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中国人的思维与中国式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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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学校教育恨不得把学生都变成听话服从的乖巧孩子，而且常常以此作为学生表现的依据。等到他们毕业了，到社会上谋生才发现，他们急切地需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尤其是在市场中打拼的时候，才知道市场竞争是多么需要批判能力与发现问题的能力，需要创意。可惜，这些本来与生俱来的好品质却被学校教育给剥夺了。

   然而这些东西为什么会产生呢？看看苏格拉底与孔子两个人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其实就不难理解了。美国的乔布斯临终前曾经说过，他愿意用他一生创造的财富换取与苏格拉底作一个下午的交流探讨。为什么他会如此看重苏格拉底？那是因为他的成功离不开苏格拉底的启发方式与探讨问题的方式。那种方式后来被思想家波普尔总结为：猜想与反驳的方式。你有一个好想法，拿出来不仅仅是让大家来分享，而且还要让大家来批驳。只有经住了大家七嘴八舌地批驳之后，那个想法才是比较有价值的。

   乔布斯每次在作出一个实施方案的时候，都要设想至少上千个方案，然后每个方案都拿出来让大家批判与质疑，甚至从鸡蛋里找骨头。然后看哪个方案的瑕疵是最少的——完美的当然是没有的——然后就用这个方案。这种思考方法与工作方法是中国人很难理解，更难接受的。这也许就是因为中国人总也不肯接受苏格拉底，而乔布斯也不鸟中国的孔子的深层次原因吧。

   孔子是光收学费，而不肯教学，在节约办学成本方面达到苛刻的地步的中国最早一批民办学校校长。收三千弟子，竟然连个教师也不请，自己又当校长，又当教师，却连间像样的教室都没有。难怪合格率那么低——三千弟子，只有七十二贤人，而所谓贤人，其实并没有为人类作出过任何贡献，既没有一个人有一篇像样的文章，更没有一本专著流传于世，也没有发明创造，即使是“学而优则仕”，弟子中也没有一个当过像样的官，做出过什么像样的政绩。那些弟子投奔孔子门下，既花了巨额学费（束修以上），却又学不到东西，反而像孔子的家奴。

   而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是开办学术园（The academic Garden），学术风气浓厚，开放式的探讨与争鸣，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成为师生之间的准则，大家只追求真理，不论资排辈。在逻辑面前，在事实面前，在严密论证面前，没有师生之分，大家一视同仁。

   如果我遇到孔子，我愿意与他做朋友，因为他收的束修——肉干那么多，吃都吃不完，以致于讲究吃喝到这个份上：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跟这样的人做朋友，不愁没有肉脯吃。还能够听他侃大山，说点大实话。不过，既然收了那么多肉干，自己吃不完，却又不肯给点给颜回吃，要知道颜回可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却因为“一箪食，一瓢饮”，长期营养不足，贫病而死。这实在是令人想不通。

   孔子也不愿意在颜回死后替他买个像样的棺材，那是因为颜回到死连个科级干部都没有混上，混得实在是太惨了。怎么配享受棺材？这简直是要砸孔家店的牌子——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学也，禄在其中；耕也，馁在其中。颜回太不争气了。

   在中国的生存之道，首要的法则还是成功，无论你是杀人放火受招安，还是造假造孽来包装，其目的都是为了成功。只要你成功了，就不愁没人来为你的成功充当吹鼓手，有充当抬轿子的，有唱颂歌的，有擦皮鞋的，有帮忙的，有帮闲的，大家就像苍蝇终于盯上了一堆狗屎一样，如果有谁胆敢说这堆狗屎臭，要清除掉，那么，那些苍蝇立即就围上来向你疯狂进攻，让你耳朵里整天嗡嗡作响，烦不胜烦，最后只好放弃，因此，在中国，千年来这样的狗屎越堆越多，终于酝酿成了千年的臭酱缸。

   中国人，无论什么专制，还是民主，其实说到底骨子里，只是“出人头地”四个字而已。有人用“专制”来体现人上人的价值，有人用“民主”作为幌子，其实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雷锋做好事，常常喜欢扶老大娘过街，到街上捡粪，两个小时可以捡三百斤粪便。后来，每年到学雷锋的时候，老大娘都不够用了，只用十个八个战士共用一个老大娘。有人计算了一下，雷锋在街上大约每三步就有一堆粪，每十一秒，就遇到一堆粪，再考虑到捡粪的远不止雷锋一个人，这样算来，中国人居住的地方确实是一个大粪坑。可是，人们光顾做好事不留名，却没有考虑到由此反映了中国人居住的环境，卫生状况有多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