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的天堂：思维之殇

苏小草sxc

梦幻的天堂：思维之殇
                  文\苏小草


思维方式是人们观察事物、分析问题，并指导行动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它是人们认知自我与世界高度统一的载体和具体表现。虽然人的思想是永远自由的，它拒绝任何外力的影响和控制，但人的思维方式却具有很强的随遇性，它往往受到社会主流意识的影响与操纵，而丧失独立的自主性。思维方式不同，个人对事物的认知度和处理方式有异，群体性认知往往会主导事物的发展方向。个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个人的生活态度、生存价值及目的，倘若个人的思维方式上升为群体性认知，它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主体环境与发展进程。我们现在知道，斗争哲学观就是一种斗天、斗地、斗人的极端思维方式上升为一种社会主流意识的产物。

中华古易先天图，即伏羲六十四卦长图是完美的‘二进制’数理语言符号系统，西汉扬雄（前53—18）承传的‘太玄八十一卦画系统’是完备的‘三进制’数理语言符号体系，而河图、洛书则是‘十进制’方圆数阵图。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古易‘对立互补三极之道’全息数理哲学的语言符号系统。可见，中华文明之基的‘道文化’源于数理，数理是易思维之源。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或思维模式，一旦达到数理的高度便囊括了先验、经验与超验的存在，几乎穷尽了真理。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最高级、最完美的一种思维模式是形象的逻辑思维。从内容到形式，本质上，易思维就是一种最完美的形象逻辑思维模式。形象逻辑思维是人类左右脑互补协调发展的最高级思维模式。形象思维是受右脑主导，逻辑思维是由左脑控制，左右脑协调配合则可有效创生出形象的逻辑思维。当前，对于人类的思维模式，人们已有一致的共同看法：人类的思维大体可以分成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两大类，其它思维模式，包括直觉思维、理性思维、发散思维及求实思维等，均可视作是这两种思维模式胶着、分化，衍生而来。

远古先民生活在一个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右脑的发达程度远胜于左脑，最先只能靠直觉的感官，眼、耳、鼻、舌、皮肤等感觉器官，体验和感知大自然的美幻与神奇。感官得来的信息传输到大脑，大脑将汇集而来的各种信息加工、提炼、总结、分析，形成简单的思维意识。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感觉得来信息和结论，为人类挣脱物质界的强力束缚起到过重大的作用，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但直觉的形象思维具有很强的盲目性和随机性，有限感知的一切并不能包容事物的全部，毫无疑问，它带有极强的片面性与主观性。也就是说，人们若仅仅通过直觉形象思维判断事物的存在，极易陷入一种非此即彼、不黑即白，非好即坏的极端思维误区而无法自拔。原始先民‘茹毛饮血、搏杀缠斗’的恶劣生活方式就是这种直觉形象思维的‘高级’显像。事实上，现代人看来，那种野性生活方式很野蛮残忍，但在当时习以为常的群体性认知下，自然天成无可厚非，非但不原始，或许很时髦很现代。可见，人类自身的一切困惑皆来源于产生困惑的思维而非其它，新思维往往是开启智慧之门，解脱困惑的有效和必备钥匙。

