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一战后的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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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一战后的日本的军国主义之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的日益强大，日本实行在东亚及太平洋北部地区的极限扩张政策而走向军国主义道路，既与苏俄及其追随者画饼充饥的宣传蛊惑有关又与中国愚众盲目仇外排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有关，既与日本政客散布“反苏俄反珙产”的讨巧言论有关又与中国统治集团投机取巧的无能懦弱有关，既与当时的世界领导者英国对日奉行绥靖政策有关又与后来的世界领导者美国对日采取的遏制措施不力有关。在以上各种复杂因素的交织合力下，日本误入歧途。

华盛顿会议后，1923年4月14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废除有关日本在东亚及太平洋北部地区拥有“特殊利益”的蓝辛-石井协定。1924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限制移民入境法》，即限制日本人及其他亚洲人移居美国的法案。实际上，对于日本来说，该法案仅涉及前往美国的日本劳务人员，而没有涉及到日本上层社会人员和求学留学生。尽管如此，日本人把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视作一种耻辱，国内反美情绪日益高涨。

在美国的要求下，1927年召开日内瓦海军会议，法国和意大利拒绝参加该会议，仅有英美日三大海上强国参加会议。美国代表团提出将华盛顿会议确定的英美日“五：五：三”的相关舰只比率推广及于一切等级的舰只的方案。英日两国代表团均不认可，会议无果而终。1928年11月底，英国外交大臣张伯伦在议会中宣称：“在中国问题上，英日两国关系的基础是：1922年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两国）充分而坦率地交换情报的义务，以及英日两国在华的利益要大于签订华盛顿条约的任何其他一国的在华利益，这种的情况下，两国郑府曾非正式地达成协议如下：如果两国驻北京的公使能经常交换意见并相互协商，则两国郑府所希望保持的联系就能最好地实现并将获得发展……这一协议并不是英国政策的新步骤，而只是华盛顿（会议）义务的自然结果。驻北京的英国公使与其他国家的公使也正在进行这一类的会谈和磋商……”。为了不对日美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尽管日本首相田中随后驳斥了张伯伦的说法，张伯伦的说法还是道出了英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的实情。

1930年1月至4月，英美日法意五国代表团参加的海军会议在英国伦敦召开。在会议召开前，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会晤，双方会晤期间拟订了伦敦会议行将签订的海军协定的基本原则。4月22日，伦敦海军会议各国签订了一项条约，该条约规定，将华盛顿会议确定的比率稍作修改推广及于巡洋舰和驱逐舰，而英美日三国的潜水艇的吨位应相等。尽管法意两国代表没有在有关限制巡洋舰和潜水艇数量这部分的条约上签字，英法意三国同意就这部分继续开展谈判并达成相关协议。然而，会议决议在日本引起郑治危机，日本军事集团不同意日本在与美国妥协的基础上达成任何限制军备的协议。

在伦敦会议上，日本代表松平与美国代表里德达成一项关于日美两国舰队比例的协定，该协定虽少许违背了日本郑府给日本代表团关于一万顿的华盛顿型巡洋舰问题的训令，但日本在其它类型的巡洋舰、驱逐舰和潜水艇方面得到了补偿。参会的日本军事专家全体反对这项协定，东京海军司令部（海军上将加藤、冈田、东乡和末次等）也反对之，并认为此协定的实施无法保证日本的海防，而日本首相滨口命令日本代表团接受里德-松平协定。随后，日本国会的反对党指责滨口内阁篡夺了海军司令部和作为日本一切武装力量的统帅的天皇的权力，按照他们的说法，未经海军司令部同意，内阁无权对签订涉及国防问题的协定发布指令。之后，滨口内阁坚持要让枢密院批准该协定，日本最高军事会议则立即通过一项大力发展日本空军以弥补所谓“海防不足”的方案。1930年11月，滨口遭到国内军国主义分子的袭击，并受到致命的重伤。

