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宿命：悲剧中国的源起

苏小草sxc

文化的宿命：悲剧中国的源起
                   文\苏小草

按：文化是一个寓言故事，它充斥着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倘若黑暗和邪恶的力量战胜光明和正义的力量，它演绎的是一部历史周期性轮回的野蛮史；倘若光明和正义的力量战胜黑暗和邪恶的力量，它沿革的是一部历史递进式发展的文明史。正如黑格尔所言：中国历史的本质只是君主臣民的一再覆灭和重复而已，从文明的角度讲，它毫无真正的发展和进步可言。究其根本原因，被国人弘扬和继学的儒文化传统是一个打造悲剧史的寓言故事。


（一）儒文化：殖民文化的遗冢

正如黎鸣先生所说，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历史实是一部不断被殖民的血泪史，包括周、秦、晋、隋、唐、元、清王朝的建立都是周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产物。也就是说，中国的所谓‘正史’居多都是野蛮的殖民者布局和打造的，而且它与传统儒文化是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这就涉及到一个有趣的话题，儒文化为何总能与殖民文化短时期内相融合呢？倘若两者是异质文化，出现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两者具有相融性只能说明其属于同质文化，或者说，两者具有同质基因的遗传性。循着这一逻辑，我们不妨探寻一下，华夏民族的发展脉络。

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炎帝与黄帝被誉为华夏民族的始祖。炎帝就是上古史传中创立‘先天八卦’的开天始祖伏羲氏的后裔神农氏，其是中原农耕部族的首领，属于先进部族；黄帝就是上古史传中创立‘后天八卦’的轩辕氏，其是蛮夷游牧部族的首领，属于落后部族。或有人说，炎帝、黄帝部族皆是起源于黄河流域的兄弟部族，实不足为据也。后来，黄帝率游牧部族武力入侵炎帝中原部族，并将其吞并，但从‘先天八卦’与‘后天八卦’的同时共存可知，两个部族之间的殖民与反殖民的斗争从未中断，而且持续了数千年。需要说明的是，‘先天八卦’是‘二进制’数理的基础逻辑图式，可以推演出先天六十四卦图序，乃农耕先民初级逻辑之用的计数工具，而‘后天八卦’是预测吉凶祸福的古占星术，可以推演出后天六十四卦图序，乃游牧部族迁徙狩猎之用的卜筮工具。也就是说，‘先天八卦’是吻合逻辑之用文明部族理性智慧的产物，后天八卦’是悖离逻辑之用野蛮部族臆测天命的产物，从逻辑学的发展沿革上看，上古之炎帝部族的文明程度是远远高于黄帝部族的，炎帝部族已经属于具有基础逻辑思考能力的现代智人，黄帝部族依然属于蒙昧混沌、思维错乱状态的古代愚人。然而，在那个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年代，文明程度高往往预示着危机的到来，炎帝部族最终落败于黄帝部族。这也是中华历史上，殖民史的开端，即中原炎帝部族被蛮夷黄帝部族殖民。应该说，逻辑之用的‘先天八卦’与卜筮之用的‘后天八卦’是两种不同文明的文化载体，前者创造的文化是朝逻辑学的方向发展，重科学技术，塑造理性文明的现代智人；后者创造的文化是朝厚黑学的方向发展，重杀伐征战，塑造野蛮残忍的古代愚人。事实上，这两种文明的文化符号，在中华漫长的演变史中始终都处于互相攻讦缠斗状态，只不过以‘后天八卦’为载体的儒文化始终占据主流位置，而‘先天八卦’的逻辑内存逐渐被沉寂遗忘，后来却辗转于西方被17、18世纪的德国人莱布尼兹发现，成就了现代计算机语言的基础逻辑图式——‘二进制’数理，并在此基础上西方的传统思维逻辑，即形式逻辑得到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纵观历史，真理往往被谬误无情掩盖，中华开天始祖伏羲氏创立的基础文明逻辑程式，随着殖民者的悍然入侵而惨遭阉割被深深掩埋在了一片黄沙碎叶之中。继而，以黄帝为代表的游牧部族的巫术文化文本成为中华先民的主流意识，犹如邪灵附体、魔鬼缠身，这种死缠烂打、难以摆脱的撕扯倒退不仅是人类文明史的悲哀，也把中华民族推入了一个欺骗与暴力相生相随的噩梦之途。可以这样说，从黄帝入主中原，至春秋战国之前，中华上古史演绎的就是一部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残酷斗争史。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史诗中，无尽可歌可泣的篇章或被焚烧或被沉默或被遗忘了。丛林法则之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直至正义与邪恶的界限难以有效区分，最终，以愚民欺民始的黄帝部族之巫官文化集大成于‘周礼’，并冠冕堂皇地上升为‘正统’文化，其后，奉行功利主义的儒者迅速崛起，并‘掌天下之辩’聚众继承之宣告殖民文化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至此，历经数千年精神与肉体的抗暴与反暴，中原部族与蛮夷部族的殖民与被殖民斗争暂告一段落，伏羲后裔继承之中华源文化，即本真的道文化，除老子等少数智者继承外，逐步散落民间，甚至隐匿绝迹。