伴随宇宙的空时变幻，时间的流逝、空间的拓展，人类自身自然因素的发展与进化，原始先民的自我意识逐步加深，并开始意识到，自身感知的一切并非完全真实的存在。人类仿佛置身一个胆战心惊的魔幻世界里，真实的存在偶然间出现、奇异般消失，或许还会失而复得。这种惊异犹如幼年时代的我们，看到单车在地平线上飞驰，总以为其中必有一种玄奥的伟大魔力在背后默默支撑。然而，过往的经验逐步使人类意识到，日出日落，行走在悬崖峭壁上，张开双臂就能建立平衡；潮起潮汐，天黑了，睡一会儿就能盼来黎明。人类通过对事物简单的抽象，开始总结出一些偶然间出现的奇妙规律。左与右、前与后、上与下，男与女、黑与白、阴与阳，相对而存在，并在生存空间的比对参照中得到确认；大与小、多与少，长与短、高与矮，互补而生成，并在记忆的比对参考中得到区分。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视野得到有效拓展，人类开始变得自信而强大，面对一个生疏的世界，少了许多莫名的恐惧和惊悚，并萌生了做更多新尝试的渴求。由于狩猎得来的劳动成果开始出现富裕，人类随之学会了‘结绳记事’，将狩猎的成绩通过打结的藤绳记录下来，瞅着藤绳上的‘疙瘩’，不仅能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感，还激励了大脑的记忆功能。在人类的幼年时代，日子又慢又长，人类的智商犹如懵懂的孩提，对未知的世界充满无尽的好奇与无力，于是，想到可以通过形象的标识寄托感知，自那时起，人类开始具有寄托感知的图腾崇拜。‘结绳记事’是一种最原始的图腾崇拜，在人类自身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事实上，人类的大脑里一旦蹦出‘数’的概念，左脑就顷刻被唤醒，人类的思维便得到飞跃式发展，进入一个冲破蒙昧、崭新的新时代。

左脑逻辑思维的火花瞬间点燃人类智慧的篝火，人类开始具备简单的逻辑思维能力，预示着理性的回归、感性的溃败。一直以来随着感觉走的人类，不再相信自身的盲动能够开辟出真正的美好未来。于是，为某种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不再盲目地四处奔袭，开始营造自己的灵魂与肉体的栖息之所。自此，群居的‘城邦’或‘家园’开始出现，人们日落而息、日出而作。

然而，面对大自然变幻莫测，吉凶难料，人们又产生了另一种困惑。面对茫茫的星际、空旷的原野，那是无限与有限的困惑；面对昼夜的交织、生死的离别，那是时空变幻的焦灼。人们似乎感觉到在自身所能感知的一切之外，必定潜伏着一种巨大的自然魔力，即‘无’或‘道’切切实实地存在、支配着这个缤纷奇异世界。正是这种莫名的自然力，推动着空间与时间的流转；主导着事物象与数之间的变换；安排着世界万物的生死与存亡。感性围困着理性，理性交织着感性。人类开始敬畏天地的神奇与伟大、感喟生命的短暂与脆弱，开始关注生存的有限、珍惜宝贵的生命。自那时起，世界上少了许多争斗与血腥，多了许多敬畏与宽容。也就是说，左脑的发展唤醒了沉睡的理性，抑制了右脑疯长的感性，人类从无知的野蛮开始变得相对‘文明’。于是，人类根据过往经验的‘一致’尺度，产生了有关真与假、对与错、善与恶的最基本价值判断，进入一个相对文明的初级群体意识觉醒的社会形态。亦如任何事物都存在‘对立互补’的形式逻辑图式，野蛮注定是走向文明的摇篮。

作为一种‘对立互补’的存在，理性与感性伴随的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天生就是一对相依为命的孪生兄弟。左脑主导的逻辑思维是由感官获取的有限信息，通过经验概念和模式化的因果关系，归纳、分析、推导出相应的‘理论’结果的，它的缺陷在于，极易受认知信息的有限性和固有经验概念偏差的影响，得出错误的行动或结论。右脑主导的形象思维在这一点上，恰恰能弥合逻辑思维的先天缺陷，因为，它是构建在对认知信息和经验概念的重构与再造的基础之上的，具有无限的延展性和创生性。因此，左右脑的互补互动、协调发展，实现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有机融合与补充，才能做到认知概念的随机变化与饱和生成，才能得出非程式化、穷尽或接近真理的创新成果。

