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之殇：仓颉造字

苏小草sxc

语言之殇：仓颉造字
              文\苏小草


语言文字是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天然载体，它不仅具有交流和传播信息的特殊功能，而且赋予人们超越时空的无限想象和无穷力量。世界范围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创生都是个神异而奥秘的过程，如此焕发出人们对语言文字伟大诞生宗教般地虔诚与无尽敬畏。可以说，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或肤浅或深刻，或平坦或曲折，或文明或野蛮，不同民族对语言文字神性地位认知度的确证铺展出相应民族的历史走向和发展进度。

在《吠陀》经里，古印度人把语言文字描述成是女神精神与肉体的活化物，既属于神创又属于神祗；古埃及人坚信，语言文字是智慧之神索斯发明和创造的，既属于智慧又属于神创；古巴比伦人坚信，语言文字是命运之神尼波发明和创造的，既属于神谕又属于命运；古希腊人坚信，语言文字是诸神的使者赫尔墨斯发明和创造的，既属于神谕又属于神造。可以发现，在这些古老文明中，语言文字本源的创生和存在已上升到任何世俗权力都无法驾驭和撼动的神性地位，它既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精神信仰，又是一种坚不可摧的永恒力量。比较发现，这种信仰和力量正是中华民族不具备或严重缺少的，中华民族不仅患有先天营养不良的软骨病（自卑），还患有后天揠苗助长的狂躁症（自大），或许，这正验证出我们亘古对语言文字本源的创生存在某种认知的误读或偏差，并直接导致自主创造良能的普遍丧失和对自然本源敬畏之心的极度匮乏有关。

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字是怎样创生的呢？上古传说中，我们的语言文字不是‘神’或‘道’创生的，而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受命领悟、编制和创造的，语言文字自诞生之日起，似乎就与某种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纠缠到了一起，并沦作既成‘圣君圣言’事迹的语录文本，充当编写历史、统御臣民的工具。据《黄帝书考》辑《春秋元苞命》载：‘（仓颉）龙颜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乃受（黄帝）河图录字，于是穷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羽山川指掌而创文字。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乃潜藏。’《淮南子·本经》中亦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这里描述的是仓颉造字的惊悚场面和奇异过程，虽突显出其是个惊天地、泣鬼神的非凡壮举，但，更多地反衬出世俗权力的高大与挺拔，而非语言文字神创的恢宏与博大。语言文字的创生只是史官仓颉受命于黄帝，通过参悟河洛象数符号，把自己与存在之间的意向密切联系起来，并把自然的语言收集或听懂而编制的，而非神谕或神创的。既然语言文字的创生是受命世俗权力的‘口谕’，那么，无形中就被设置上了服务于世俗权力的注脚，其神性地位只能且不可避免地在时光隧道的打磨中褪淡色彩，并潜移默化地堕落成世俗权力可以随意拿捏把玩的工具性文字游戏。即使不存在彻底蜕变成不辨是非、指鹿为马的可能，但至少存在或预留了权力垄断话语权的广阔空间，如此，失去话语权之臣民的卑微地位也就在仓颉造字的神迹中心照不宣地悄然安排好了。

中华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在传说中就被贴上了‘君权神授’的标签，处于受命或服务于世俗权力的被动地位，‘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它不再是一种令所有人敬畏的神性力量，而是一种让部分人拥有阉割或驯服另一部分人，并为之背书的特殊权力。高人一等者既是规则的制订者又是规则的破坏者，低人一等者既是规则的守护者又是规则的受害者，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丛林法则命定地延伸至空白，如此，中华民族可悲可叹的命运就这样在先后人的存在中奇迹般地预支了！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或许有人转而明白过来，既然语言文字命定要沦作‘圣王’金口玉言的道具，既然语言文字只能充当‘圣人’表演礼乐的舞台，就不应是人人都要恪守的‘求真’信条和行为规则，那么，我们就可以尽情地泼墨编造或杜撰历史，尽力地信口雌黄‘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特色的江山不能变，自己的皇权不能变’；尽心地众口铄金毁灭人性、粉饰太平；全心全意地颠倒是非、自欺欺人，藉此全然放弃个体的人格尊严和生命的独立价值，用一张嘴说话、一条腿走路、一个脑袋思考，永远生活在恐惧的幻象和焦虑的不安之中。