有关这一历史的深刻印记众说纷纭，事实上，我们从《封神演义》的内容中就可窥知端倪，它描述的是商周改朝换代的英雄史诗，以姜子牙为战神的西夷姬氏文武周公集团最终战胜以申公豹为战神的中原商纣集团，其战争规模之浩大、之酷烈可谓撼天动地、威震八方。古之战者，何谓正义非正义？历史是由强悍的胜利者书写的，攻城略地、起兵谋反以为王往往借助歪门邪道的巫术戏法，文武周公正是借助了这一点，只不过把自己标榜成‘替天行道’的正义之师罢了，而其沿袭的依然是蛊惑人心、歃血为盟的那一套。强盗与悍匪遵循的就是严格以功论赏之等级秩序的分赃伦理，而‘分封制’正是这种分赃伦理刻意实践的产物。这也揭示出‘周礼’的实质，奴隶王朝之殖民文化的强盗逻辑编纂的一整套愚民术。‘先天八卦’之乾卦正朔位于正北方向，而‘后天八卦’之乾卦正朔在西北方向。这里面隐藏的玄机是，起源于西北方入主中原之周王朝，因畏惧正朔中原之商王朝，故而将乾卦正朔挪转到了其起源地西北方，于是颠倒了中原民族‘认知自我’的民族属性，为其西北野蛮人‘正统’背书。因此，使用巫术欺蒙手段，伪造历史、编造正朔的传统就这样形成了，而周王朝遗孑孔丘所代表的儒家，就是一帮专司卜筮算卦的食利附庸阶层，肩负伪造历史僭越正朔的职责。详尽资料参阅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可谓之：黄帝周公先天亏，伏羲老子不复归；自古儒者多虚伪，仁义道德实悍匪。

按照这种说法，中华历史上，少数裔族的秦始皇‘灭六国’，并入主中原而统御华夏，同样是殖民者的丰功伟绩，其大功告成当然与儒者的倾情助力密不可分。儒法者既然是其推行殖民战略的左膀右臂，为何后来上演‘焚书坑儒’的悲惨一幕呢？事实上，秦皇与儒者是主子与奴才的关系，秦皇旨在焚百家之言而殃及孔儒，坑儒既不是其既定战略，也非一意孤行，而是部分投机混世、奸佞诡诈的儒者诋毁和欺骗秦皇，秦皇怒而坑儒，在那个时代，以儒家‘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和‘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的礼法‘妄议’论，如孔丘罪杀少正卯，实属当诛而不足为奇。然而，推行殖民统治必须由殖民文化维系，坑儒则埋下了秦帝国‘二世而亡’的直接后果，这是秦皇始料不及的。至于汉武实施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策问，纯粹是仿效周公利用巫蛊之术以征战讨伐计，从而彰显其帝国威严罢了，但自讨苦吃，自此巫蛊之术盛行于内宫，祸及太子、皇后，晚年‘罪己诏’悔之晚矣！

