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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治国不是坏事，问题在于，何谓精英?一般地，精英应该是开社会风气之先、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那部分人士。显然，如果没有这些精英，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将会变得更加曲折、更加动荡. 一、引言 一般来说，在私人领域中，只要具有高度理性和充分信息，个体就可以充分实现他的利益最大化。但与此不同，公共领域涉及的问题是整体性的，不仅涉及复杂性的自然因素，而且涉及冲突性的利益因素，从而解决起来要艰难得多。正因如此，早期学者把处理公共领域事务的法律等置于自然科学和人文艺术之上，认为它需要更高的人类理性。相应地，像总统、首相、议员乃至一般公务员等占据公共领域职位并处理公共领域事务的人也应该具有广博的专门知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这也就是传统儒家强调的既才能卓越又品格高尚的圣贤。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共领域的职位应该由那些具有较高社会性的社会精英担任。问题是，何谓精英呢?这又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
二、社会精英的双重内涵 从语源学上讲，“精英”一词的意思是“值得抉择”，因此，它关注的是领导质量，反映领导者代表其选举者的程度。萨托利(Satori)就指出，“我们需要对领导人(实际的政治阶级)和有能力领导的认(潜在的政治精英)之间事实上的权力与恰当的权力做出区分。为此目的，我们必须善于没有负疚地谈论精英人士。”[1]因此，所谓精英，根本上是指那些不以个人私利为念而关怀社会整体利益的具有强烈社会责任的人士，而不能仅仅指在某方面成功或者具有影响力的人士。
然而，长期以来，“精英”一词在现实中却被异化理解和使用了，它往往“被广泛地用于一小批掌握政治统治的影响力或途径的特权集团。”[2]例如，帕累托在《精英的兴衰》一书中就将精英视为“强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强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3]在现代商业社会中，财富与权力得到充分的结合：凭借财富可以购买权力，而有了权力又可以攫取财富。
因此，现代社会的精英又大致可以被归为两类：(1)直接或间接掌握权力的统治精英，他们拥有社会统治的影响力或途径，又可被称为“权力精英”或“政治精英”;(2)在各自领域成就非凡的非统治精英，他们在技术、商业、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影响了普罗大众，可以大致归结为“财富精英”、“技术精英”或“知识精英”。事实上，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和路径确实是由这一小批人作出的，这一小批人主导着整个社会选择;同时，他们所作出的这种政策选择往往反映着一小撮得势集团的利益，而与普罗大众的利益诉求往往相去甚远。
正是由于精英成为权势者的化身，因而就产生了社会精英和普罗大众之间的对立。那么，如何保障这些社会精英的选择能够符合普罗大众的利益和意志呢?这就涉及如何监督精英对权力的使用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更进一步地，这涉及对精英的选择，涉及对精英理解的回归。因此，也就需要对精英概念作深层次的梳理和界定。
三、社会精英的社会作用 一般地，社会精英影响或直接从事公共领域的社会事务，有关社会事务的决策关系到社会全体的福利，更关系到整体社会的走向;因此，社会精英就必须具有渊博的学识，具有比一般人更深远的见识，从而可以更好地体察到人类社会的现存问题和未来的发展取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精英也就是指那些理性化程度较高的人。事实上，只有这些具有高度理性的人，才可以更深入地洞悉社会的内在秩序。如卢梭所说，“现代哲学家只承认法是为有精神的生灵制定的规则。所谓有精神的生灵。是指具有智力、自由而且在与其他生灵的关系中受到尊重的生灵。因此，他们把自然法的权限限于惟一一种具有理性的生物，也就是说限于人。但是，由于他们按照各自的方式来为这种法下定义，都把它建立在非常玄奥的原理上，我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这些原理，更别说自己去发现这些原理了。因此，虽然这些学者提出的定义在其他方面彼此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如果不是一位思维缜密的推理家，不是一位学问高深的玄学家，就不可能理解自然法，因而也无法遵守它。这正说明，人类社会为了建立社会，肯定运用了一些智慧，也只有寥寥数人才可能有，而且他们还得费很大气力才能获得。”[4]
