世界先进政治文明文化上，迟疑不决、裹足不前。

我们应该自知，在伪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共振下，我国现行的国家体制已风雨飘摇、病入膏肓，几近不可救药。当前，我们只有敞开胸怀、放眼世界，吸收世界先进的政治文明、文化成果，并在中华文明之根：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上，构筑起属于自己的世界文明灯塔的现代政治文明、文化大厦，中华民族才可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可能真正实现伟大复兴。只有融入世界，在中华大地上构建起现代国家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们才可能避免周而复始的革命性灾难，我们的国家才可能有光明的前景，我们的子孙才可能有美好的未来。

毫无疑问，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华大地上建立是对世界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是实现世界持久和平发展与进步的重要一环。但愿当权者能励精图治清醒过来，实不该为一己之私，置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命运于不顾而一意孤行，走向万劫不复的坟墓！

2014\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