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包举宇内、广大悉备，集天、地、人‘三位’于一体，融自然、社会、思维‘三体’于一炉。构建在其基础上的‘易思维’，是人类大脑外感与内化互补和谐发展的产物，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将世间万象置于对等的同一平台进行审视、归纳、分析，它的认知对象囊括宇宙及宇宙中的一切。作为一种全息逻辑，易思维具有‘不漏万一’的自由度和包容性，事物‘绝对差（个）异性’的本质存在与‘相对一致性’的存在形式自然涵盖其中。易思维探究事物的存在是通过形象类比关联性的‘象’，抽取理性的整体认知，即全息取象实现的。犹如卫星定位系统一样，通过不同的卫星对地球上的同一目标进行定位，就可真实地再现目标物的实际存在与运动状态。因此，易思维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事物的‘全息保真’目的，它不仅是一种形象的逻辑思维模式，同是一种感性与理性相沟通，形象与概念相融合的‘悟性’思维模式。事实上，构建在‘二进制’数理基础上的现代计算机语言永远无法模拟或超越‘易思维’。古称：‘明万物分殊之理，悟万物根本之道’，今称形象的逻辑思维。

谈及中华道文化博大精深，从思维到逻辑，西方人的‘发现’，中国的先哲早就做出来了，而且做得更好。说到这里，似乎充溢着对中华文明的赞誉，并可能产生令国人沾沾自喜的误读。倘若产生这种误读，正是国人匮乏自省意识、理性尚未成熟的重要标志。鲁迅临终感言：‘多有不自满的种族，永远前进，永远有希望。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祸哉、祸哉！’倘若国人不在意别人的批评与矫正，有勇气直面自身的问题，用自己的脑子作出独立思考和判断，并纠正对本体认知的偏差，很容易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的先哲都做出来了，我们后世的子孙都‘做出’什么来了呢？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理）气以为和。’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中国的先哲做出来了，但却被后世束之高阁、蒙垢千年。‘明万物分殊之理，悟万物根本之道。’中华易思维，即形象的逻辑思维，中国的先哲做出来了，但却被后儒用于欺世盗名、掩耳盗铃。‘万物各异理，而道尽万物之理。’‘缘理从事’的‘参验’之法，中国的先哲做出来了，但我们千年来置若罔闻、弃之不惜。

从‘先天（伏羲）六十四卦长图’完美的‘二进制’数理语言符号系统，到西汉扬雄承传的‘太玄八十一卦画系统’完备的‘三进制’数理语理语言符号体系，以及河、洛‘十进制’方圆数阵图的亘古传世，可以知道，‘左脑’这块新大陆是远古的中华先民最早发现的，但却被孔儒们‘曲易巫用’编造伪道学、打造伪文化以镣起自己的双脚，千年来，不肯向真理涉足一步！莱布尼兹言：‘易图是流传于宇宙间所有科学的古老纪念物。’西方人恰恰相反，这些‘发现’虽然都不是他们的先族最早发现的，但却被他们视作无与伦比的罕世珍宝，在科学研究和现实的生活中被运用得炉火纯青。不可否认的是，近现代以来，从思想到文化、从政治到经济，西方人都获得了巨大成功，并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础上，开拓和打造出令东方人羡慕的现代科技、经济、政治文明。缘何，亦不为何？西方人敢于在现实中直面自我，中国人习惯于在梦境中感喟人生；西方人勇于在理性中饱满热情，中国人痴情于在争斗中怀恋过往。黑格尔说过，民族的自省意识是一个民族的最高成就。一个民族能正视历史、面对现实，自觉地整体反省，是这个民族成熟理性的标志，也是左脑获得真正解放的标志。但，历史的长河中，中华民族始终是盲动多于理性，始终是人祸多于天灾，始终是有为的糟蹋多于无为的建树，始终是比坏不学好‘劣币驱良币’，以至于穷途末路、烽火硝烟，战火连绵、纷争万代。

仅从‘天神受符’、伏羲得河、洛而演八卦的亘古传说，就可以知道，老天对中华民族可谓呵护备至、恩宠有加。若天神有之，窥其儒孙们为一己之私、见利取义、图谋入仕而‘曲易巫用’编造伪道学而为祸天下，也会捶胸顿足‘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个巴掌拍不响，这同是历代荒淫无道的统治者奉儒学为圭臬，推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暴政极权统治的必然结果。暴政的结果是愚民，愚民的结果是愚蠢，愚蠢的结果是盲动，盲动的结果是暴动，暴动的结果是革命，革命的结果是暴政，暴政的结果又是愚民。如此，老驴拉磨之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成龙成凤不成‘人’，弄虚作假不认‘真’，中华民族习惯于睡地摸天、投机取巧，深陷极端思维的沼泽地，迷途千年而难以自返。