很大程度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就依赖于理性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精英：一方面，由于只有少数人才能首先洞悉自然秩序，因而他们也就具有引导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责任;另一方面，由这群精英把他们的思维传授给理性程度低的人，从而使得全社会能够更好地利用社会资源。例如，Z.鲍曼就写道：“哲学家们是被赋予了直接接近纯粹的、没有被狭隘的利益所蒙蔽的理性通道的群体，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发现哪些行为是指示明智的人去做的行为。发现以后，他们就与‘人们熟知’的权威一起将结果传达给理性天赋不够、不能自己发现的人。”[5]正是由于人类个体无论在理性还是社会性上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长期以来无论是东方社会还是西方社会，往往都主张由具有较高理性的创造事变性人物来引临社会的发展，实行由精英管理的体制，这就是所谓的贤人政治。
在西方，古代的大多数学者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启蒙运动以后的卢梭、穆勒、马克思以及哈耶克等都主张贤人政治和专家政治，特别是支持给予高过更高教育的人在国家治理上以更多的权利;相反，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由于实行了较为广泛的民主体制而被其公民所尊崇、并且迄今仍受到广泛崇拜，但却被自己的历史学家所谴责，被诗人和戏剧家所嘲弄，被哲学家所拒斥。例如，苏格拉底就抨击雅典的抽签选举制，认为政治家应该是具有相应知识的人。再如，柏拉图继承苏格拉底的思想，对当时四类城邦政治——荣誉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和僭主政体逐一进行了反思和批判，提出需要由具有高度理性和社会责任的哲学王来治理国家;在柏拉图看来，公共决策是一项非常专业化的职能，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理念的认知，才是德行最完美的人。同样，亚里士多德批评当时的民主派，就因为他们实行的民主政治允许所有的自由公民之间进行平等的分配，而对所有阶层的官员获取公民资格时却没有进行选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民主政体是共和的退化形式，和僭主政体以及寡头政体一样都是坏的形式。
在东方，儒家教义中就有一种人品观，它把人身的意义于价值作为批判标准，其中典型地体现为君子和小人之别。按照钱穆的解释：“君者，群也。人须在大群中做人，不专顾一己之私，并兼顾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狭，专为小己个人之私图谋，不计及大群公众利益此等人则曰‘小人’。”[6]显然，这种君子充分发挥了人之仁性并将“内圣”和“外王”结合起来，这种人物就是圣贤。为此，儒家一直崇尚和倡导贤人治国，中国长期实行的科举取士制也反映了这一点。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中国古代的三皇五帝大多数都是哲学王，他们教会我们用火、建筑、耕稼等，譬如，耶稣会士白晋就将伏羲称为哲学王，而张君劢则把尧舜视为柏拉图笔下的哲学王。同时，儒家不仅对现实个体进行分类，而且试图使人人都提升为上等人，人人皆为尧舜。为此，中国的上位者不仅要承担“富之”之责，更要承担“教之”之责，这也是儒家社会重视教育尤其重视人之德性的原因。
四、结语 精英治国不是坏事，问题在于，何谓精英?一般地，精英应该是开社会风气之先、推动社会健康发展的那部分人士。在很大程度上，儒家推崇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就是精英的写照。显然，如果没有这些精英，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将会变得更加曲折、更加动荡;同样，如果突然失去了这些精英，那么，这个社会将会陷入失范，乃至要倒退几十年乃至上百年。进而，考虑到精英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中所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可以思考：那些在社会中长袖善舞“公知”是精英吗?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反思一些：如果失去这些闻人，社会前进的步伐会受到阻碍吗?甚至社会会有任何损失吗?
【朱富强，察网专栏学者。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 [1]Sartori G., 1965, Democratic Theory. New York: Praeger. p.112. [2]古莱：《残酷的选择：发展理念与伦理价值》，高銛、高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43页。 [3]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4]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高煜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5]Z.鲍曼：《后现代伦理学》，张成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6]钱穆：《国史新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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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3-15 21:37: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