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污名化

苏小草sxc

九儒十丐：知识分子的污名化
                文\苏小草


古有‘九儒十丐’之说，几乎把儒者与乞丐划等号，这里虽带有些许侮辱性的意涵，但也揭示出儒者沿袭的身份特征，向来是一群寄生于达官显贵之门下，丧失筋骨良能的奴才。倘若我们把儒者与知识分子联系起来，或者说儒者等同于知识分子，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及扮演的角色是根据儒者的行为逻辑确立的，并以其概定的价值判断为前提。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素以儒者自称，这种确定性与一贯性几乎是不容置疑的，儒者丐化也是既成事实，那么，中国知识分子被污名化也就成为必然。‘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这是儒者奉行的人生价值信条。既然儒者是以‘入仕’为目的，服务于世俗权力的具有特定人格的特定人群，那么，当其以知识分子自我认定时，把所有知识分子归入儒者之列是否妥当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当承担何种社会角色。

一般来说，知识分子是指，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且秉承对社会理性批判功能的人群。理性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的主要特征，它不仅包括社会意义上的各种价值甄别与批判，还包括独立精神和自由灵魂的塑造，即自我审视与纠枉。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立足于地平线上的审视者和求索者，而非行走在官宦之途上的权驭者和食利者。因此，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天生的权力警惕者和批判者，而非权力的谋取者和追随者。倘若知识分子苟且于世俗权力，并堕落成权力役使的奴婢，其就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知识分子与世俗权力保持相当的距离应该是当然的、必须的，它不是一种标签化的概念，而是一种去污名化的概念。或者说，不受约束的世俗权力注定是罪恶的，知识分子或可服务于某种世俗权力，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不择手段地谋取世俗权力为自己‘正名’则不可避免地陷入功利主义的泥沼，其实际意义只能是对知识分子的污名化。现实中，我们虽不能排斥某些知识分子可以选择‘入仕’的价值取向，但倘若把它作为所有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漫延开来，毁灭的将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

‘仁义道德’是儒者又一价值标榜，‘克己复礼为仁’、‘礼之宜为义’，‘仁义’严格遵循‘礼制’的标尺，‘礼制’是一种等级特权制度。远近亲疏、层级分明，既然‘仁义’不具有一视同仁的属性，如何上升为普世的道德准则的呢？事实上，羊毛只能出在羊身上，在这里借用‘仁义’的礼包以彰显拥有实在的特权才是真谛！在上者高调‘仁义’的背后是伪善与欺蒙，在下者歌颂‘仁义’的眼前是浅薄与无知。‘道之华而愚之始也’，等级的梯田里，只存在旋转的倒影，不存在坦白的阳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自先秦始，儒者就是一群奉行功利主义的食利阶层，‘食君之禄，事君以忠’，其坚守的是威权至上的行为准则；‘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其争取的是独霸话语权的一孔之见。君臣如父子，‘一日无君，便惶惶如也’，儒者在世俗权力面前的猥琐卑微可见一斑，只是奢望充当‘明君’高人一等的奴才罢了；‘子为父隐，臣为君隐’，文过饰非或代君受过是其主要职能，制衡威权的作用微乎其微，更多的是得过且过、助纣为虐。既然儒者的言说只是充当‘圣上’愚弄百姓、权驭天下的工具，怎么可能保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

千古帝业的‘圣上’是儒者须臾不可缺少的主子，万世师表的‘圣人’是‘圣上’对儒者的恩宠。‘圣上’为‘圣人’正名，儒者受宠若惊、以奴为荣；‘圣人’为‘圣上’背书，儒者义不容辞、前赴后继。居上者‘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以垄断话语权为己任，居下者‘听圣言，修圣为，不逾矩’，以放弃话语权为天职，只要‘圣人’屹立不倒，奴才便层出不穷，牧民便无可奈何。‘圣人’的标的是巧设机关下的重重枷锁，膜拜‘圣人’的实质就是丢弃本我的灵魂与慧敏，自甘被异化、被阉割。如此说，儒者是牧羊犬的化身并不为过。既然如此，知识分子被贴上儒者的标签岂不是被污名化！

‘高尚是高尚者的座右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坦荡是天地的道德，卑鄙是人兽的品质，盛装兽衣的‘人神’无异于披着人皮的豺狼，倘若儒者‘克己复礼’自甘卑下也就罢了，但绝不尽然，其要借助威权的力量广而告之、天下大同之，并将其上升为不容置疑的‘道统’加以弘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但凡有违圣命者，必讨之、诛之。如此，不仅剥夺了言论自由之先天的合法性伦理，而且把争取言论自由的可能行为压缩到了极限。自此，人们丧失的不仅有改造现实世界的本性良能，还有开创关乎未来的一切美好希望，除做奴才真好外，所有的价值判断都被有色的棱镜隔离、边缘化。拒绝语言文字生成本源的指在，将其存在价值法定于‘人神’，犹如巫术的表演仪式，言说者所要表达的内容已无关紧要，或可朝令夕改，紧要的是强化和维系一种颠倒的逻辑程式：权力至上的思维定势，这种诡异的思维方式一旦种植到紊乱饥渴的心头，人们就会堕入尔虞我诈、争名逐利的泥潭，一场接一场的灾难便梦魇般地接踵而至了。话语权的来源只能服务于权力，其演绎的逻辑是这样的：圣君圣言——语言暴力——垄断话语权——权力至上——官本位价值观。如此，一切都被涂抹上了权力色彩，从思想偶像的生成到‘政治正确’的愚妄，语言文字丧失神性地位，只能沦作威权齿缝里的排泄物或颂圣造神的垃圾桶。我们知道，世界万物都是‘神’或‘道’写下的文字，连同我们自己，我们只能去发现和利用语言文字，却不能去创造和霸占语言文字，试图垄断话语权，并霸占语言文字的行径最终只能使语言文字失去本真的意义，本我的存在也将失去真正的价值。比较而言，这恰好吻合了儒者中庸之道的终极诠释：无意义。

当下，在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噱头下，尊孔崇儒甚嚣尘上，颂圣造神日趋高涨，大有复辟皇权文化的嫌疑。显而易见，此种态势不仅迟滞中国融入世界，走向现代文明的脚步，而且可能制造未来的不确定性。我们知道，‘九儒十丐’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它是儒者一贯不争气的恶劣行为造成的，甚而殃及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彻底克服是很难的。基于此，我认为，当代知识分子应该独立自强、大道而行，摒弃以儒生自居，这是去污名化的必由之路。因此，在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等同于儒生，儒生亦不能标识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的去污名化必然是个不断脱儒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是中国知识分子放弃‘官本位’价值观的灵魂再造过程，也是寻回个体尊严与独立地位的精神升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