纵览世界发展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思想、文化、政治、经济以及道德价值伦理，全由所谓‘政治精英’暗潮黑幕之中，设计、制订、实施并控制和主导的民族，断无可能耳聪目明。因为，所谓的‘政治精英’无一不是植根于耳塞目滞的文化母体，其所作所为无非是叶公好龙、掩耳盗铃式的自作聪明，其‘精英’的称谓只可能是狂徒、悍匪虚妄的欺世盗名。正所谓：一马独夫驾车舆，疾风劲草漠北域；铁骑踏弯正直骨，横戈天下大道曲，‘滚滚长江东流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散、走狗烹’。此‘英雄’并非真英雄，实为一群时势造就的充满动物性本能冲动的‘野兽’而已。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史上，被誉为所谓功成名就的千古豪杰、民族英雄，大多发端于心胸狭窄、自大狂妄、奸佞刁钻的悍匪恶徒，从汉代的刘邦，到明代的朱元璋概莫能外。此等好大喜功、机巧鬼域之辈，无一不是在‘均天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等高调理想的愚民蛊惑下，通过刀戟相交、血流漂橹的淫暴屠戮手段盗取天下、赢得威名的。一旦革命成功，旧朝倾覆、新朝建立，随之而来的便是‘听圣言、不逾矩’、‘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甚而过往同甘苦、共患难的弟兄旋即沦作思想改造和整肃的对象，或被囚禁或被诛杀或被流放。

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改革开放前，中华民族在所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高调理想的鼓噪和迷惑下，从思想到行动，从灵魂到肉体，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革命斗争’运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革命斗争成为人们生存价值的惟一出发点和归宿。从‘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经济革命，到‘浮夸风、大跃进’消灭私有制、建立人民公社的土地革命，再到思想和劳动改造的文化大革命，中华民族在共产主义乌托邦的‘伟大’实践中，遭受的物质损失和精神苦难是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我们以数千万计人的死难为代价，换来的只是一个海市蜃楼、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可见，在不尊重人性的基础上，倘若以剥夺公民的思想言论自由及各项民主权利为代价，换取某种构建在‘假设’之上的所谓‘完美’的制度框架，我们为此采取的任何行动及产生的结果，必然是非人性的、邪恶的，并成就等级特权制度。乌托邦的邪恶本质皆源于此。过往的历史血迹斑斑，却未必有驻足的那一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确是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西方人发现真理，很快就能成功实践；中国人发现真理，很快就被扭曲埋没，苦难扎根中华愈久弥坚，必有其思想文化渊源。儒文化作为一种主流文化，断然逃脱不出干系。可以看到，长期以来，中华民族始终受困于儒易及儒学极端思维的束缚，纠葛于儒学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理性被强力疯狂地卷入迷信权威塑造人神、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历史漩涡而无法挣脱。我们徘徊于梦境与现实的边缘，总试图通过做‘白日梦’的方式，一劳永逸地实现心目中的‘终极’伟大构想。‘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教条式的思维惯性牵引着若即若离的空幻欲望，把中华民族推入了一个‘官本位’为主流意识的千年迷途之中。殊不知，此种思维模式不只是引诱智识阶层的全面堕落，还造就了公众鉴别能力的退化，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深陷莫名的激情与利益的争斗之中，而丧失了发现并实践真理的空间与土壤。因此，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儒文化主导下的中国，只可能是一个争权夺利、内忧外患的中国，只可能是一个表面光鲜、脏腑溃烂的中国。犹如积沙成塔的溃坝，一个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永远不可能跳出成王败寇、血腥屠戮的历史宿命。这是由儒文化本身的思维特质和中国人的思维惯性决定的，是注定的、必然的，不可阻遏的。梦幻的天堂，中华思维之殇源于儒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