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礼乐观之于谎言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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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礼乐观之于谎言和欺骗


儒文化是构建在谎言和欺骗之上的伪文化，一个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必然是一个奸佞机巧尔虞我诈、重蹈历史覆辙的中国。意识形态的本质是维护一种特权制度，一个意识形态飘扬的中国，必然是一个特权利益合法化、腐朽堕落的中国。民主化是世界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潮流，一个拒绝民主化的中国，必然是一个一盘散沙、离心离德的中国。平等、自由是道德的核心价值，一个阙失平等、自由精神的中国，必然是一个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中国。


（一）‘迷信’：一种骗术种下的魔咒

‘迷信’是指受一种幻觉支配，盲目地相信某种超现实的指在，它是骗子惯用的伎俩。‘信则有，不信则无’，骗子最大的特点是罔顾规律、无视逻辑，痴情于伪装和神话自己，制造‘迷信’，并通过它欺骗和支配信众。‘迷信’不仅旨在精神控制，还在于散布精神流毒。接种者与被接种者、散布者与被散布者，骗人者被骗、被骗者骗人，不知不觉中，瘟疫漫延开来，腐蚀人的大脑、吞噬人的灵魂。骗术的魔咒是‘迷信’，‘迷信’的实在是欺骗。

制造‘迷信’就是用无厘头的道听途说或花言巧语迷乱人的心智，蛊惑信众接受其言说，并使其信以为真，以成功实施某种预设的欺骗。你相信我，一切都会有，至于有什么，容不得你去认真思索，‘迷信’的灌输是顺利实施骗局的前提条件和必然要求。也就是说，骗子的最大特点是混淆逻辑，制造‘迷信’以行欺于世。‘听圣言、不逾矩’，罔顾规律、无视逻辑，痴情于伪装、神话自己，制造‘迷信’的家伙往往是骗子。我们且看看孔丘是否具备骗子的特征吧。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诸如此类毫无规律、逻辑之实践可度性的悦耳虚言《论语》中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孔丘首先把自己装扮成一位饱学诗书、热情好客、诲人不倦的所谓‘君子’，目的只有一个：伪装、神话自己。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释：求证。下同）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从‘所损益’、‘吾能言之’到‘不足征’可知，‘信而好古’的孔丘宣称‘述而不作’的真正缘由在于，信则有，不信则无，稽由道听途说，无从考证，其‘祖述尧舜，复推周礼’的言说只是欺世盗名、矫情复古的托辞和手段，或曰：行骗的一种道具罢了。

孔丘每每言及‘信’，何谓‘信’？表面上看，是要求人‘知礼、信礼’，实际上，是藉此迷乱人的心智，进而虔信其说的‘鬼话’是万古不易的‘箴言’，并为之行骗的正当性树碑立传，即‘正名’而已。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亦如其高徒子夏诡言：‘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论语·子张》）‘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取信于上的目的在于沆瀣一气以‘谏’之愚民方略，否则，‘则以为谤己（君王）也’；对下取信的目的在于迷惑百姓以‘劳’之盗民策略，否则，‘则以为厉己（百姓）也’。在这里，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心照不宣、冠冕堂皇，要求别人时，永远脱离不了一个欺侮或蒙蔽的‘信’字，至于要求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这就是狡猾的骗子最擅长使用的语言技巧和显隐之术。

‘学而优则仕’，在孔丘眼里，‘君子’的惟一生存目的就是要做官，而且要做能‘正名’的大官，否则，只能算是‘小人’。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胸怀大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孔丘可谓：好逸恶劳，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且极端鄙视劳动者。子谓子产曰：‘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也就是说，恭行敬事于上，役民盗民于下，蝇营狗苟，只要与王权达成默契，民养官可以说成‘官养民’，官役民可以说成‘官惠民’，天花乱坠任凭其说，谓之礼乐观；天经地义任其剥削，谓之纲常伦。可见，皇帝的新装，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欺骗是如何转变成一种常态演出的呢？权势利诱骗子，骗子倚仗权势，骗子与权势相苟且，互相利用的产物。