1931年12月，苏俄郑府向日本提出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建议，没有得到日本郑府回应。1932年12月12日，南京国民郑府和苏俄恢复于1929年中断的中苏邦交关系。1933年，在美国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倡议下，苏俄和美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33年，在日本的支持下，伪满洲国铁路管理局长对苏俄在中东铁路的权利提出异议，并否认伪满洲国有履行中苏两国签订的条约的义务。苏俄碰到了难缠的“钉子”，不得不提出将中东铁路相关权益以2亿5000万卢布卖给伪满洲国的建议，而伪满洲国郑府拒绝了这种漫天要价的要求，随后，伪满洲国郑府开始扣押逮捕苏俄在中东铁路的工作人员。同年，伪满洲国郑府开始采取对石油销售、输入和输出实行管制措施（伪满洲国实行石油管制措施之前，日本郑府颁布一项法律，根据该法律，在日本、朝鲜和满洲经营的外国公司，必须将不少于石油年输入额的一半存入日本的油库，而在必要时应将这些石油按固定价格出售给日本郑府），英国、美国和荷兰郑府向日本提出抗议，日本郑府声明说：“日本郑府对“满洲国”郑府的行动不负责任。”此言一出，英美等国郑府异常愤怒。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一项非正式宣言，该宣言中宣称：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地位和不可推卸的使命，日本拥有维护东亚安全和秩序的优先权和独占权；日本郑府坚决反对外国纵令以技术援助或财政援助为名而在中国采取任何共同行动；日本郑府宣布：只有日本郑府有权解决与中国同其他国家谈判有关的问题，而且，倘若为了推行日本的政策而需要采取积极措施直至使用武力的话，那末日本是不会不干的。这项宣言引起英美两国郑府的极度不安。4月29日，美国国务院向日本郑府发出照会交涉并提出抗议，郑重指出，美国对中国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敦促日本郑府尊重多边条约的存在，任何一个国家若未得其他有关国家同意都无权执行有损于其他国家的义务和利益的决议。英国外交大臣西门（接替前外交大臣张伯伦）于4月30日在接受英国下院质询中重申了“英国承认日本在华的某些特殊利益”，并借此向日本郑府发出要求回应的“友好询问”。5月1日，日本外相答复道：日本郑府同意英国外交大臣的意见，“日本无意于破坏其他国家在中国的权利或违背自己本身的条约义务。”

1934年12月，由于英美拒绝了日本提出的关于日本舰队应与英美舰队相等的要求，日本拒绝签订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英美日三国在伦敦举行的关于海军军备的初步谈判以失败告终。1934年底，日本郑府宣布：1922年的五国条约在1936年12月该条约期满后即属无效。自此，日本开始大规模建造各种舰只，并试图和英美争夺海上主导权。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在日本国会会议上发表演说，演说中宣布：日本要改变对华政策，并呼吁和平解决日本和中国问题。国际舆论一致认为广田的演说开启了日本在远东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此时，蒋介石和汪精卫领导的南京郑府和亲日分子黄郛（北平政务委员会领导人）领导的北平当局也于欢欣鼓舞中迎接日本对华“新方针”时代的到来。

1935年5月，日本军事当局同时向南京郑府和北平当局提出“睦邻”要求：中国军队应撤离河北省，解散一切抗日的郑治和军事组织，惩办被控对两名“汉奸”（日本间谍）采取恐怖行动的中国人。随后，南京郑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同日军驻华北司令梅津进行谈判，何应钦代表南京郑府接受了日军提出的全部要求，6月2日，双方签订了“何梅协定”。同日，南京郑府颁布了“睦邻”令，禁止中国人发表抗日言论或进行抗日活动。7月27日，日本间谍土肥原将军和中国察哈尔省当局又签订了一项协定，即“秦德纯-土肥原协定”，该协定的内容：撤销中国将军担任察哈尔省主席的职位，中国军队撤出察哈尔省和解散该省的国民党组织。