基于此，可以断言：儒文化是一种源远流长的殖民文化，它来源于一种游牧部族的巫术文本，乃蛮夷入侵中原的殉祭道具而已。儒者，戏也，表演巫术戏法以为用者，仁（金）义（木）礼（水）智（火）信（土）乃古占星术五行之代用字即可确证这一点，只不过经后儒粉饰而褪淡了原始‘分赃伦理’的欺蒙色彩。‘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食君之禄，事君以忠’，儒术者，杀伐征战殖民之技用也。儒文化不是中华文明的源文化，而是一种异质文化，它与殖民文化是一脉相承的，具有同种共生的遗传基因，前赴后继、跌宕起伏，战时‘内圣外王’，殖民者的法器；战息愚民弱民，被殖民者的专利。殖民文化永续，最终只能被殖民，而后同归于尽，这就是为什么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遇外族入侵总是少有激烈的反抗，自甘被殖民的文化根源，可以说，它是一种永远扶不起、长不大的‘败家子’文化。

儒文化是殖民文化的遗冢，殖民文化为主流意识下的中国只能演绎一部残酷内斗、血腥屠戮的野蛮史。历史必将证明：复古儒学不仅是一种文化逆流，而且是一场文化灾难！


（二）人间正道：抛弃殖民文化

什么是殖民文化？顾名思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是殖民者为推行其殖民统治精心编纂和打造的一整套文化体系制度。纵观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自黄帝部族入主中原，中华历史的主流脉络就是一部不断被周边少数民族入侵屠戮，遂登堂入室，并假以‘正统’标榜的殖民史。旧朝覆灭新朝至，新朝覆灭旧朝来，其兴也被殖民，其亡也被殖民，中华改朝换代史呈现出间歇性被殖民的清晰路径，其在时空的坐标上主导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关于这一点，史实昭然，不多作赘述。我们来思考另一个问题：中华殖民史是如何得以维系，并绵延不衰的。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明确它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且是一个文化问题。因为，世界历史上，各民族的各种政治问题都能在其文化基因的承传性上寻求到合理或必然的答案。也就是说，殖民文化维系殖民统治，殖民统治生助殖民文化，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的。那么，在中国，一直作为主流文化弘扬的儒学是不是殖民文化呢？从历史沿革上看，它发端于蛮夷黄帝部族入主中原，并创制卜筮之‘后天八卦’；发展于黄帝遗族姬氏灭商建周，并集成‘周礼’；周室衰败倾危，春秋战国群雄争霸，继学于原儒孔孟‘复推周礼’；‘秦灭六国’统一华夏，儒法之争‘焚书坑儒’而儒怨，秦二世而亡；楚汉争霸，至汉代，后儒兴起，经儒生董仲舒‘更化、改制’，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就所谓儒家‘道统’。自此，儒学作为一种‘官学伦理’唯我独尊而横亘天下、经久不衰，成为中国历代皇权专制者统御和驯化臣民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工具。