《说文解字序》中记载：‘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可以说，对流传于中华先民中的语言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和使用，仓颉曾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汉字的发现和发展过程中也起到过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创生起源于‘仓颉造字’。因为，仓颉是人，是一位史官，不是神，这种说法潜在人为设定的误区，而这种误区正是服务于权力至上‘官本位’的儒家‘道统’的。我们知道，除文武周公外，轩辕黄帝是儒家自命的又一位宗祖圣人，既然仓颉是轩辕黄帝的史官，并受命于其造字的，‘仓颉造字说’无疑是儒者蓄意渲染、编排，并暗中施力的，是服膺于世俗权力刻意打造的。它既不能确证中华语言文字本源于‘仓颉造字’，也不能说明儒家‘道统’具有先天的法定地位，更不能抹杀或贬损中华语言文本始源创生于‘河洛八卦’的史传与神性。也就是说，中华语言文字的创生本源于‘河洛八卦’，所有语言文字都是其先天神性的自然流淌或激情迸发，任何个人或政治集团都不具发明和创造语言文字的先天能力，只具有发现和使用语言文字的后天权利。语言文字的刻度不受任何‘礼制’的约束，它不能成为阻碍和限制历史文明发展与进步的障碍物，只能成就开启和推动历史文明发展与进步的加速度。中华语言文字不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发明和创造的，而是河洛之‘神’或‘道’创生的，我们必须要坚定这种精神的信仰和汲取这种永恒的力量，绝不能再模糊沉沦下去了。惟如此，21世纪的今天，中华文化才能实现超凡的再造和精神的升华，我们才能铸就无愧于时代的不朽辉煌，才能实现伟大先天始祖遥遥寄予的期望！

一个民族只有挺立在自己源文化的基点上，才能拥有无尽的勇气与不朽力量，只有站立在普世文明的规则上，才能拥有光明的未来与无限的希望。应该说，‘河洛八卦’的诞生是中华先天文明辉煌成就的显像，也是中华文明始基于缜密全息逻辑的丰碑，它是中华语言文字不断创生和发展的神谕载体，并携带着‘神’或‘道’的旨意秘密播种了神性文字粒粒饱满自由的种子，而最早发现和使用这些种子的人群正是忙碌和奔跑在中华大地上的先天始祖们，至于后来者包括仓颉，只是接续的拾荒者或继承者。任何民族的语言文字都具有不屈服于世俗权力的伟大神性，都不容世俗权力任意侵淫、玷污和践踏。因此，这个世界上，只可能存在一种普世或共同的价值宣喻，人权的内涵是一致的，外延也是相同的。它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各项自由和平等权利，是先天的、不可剥夺移让的，任何世俗权力支配下的自定义文本都是对语言文字神性地位的亵渎与忤逆，都不具有任何道德价值和合法性。

即使我们对未来充满无限希望，但，自甘生活在襁褓之中是永远长不大的，我们不仅要挣脱无微不至的呵护，还要拒绝自身的惰性与疲惫。信仰是精神的支柱，力量是永恒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寻回自己的文化之根，即‘道’——中华民族亘古的图腾，从而放弃崇拜张牙舞爪的‘龙’，因为，中华文化的词典里，‘龙’是世俗权力的化身，自‘仓颉造字’的传说演绎成真说以来，中华语言文字曾一度堕落成委身于‘龙’的奴婢，充斥着威权的戏谑性与媚权的功利性。当下，我们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首先必须放弃‘龙’的图腾崇拜，迎回和拥抱‘道’的精神信仰和永恒力量，而后着力驯服‘龙’，让色彩各异的‘龙’服务于大众，而非自命不凡地骑在百姓头上欺蒙耍横。

世界上本来没有敌人，敌人往往来源于自身的短视、无知与偏狭。虚荣的前方是幻灭，虚伪的背后是灾难，一个敢于正视自己真实历史的民族，才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灾难；一个勇于反思自己文化缺陷的民族，才能实现浴火重生、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