不难判断，如此忽悠下去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四面楚歌，甚而引狼入室、改朝换代。但怀揣‘圣人’之言的孔儒们不只绝无愧疚之心，而且能‘顺理成章’地找到推卸全部责任的荒唐借口，谓之：‘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先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可见，只要一本正经地咬定‘祖述尧舜，复推周礼’的噱头，只要一如既往地唱响‘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的颂歌，只要一往无前地高举‘其生也荣，其死也哀’的大旗，丧权辱国浑不怕，妻离子散再投缘，辞旧迎新笑开颜，改天换地续新篇，换个主子同样可以人模狗样混个官差当，至于百姓的‘贫寡’疾苦之殃灾‘天命’使然，不在蜂拥思慕仕途孔儒们的日程安排和亟待关照的要务之中。恬不知耻地继学愚民盗民之‘绝学’，前赴后继地传承衣冠禽兽之官奴，这该是多么无与伦比的伟大事业呀！伏地长跪涕泪纵，祸害千年一旨荣，美其名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语）。就这样，一轮一轮地伏地，一茬一茬地崛起，到底都是什么货色呢？亦如明·李贽言：‘阳如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满嘴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这是多么德高望重的至尚情操呀！

儒学的实质是什么？说到底，就一句话：恶行伪善，制造‘迷信’、托古行骗，害人害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也即是说，利用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构造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对上取悦于世袭王权，对下行骗于黎民百姓，并循环往复地演绎一个成王败寇、王朝更迭、生灵涂炭的历史悲剧。

‘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何谓‘礼’？等级森严的‘讳畏隐’之礼；何谓‘乐’？劳民伤财的歌功颂德之乐。何谓‘刑’？强暴天下的‘三纲’之刑；何谓‘罚’？亲亲尊尊长长的‘五常’之家法（罚）。礼乐兴，则刑罚中；刑罚中，则民所错手足，‘礼’之等级功用与‘刑’之暴力功用是正相关的，而非潮起潮落、此起彼伏的关系；‘乐’之快乐指数与‘罚’之痛苦指数是相生相随的，而非苦尽甘来、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此，‘礼之用’系于等级之罪罚，是如何实现‘和为贵’的呢？倘若不是愚痴做白日梦的一厢情愿，一定是糊涂蛋喝了‘蒙汗药’长睡不醒！可见，倘若把孔丘言及的‘礼乐’视作所谓的‘德’，那么，其言的‘刑罚’则可视作所谓的‘刑’，在一个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秩序中，‘德主刑附’天下大治的标榜，如若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托辞假设，就是一种胡言乱语的幻象错觉。

孟轲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制造‘等级伦理’的孔丘与倡导‘兼（博）爱伦理’的墨子可谓‘有我没你，有你没我’，势不两立。不可思议的是，根据墨子的‘小孔成像’原理，‘一孔之见’的‘假象’与光源的‘真相’之间是完全倒立、相反的，真假莫辨、是非颠倒，不知这是一种天然的隐喻启示，还是一种偶然的机缘巧合！文化是尊重和探究逻辑与规律，敬畏生命、尊重个性、崇尚人性之文明的自然体征，而非歧视和破坏逻辑与规律，践踏生命、抹杀个性、摧残人性之野蛮的扭曲变形，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以来，中华民族真正的文明史就被横空出世倒行逆施的孔儒们彻底埋葬、糟蹋和破坏了。尔虞我诈阴谋权变之逆流不止，山河破碎家破人亡之血流不断，一个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没有真正的文明史，亦不存在真正的文化史，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见，‘信而好古，述而不作’的孔丘只是一个投机混世、兜售‘狗皮膏药’的江湖骗子而已。骗术的魔咒是‘迷信’，‘迷信’的实在是欺骗，千疮百孔祸人间，其炮制的治世药方不仅不是能‘治病救人’，构建文化大厦的‘灵丹妙药’，而且是惑乱天下，摧毁文明的旷世‘毒药’！