不可否认的是，中华绵延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殖民统治是其主流政治形态，而儒文化是其主流文化形式，虽偶尔发生些许冲突，大多数时间里两者都是形影不离，如胶似漆的。这里所说的‘冲突’是指，秦皇汉武、宋明王朝的特殊时期，殖民者秦皇怒而坑儒，非或亚殖民者汉武、宋明崇儒，出现某种倒置的情况。除此之外，周、晋、隋、唐、元、清王朝尽是殖民者打造的，可以说，中华殖民史与儒文化的兴衰荣辱基本上是正相关的，即儒兴则殖民史兴，儒衰则殖民史衰，也许殖民者早已深谙其中奥秘——儒文化携带天然的殖民基因，遂利用儒学推行其残暴的殖民统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学的本质是殖民统治之学，生于殖民统治，长于殖民统治，成于殖民统治，离开了殖民统治的权力支撑，就将难以为继、灰飞烟灭。这就是中华历史上倡导‘尊孔崇儒’的皇权统治者总以殖民者的心态驭权天下，取悦于愚弄和奴役百姓的根本原因。回顾晚清帝制时代，在这种心态支配下，坚守‘三纲五常不能变、祖宗之法不能变、满清的江山不能变、自己的皇权不能变’垂帘听政的慈禧面对纷至沓来的列强竟能毫不掩饰地喊出‘量中华之物力，结友邦之欢心’、‘宁与友邦，不予家奴’的豪言壮语，就不足为奇了！在殖民者看来，财富和疆土都是通过欺诈抢夺得来的，失去一些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欺骗和驾驭臣民的文化传统与权力，既然儒家‘道统’是殖民者潜心制作的法器，是血统里一脉相承的命根子，殖民者怎么舍得丢弃它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用近代日本侵华史中发起的‘尊孔’运动给予佐证：1935年，日本为全面侵华积极备战的同时，蓄意包装儒学，并把它作为实施殖民文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殖民中华做最后准备，东京不仅大建孔庙，而且成立祭孔的儒教大会，并邀约中国‘圣裔’师表明德中学校长孔昭润前往参与祝贺，以坐实中日文化族裔‘同宗同种’的‘共荣’关系。正如日寇文化特务马场春吉感言‘日觉昌明孔教，实为对症之药’也。此后，日寇大举侵华曲阜沦陷后，1938年2月8日，孔府代理‘奉祀官’孔令煜宴请日寇‘长官’，‘部队长’，‘副官’等一干头目，并欢颜合影留念，至此，‘至圣先师’遗族再次实现了认祖归宗于殖民者的千古功业（《孔府档案》8914卷）。这一不容置疑的史实表明，儒文化与殖民文化不仅‘同宗同种’，而且是殖民者入主华夏必备的秘密武器。可悲的是，时至今日，中华民族不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依然把它作为主流文化的‘道统’加以弘扬，如此，不断被殖民的血泪史就这样‘妖有人供、孽有人作，自作孽、不可活’早就注定了。

请注意：在这里，我们探寻儒学的源流及其本质，不是要宣泄和制造民族仇恨与族群隔阂，而是要摒弃狭隘民族主义的喧嚣，复原和再现一个真实的历史图景，藉此唤起中华各族同胞携手迈入世界现代文明。因为，痛苦与灾难的创生往往来源于人类不敢正视自身的盲目、偏狭与无知，而非其它因素。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同样如此，一个善于反思和批判自己文化传统的民族，才可能有效规避重蹈历史覆辙的悲惨与震痛，才可能是个拥有光明未来的伟大民族。我们知道，近现代以来，真正给中华民族带来重大灾难的国家和民族是日俄，日本偷鸡不成赊把米，遭到美国原子弹的轰炸而败北，品尝到了野蛮种植的苦果，俄国虽强占了中国大片领土，但受到美欧等西方国家的有效牵制，无能于吞下更多的中国领土，实属中华不幸之中的万幸。可以说，满清覆灭、民国不济过程中，倘若没有美国等西方国家主持正义和倾力帮扶，中国很可能被日俄瓜分殆尽，如今的中国将不复存在，但，反过来说，即使中国被日俄全然瓜分，儒文化依然是可以保留的，而且一定会得到殖民者的垂青，并将其发扬光大，唯如此，才可能延续其殖民统治，这一点，蓄谋已久的殖民者应该心知肚明。

