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中产的参与与“平淡感”的超越——从朴槿惠案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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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韩国朴槿惠的弹劾案，让人们印象最深的韩国的大规模的，持续了几个月的街头运动和政治抗议活动。这直接导致了朴槿惠下台，甚至韩国还有政党要将这大规模群众运动申请诺贝尔和平奖。当然也有西方媒体对于这情况感到困惑，觉得韩国的这种政治热情的强度似乎让他们不解。实际上，很多人对东亚或一些非西方社会在政治上出现的“激进化”的倾向感到兴趣。这种激进化往往对于其社会的进程的意义是复杂的，有些是并不积极的。 　　有个观点，也能得到一些研究的证实，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真正关心政治，热心参与的相对来说并不多。很多人还是很虚无的，觉得都是政客，谁来都无所谓。这种相对政治冷淡的人数量还是很大的。因此其政治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其制度经过多年运转，也曾经受到过很多考验和冲击，已经高度成熟和完备，多年运作磨合的套路明确。关键是这种政治机制是和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中产一起成熟的。因此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和中产群体的磨合，往往在社区等层面提供一些参与的空间。对于整体性的大的政治，一般中产的参与感其实并不大，也没有什么参与的机会，偶尔议论也就停留于随便说说。像占领华尔街，就是转瞬即逝，根本不成气候。就是六十年代激情燃烧时代，参与的也并不是多数。伍迪艾伦的电视剧《六度危机》里的六十年代后期的中产的稳定和最激进的青年的对比就是例子。 　　但像韩国或一些其他东亚的地区等，经济发展和中产群体的成长壮大是在权威管制之下出现的。中产的政治参与感一直受到压抑，不需要你管事，你干好自己的，经济就已经发展了，社会的进步的速度就已经很快。社会原来在政治参与方面相对冷淡。这其实也是生活中的“平淡感”强烈，自己好像就是被管的，虽然生活平稳有进步，衣食无忧但也有失落感和被动感。尤其被西方的多年的话语浸润和激进思潮的影响，往往有一种觉得自己社会的政治发展极为落后的焦虑和挫败感。而社会也确实存在一些文化或政治结构上的弊病，如韩国的大企业和政府的合流造成问题就是从当年一直到现在都存在的。而一些激进的思潮也通过受到西方肯定的路径抓住自己社会的一些软肋，无情地抨击，也能够赢得一些中产的追捧。 　　一旦建立了新体制，中产就要强势参与，形成街头运动，觉得自己参与了主导了历史的欣快感觉，变得有某种特殊意义。政客也靠激情整合这种兴奋来达到目的。这就给各种激进的思潮相当的空间，中产群体往往觉得只有激进才能够超越日常生活的平淡和乏味，体验一种超越的体验。就像一位作家说的，这是没过过瘾，要通过那种大场面来过瘾。这说法可能过于尖刻。但这让生活获得了一种意义。又由于经济已经发展，社会本身的运行有其惯性，社会虽然撕裂但不会陷入如“阿拉伯之春”那样的战乱和崩溃。所以产生了一种激情的街头运动也不会有多少代价的“安全距离”，激进的诉求都不会被抑制，街头运动被认为是实现社会诉求的最有效的方式，因此往往把上街头变成最便捷和最有效的路径，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路径依赖。因为这种激进带来的负面后果如长期内耗，经济停滞等虽然形成，但其对一般生活影响还有限，更让一些中产觉得街头运动或激进斗争都没什么，是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能够产生溢出平淡无奇的职场和个人生活的感觉。这对于个人的自我实现似乎具有相当的意义和价值。而由于这些状况造成的政治的困境更被认为是体制失灵的问题。而且有些街头运动由于被仪式化和普泛化，往往更加深了中产群体要参与的“从众”效应。 　　由于后发的现代化产生中产常用政治的强烈热情来压倒生活的“平淡感”，让生活获得某种“意义”，于是大场面的政治运动的激情表现，自己主导历史的强烈感觉等等都是不可少的。虽然激情过后日常生活的一切并没有多少改变，甚至会有更多的失落，但这种激情却会过一段就来一下，构成社会的分裂和政治的强烈对立。社会在面对这样的冲击时往往缺少理性和妥协。长期的对抗造成社会的分裂和尖锐对立，容易形成内耗和冲突，造成社会和经济的众多问题。这些其实都值得社会深入思考。 　　这些问题和中产群体的成长历史有关。社会在面对这样的冲击时怎样面对，怎样让这种由于“平淡感”导致的激情参与的状况被充分地理解和认知，都是重要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