等级伦理的实质是以牺牲个体认知的人格尊严与平等自由为代价，换取一种上尊下卑的等级秩序，而这种等级秩序无能于脱离强权暴力。因此，‘道法自然’，只有构建一个平等关系的自由秩序，人类才能真正实现共生共存的和谐进步与发展，人们在打破等级秩序、追求自由赢得尊严的过程中，倘若不是着力于消灭或解除等级伦理的‘魔咒’，进而用平等关系的‘博（兼）爱伦理’取而代之，其结果只能是‘一桀虽诛，一纣又起’，换汤不换药，一种等级秩序代替另外一种等级秩序。这就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道理。可见，一个社会树立‘人人平等’的精神信仰该是多么重要，它才是决定一个民族能否顺利走向现代文明的最重要基础和最关键要素。


（二）善言恶行：伪善的礼乐观

世界上所有的骗子几乎都具有同一个特征：利用人们的趋利性以‘善言’和‘托’制造假象，从而达到其功利的目的。在这里，诱人的‘善言’和吹风的‘托’的存在至关重要。

何谓‘善言’？它近似于一种‘麻痹品’，接种它，骗子就能诱引人上当受骗，并顺利实施损人利己的‘恶行’。‘恶行’是‘善言’里隐匿的一种罪恶意图，它虽以‘善言’的面目出现，但最终要走向‘善言’的反面。在行骗过程中，还存在一种必要因素，那就是‘托’，‘托’与骗子是利益攸关方，两者存在利益共享的共谋关系。面对骗局，并非所有人都会失去辨别是非的能力，而是‘托’的存在使人们迷失了方向。在这里，‘托’充当的是‘善言’的‘正名’者，对制造假象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面对骗局，‘托’的存在功用是巨大的，倘若没有其‘不逾矩’的‘讳畏隐’坚守，骗局很快就会被识破，随之灰飞烟灭、无果而终。可见，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善言’与‘托’往往是同时存在的，有机配合、缺一不可。‘善言’的实质并非真实的存在，而是一种欺骗，‘托’的实质在于‘讳畏隐’，而非光明磊落，它们共同编织了骗局的基本要素，并贯穿于整个行骗的过程。

基于此，可以知道，实施一场骗局的必备要素有两点，其一：‘善言’的宣教；其二：‘讳畏隐’的制造。‘善言’的本质是伪善，它是骗术的必然存在，旨在制造欺骗；‘讳畏隐’的本质是圈套，它是骗术的必然要求，旨在掩盖欺骗。‘善言’的宣教和‘讳畏隐’的制造不只是为行骗‘正名’的过程，也是顺利实施骗局的步骤和基本要求。现代意义上讲，设计骗局行骗是一种犯罪行为，毋庸讳言，骗局侦破中，犯罪的恶劣程度与‘善言’正相关，‘善言’的存在可以作为实施犯罪的证据，但绝不能作为开脱罪责的理由。那么，我们摘抄《论语·子路》中的一段对话思考一下吧，或许可以揭开一个惊天骗局。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段话揭示了孔丘‘为政’的要求，其一：正名。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脱离‘正名’，难以实施其‘政策’。善意的子路对‘正名’不感冒，却遭到无情辱骂‘野哉，由也’。可见，‘正名’对‘祖述尧舜、复推周礼’的孔丘多么重要，重要到了关乎得失成败的地步。用什么‘正名’呢？无疑是权驭‘善言’的宣教和‘讳畏隐’的制造；其二：贯彻礼乐观。正所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肯定地说，礼乐兴，则刑罚中，刑罚中，则民有所错手足。可见，礼乐观的实质在于名正言顺地对百姓实施赤裸裸的‘刑治’，而‘刑治’是保障礼乐观有效实施的必备手段。

可以知道，礼乐观的实质在于构造一种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秩序，而这种等级伦理秩序是不可能脱离‘刑治’的。礼乐兴，则刑罚中，礼乐观必然招来语言暴力和罪罚暴力，关于这一点，孔丘并不否认。因此，孔丘的‘善言’宣教与‘讳畏隐’的制造必定是一种潜在罪恶意图的诳骗术，之所以未被识破源于人们痴迷于空幻欲望的思维惰性造成的！希冀总是美好的，现实总是残酷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孔丘的‘善言’是功利主义投机作祟的产物，几乎都是构建在客体视觉的主观观念之上的，现实中，除了行骗和自欺，根本就不具备实施的可度性，只可能走向反面，罔论良好的社会效果。