谈到这里，不妨介绍一下何应钦此人。何应钦（1890年4月2日-1987年10月21日），字敬之，贵州义兴人，中华民国一级上将。早年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辛亥革命爆发后，回国参加护国军。1912-1913年期间，与蒋介石同在驻节上海的陈士英（陈其美）沪军都督府当差，在孙文的唆使下，伙同陈士英和蒋介石等先后暗杀陶成章、宋教仁后，和蒋介石一起以求学的名义出逃日本避祸。1916年回国后，在家乡开办贵州训武学校，任黔军参谋长。1924年赶赴广州和孙蒋会合，任国民革命军大本营参谋长。1926年北伐后，任浙江省郑府主席、北伐军总司令参谋长（蒋介石任总司令）、军政部部长。1928年6月，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勾结日军将领暗算中华民国安国军总司令张作霖并将其炸死。1934年被授予一级上将军衔，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中国远征军司令、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1946年任中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军事参谋团中国代表团团长。1948年5月任国防部长，1949年任行政院院长，5月辞职。之后，国民郑府垮台，和蒋介石同去了台湾。1987年10月，何应钦病逝于台湾。

1935年10月，日本外相广田宣布了力求南京郑府接受的“三原则”。（一）中国不应依附于欧洲国家和美国，而应当完全亲近日本；（二）中国应在事实上承认“满洲国”以及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利益；（三）中国应同意和日本一道与抗日的珙产主义运动作斗争。1935年6月，中国国内掀起了愤怒的反日浪潮，声讨南京国民郑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及其党羽的“投日卖国”行为。在此发展情势下，11月1日，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会议现场遇刺并受重伤。

1935年，苏俄郑府宣布承认伪满洲国郑府成立，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3月23日，日本郑府同意由伪满洲国郑府以1亿4000万日元购得中东铁路所有权，苏俄答应无偿撤回和遣散苏俄在中东铁路的工作人员。因边界划定争议，1935年1月30日，日军在远东滨海地区的格罗得可沃“侵犯”苏俄边境；1935年秋，伪满洲国军队“侵犯”蒙古边境；1936年2月12日，伪满洲国军队再次和蒙古军队发生战斗。

1935年，欧洲正在发生剧烈变化，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德国希特勒郑府重整军备开始寻求扩张，欧亚的严峻形势促进了英美加强传统盟友关系，英国也试图恢复和日本的传统盟友关系。从1934年起，由于美国国库大量收购白银而引起国际银价大涨，而白银是中国货币流通的支柱，白银大量外流，对整个中国的货币体系造成致命影响，国家财政系统濒临崩溃。为摆脱这种糟糕的局面，南京郑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并把所有的白银都储存在郑府所有的银行。英国郑府打算让中国货币加入英镑货币体系，中国郑府同意这种安排，英国财政顾问李滋罗斯应邀来华协助中国实行财政改革的某些具体措施。币制改革的内容是稳定中国的银元和把钞票的发行权只给予三家中国银行，为此，英国驻华大使贾德斡建议英国公民将白银存入中国郑府所有的银行。

在欧洲动荡的局势下，英国政治家依然希望恢复英日同盟关系，李滋罗斯在中国停留期间，曾数次造访东京以征求与日本郑府讨论对华采取某种共同的郑治方针，但他的一切建议均被日方拒绝了。此时的日本正在实施联盟德国希特勒郑府的政策，德日两国代表于1935年开始进行秘密谈判，1936年11月25日，双方签订了“反珙产国际协定”。该协定的内容：日德两国未取得缔约国另一方的许可不得同第三国签订任何协定。（一）缔约国双方互相交换关于珙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二）缔约国双方协商必要的防卫措施，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应密切合作；（三）缔约国双方争取其他国家按照日德协定的精神采取防珙的措施或参加该项协定。协定的有效期限定为五年。在协定所附的议定书中又称：必须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对付国内外的直接或间接地为珙产国际效劳的人。一年后，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加入了“反珙产国际协定”。于是，在挑着“反珙国际联盟”幌子的掩护下，日德意等国走向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并在之后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上内容参考文献《远东国际关系史》，耶.马.茹科夫编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