儒文化是培育妓性人格与奴性人格的双重病灶，它是殖民文化的遗冢。毫不讳言地说，一个儒文化为主流意识的中国，只可能是个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奴隶之邦，不可能构建起现代文明文化大厦。某时，周边野蛮的民族或国家只要祭起‘尊孔崇儒’的大旗，并具有扩张领土的强烈愿景，犹如发情期的母驴偶遇高大威猛的公马，孔丘的徒子徒孙们便会趋之若鹜、麇集宠幸，掌天下之辩的‘道统’尚且不堪一击、瞬间落花流水而失节，所谓的‘中国’哪有不败之理！这是由其文化主体的腐朽没落决定的，儒文化不仅是虚荣的招贼文化，还是虚伪的犯贱文化。就目前而言，在一片复古儒学的浪潮声中，中国的最大危险是‘联俄抗美’之气焰的日益嚣张跋扈，媚俄抵美者要么是忘恩负义、鼠目寸光的愚民，要么是图谋不轨、蝇营狗苟的权奸，他们只会在意自己的口腹之乐和荣华富贵，绝不会在意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的，即使再次被强暴、做亡国奴也乐在其中。要知道，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典范，即使被非民主国家视作‘霸道’，但绝不可能攫取中国领土，过去攫取中国领土的国家是俄国，今后有能力攫取中国领土的国家依然是俄国，即便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国人也应引以为戒。因此，狐假虎威，叫嚣‘联俄抗美’无异于引狼入室，这是麻木不仁的‘凯子’或认贼作父的‘汉奸’行为！事实上，随着政治、经济的崛起，中国应当塑造伸张国际正义的文化主体形象，并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以告诫敌视和挑衅中国的行动是不明智的，这样，朋友就会逐步多起来，试图借助俄国的强权改善或提高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地位倘若不是别有用心，只能是适得其反。

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缺少真正的反思，无法认清自己，同样对世界的文化也缺少真正的研究，难以辨别敌友，而西方人，尤其俄国人对中国文化是有深入研究和清醒认知的，据说，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办公室里就陈列有一座孔子塑像，就是明证。可以说，世界强权之中，谁参透孔孟之道潜在的殖民文化特质，谁就能将‘尊孔崇儒’的中国把玩于股掌之中，并窃取巨大的国家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儒文化浓缩了国人低劣的思维方式和卑贱的人格特质，谁掌握了孔儒文化生成的内在机理谁就能拥有讹诈和操控中国的金钥匙，投机政客的悦耳虚言或许能给当权者带来短暂虚无的荣耀和快感，但对于广大中国百姓而言，必然要为此承担无尽的痛苦与灾难。因此，把孔子学院开遍全世界不仅是匮乏自我认知的荒唐行为，更是一种不可理喻的文化战略失误。

当前，经过百年的挣扎与艰苦努力，中国已经站在了走向世界现代文明的门槛上，但我们不能沾沾自喜而左顾右盼、止步不前，要勇于抛弃孔儒文化，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这是执政当局彪炳青史、重塑合法性的必然选择和历史机遇。毛泽东说过，我们共产党是以打倒‘孔家店’起家的，倘若以后执政遇到难处，再把孔子的思想给老百姓，我们就快玩完了。这里阐述的就是个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说，中共暴力革命及执政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打倒‘孔家店’、许诺创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和解放被孔儒思想压迫和奴役的百姓的基础之上的，倘若走投无路，重拾儒家的‘道统’就意味着中国要回头复兴皇权文化，那么，中共就从根源上彻底否定了自己，就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性。事实上，受斗争哲学观和圣王思想的双重影响，毛虽然做过很多错事，甚至于令人厌恶，但我认为，他的这句话是其痛定思痛，对孔儒文化深入研读和自我反省的结果，是正确的。不仅正确，应该说，值此内外交困之际，倘若我们重新捡回孔子的思想，并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不仅中共快玩完了，中国也快玩完了。

总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不可能构建在殖民文化的基座上，同样，一个殖民文化基座上的奴隶之邦亦不可能构建起现代自由民主制度。抛弃孔儒文化，复归大道，融入世界现代文明——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一个能充分尊重个体尊严与生命价值的民主文化才可能支撑起一个崛起于东方的强大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