可见，孔丘的‘善言’只是为实施欺骗编造的谎言，它的实质就是一种欺骗，‘讳畏隐’是伪饰‘善言’的宝典，两者相互依托，只是一种卑劣的愚民盗民之阴暗手段，而非光明正大伸张正义的利剑。混世伪善，骗子总是奢望名利双收的，而且永远拒绝阳光。21世纪的当下，只要我们具备正常的理性和认知，尊重逻辑和事实，就能还原一个真实而有教育意义的孔丘。知道了这一点，表里不一、善言恶行，犹如骗子盛装的巡回表演，在儒文化的长期熏陶和阉割下，中国演绎千年的悲剧宿命就注定了。

真实被芜杂遮掩，实在被愚暗蒙蔽，一个民族两千多年来的主流文化语义符号竟然是一位欺世盗名的骗子，不能不令人怅然悲哀！千年的欺骗、千年的伪善，只有吐出这口压抑心头氤氲不散的浊气，旧貌换新颜，我们才可能走进一个属于自己的真实世界里，迎来光辉灿烂的美好明天！


一问一答

1、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何谓：和而不同、同而不和？和而同或同而和者，谓之何？

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和贵于礼之用。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论语·八佾》）不同科，谓：等级类别；不同，意：等级。故，古之‘同’，意：无等级之别，引申义：平等。那么，‘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原意：君子礼之用和于等级，小人非礼之用不和于等级，即能恪守等级之礼道的人是君子，不能恪守等级之礼道的人是小人。这句话只是孔丘阐述等级伦理道德观与尊卑贵贱伦理人格之间的关系，至于其它解读，均系‘经世为用’所需牵强附会的臆造，难合惯常的逻辑，并非原意。和而同或同而和者，乃和于人格平等或人格平等之和者，非君子小人之别，谓之真‘人’也。

2、老子《道德经》中言：‘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孔丘《论语》中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古之‘智’与‘知’有何区别？老子与孔子谁是‘反智’主义者？

答：中华汉子是象数语言文字，一‘象’必有一‘数’与之相对应，也就是说，‘智’与‘知’的原始表意构成是不同的，否则，不可能是两个字。古之‘智’起源于古占星术，它是五行‘火’人格化的代用字，引申义：急火攻心、急功近利，而古之‘知’则蕴涵现代意义上的‘通晓、智慧’的语义。

老子是个提倡‘道法自然’的无为（伪）‘尚知（智）’主义者，因此，他是反对人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故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绝圣弃智，民利百倍’之说。而孔丘是个提倡‘天命论’的有为（伪）‘反知（智）’主义者，因此，他是主唱投机取巧、急功近利的，故有‘不患人不己知，患不知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说。可见，现代意义上讲，老子绝非‘反智’主义者，孔丘才是名副其实的‘反智’主义者。

由于秦汉以来，‘智’与‘知’的原始语义被掌天下之辩的儒生恶意模糊混淆，随之，后世误以为老子是一位‘反智’主义者，实属谬误也。追本溯源，‘智’是‘智’，‘知’是‘知’，先秦文献中，反‘知’即反智，但，反‘智’并非反对人聪慧，而是反对人投机取巧、急功近利。弄清这一点是读懂先秦文献的关键之一。古之占星术，五行‘金木水火土’人格化的代用字分别为：仁（金）、义（木）、礼（水）、智（火）、信（土），可见，儒学里的‘五常’实盗用古占星术的‘五行说’，并非孔儒独具匠心的发明。即便如此，孔丘的‘礼本位’也是牵强附会造次的结果，恣意曲解巫用，它与古之‘五行说’亦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古之‘五行说’的五行之间存在生克制化的内循环互补关系，而非全然‘非礼勿用’的等级‘本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