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领域，当提到学者如何在实践领域扮演角色或发挥作用时，主要是指学者通过提供建议、参与决策甚至是通过“旋转门”直接到实务部门任职等面向政策领域的活动。特别是在智库热的当下，国际关系学者可能会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为决策服务的研究中去。但本文试图强调国际关系学者实践化的社会维度，也就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意义以及路径。面向决策者的智囊角色和面向社会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是国际关系学者实践化中的两个不同但同样重要的面向。
一．为什么需要国际关系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近几年的中国社会话语中，“公知”（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似乎带有了一些贬义的色彩。但这种在各种复杂因素导致下的污名化不能玷污公共知识分子一词本身的含义以及其所承载的价值。自古以来，知识分子的显著特性就在于其不仅拥有知识，而且与社会实践相关。孔子之所以为历代后人景仰，不仅在于其学识素养，更在于他拯救世道人心的不懈努力。在俄国人看来，知识分子不但受过教育并从事脑力劳动，而且应该具有渊博知识、高尚道德、独立思想和自由人格。[1]
但自近代以降，知识分子有日益学院化、专业化，“公共”光环面临褪色。正是在此背景下，美国哲学家雅各比（Russell Jacoby）于1987年出版《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提出“公共知识分子”概念，借“公共”两字强调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性。[2]
可见，公共知识分子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专业性。其面向社会的言论、成果必然建立在专业的理解与分析基础之上，否则就与一般舆论无异，也体现不出知识分子的特有价值。第二，批判性。公共知识分子的任务主要是发现、分析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并非必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必然带有不同程度的批判性和独立性，而不是附和主流舆论、歌功颂德。第三，责任理性。公共知识分子及其言论实际上也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公共知识分子在发言申论时必然秉持社会责任感及理性的态度，摒弃个人或其他的狭隘利益考虑，而且要远离情绪性的表达方法。相对于市场、政府而言，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更像是监督者，而不是反对者。
国际关系议题不但十分大众化，而且与国家、民众的根本利益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这一领域的学者应该不同程度地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事实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都符合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描述，如 E. H. Carr, David Mitrany, Pitman Potter、AlfredZimmern和Hans Morgenthau。[3]
这些学者的角色不只在于理论上的探索，还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对当时的国际事务发表见解，甚至有时还站在与所在国政府对立的立场上。伊拉克战争爆发时，就有不少美国学者出来表示反对。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面对Trump有可能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势头，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对其在国际事务中的无知公开表示担忧、发出批评。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能起、所应起的作用或许与美国的学者不同，但至少有一点我认为是极其必要的，那就是消解中国社会中有关国际事务的非理性民族主义情绪。出于各种因素的驱动，国际政治与外交总是中国社会舆论、民间热议的议题。特别是一些与中国相关的热点议题，如南海争端、钓鱼岛问题、朝核问题，等等，总是各种媒体上的焦点，这种舆论的热度与方向甚至影响到实际中的外交决策。然而，在舆论高关注度背后有几个令人不安的现象。一是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维护和争取国家利益是正常的，但动辄就上升到本国利益的高度，以及对他国利益的漠视，却不是当代国际社会的正常逻辑。当前国际社会不是你死我活的霍布斯世界，更多的是“你活也让别人活”的竞争式洛克世界。但许多中国人的思维还停留而在霍布斯而非洛克的世界里。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外交事务只能是忙中添乱，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二是存在简单主义甚至反智主义倾向。一旦碰到有激烈冲突的利益问题，如南海争端，喊打的简单化声音往往更能博取舆论眼球，其他外交的、制度的、法律的手段都被弃若敝履。这背后不但有民粹的情绪，更有把复杂的国际事务简单化、反智化的倾向。对外，许多人眼中不仅是权力政治，甚至是武力政治；对内，则不惜对不赞同的人上升到卖国贼的高度加以批判。从这些方面看，中国事实上还没有从义和团乱局的教训中完全走出来。
这个时候就需要大量的国际关系知识分子站出来，对于国际政治议题特别是一些热点的问题，以一种大众化的、接地气的语言进行理性的、专业性分析，引导民众对于国际事务有一个比较全面、理性的认识。在同样的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可能有不同的观点，甚至因此发生激烈的争论。对于启迪民智来说，这其实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旦有不同的信息与观点都呈现出来，感受到矛盾的听众就必须思考。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更多的信息与观点貌似会带来一些舆论上的混乱，但更有利于社会在反思中逐步培养理性的观点，而且整个社会的舆论也能因不同的观点而达成某种以理性为目标的平衡。
二．当前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社会角色实践
当前，一些国际关系学者主要通过媒体正在实现与社会的对接，其具体表现包括：在报纸上撰写评论、作为评论嘉宾参与电视节目、接受各种媒体的访问甚至是自己开博客、微博、公众号等。特别是在热点性的议题爆发时，国际关系学者的身影在各类媒体上其实是很活跃的。如果仅仅从中国国关学者与媒体互动的量上来看，国际关系学者与社会层面的对接应该是达到相当的规模与程度了。
但要看到，承担社会角色并不仅仅是在媒体上发声。事实上，与关心某些国际事务的公司、NGO进行对接和沟通，共同主办研讨会（非学术性的），甚至是开办面向社区的国际问题讲座，都是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与学者实践其社会角色的表现。但这方面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缺乏国际关系学者社会化的客观环境。另外，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作为吃“皇粮”的事业单位，学者作为拿固定工资的事业单位在编人员，也少有进行社会化的动力。多数学者也没有主动面向普通大众、面向社会的意识，更多地还是将自己定位于课堂的教授、会场的学者、论文的作者或是政府的智囊。但在媒体上的参与有点不一样，因为媒体能够给学者知名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相应利益。而且，媒体在市场化驱动下，也有关注国际议题的强烈需求。两方面的结合使得媒体成为国关学者承担社会角色的主渠道。
然而，在一般性的社会认识中，即使有许多国际关系学者频频“上镜”，还很少有国际关系学者被公认为是“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在前几年的公共知识分子热中，极少有国际关系学者出现在公认的公共知识分子行列之中。甚至，许多国际关系专家可能都有被网友讥为“砖家”的经历。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客观原因是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政治与媒体环境，国关学者承担这一使命受到一定限制。但是，这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学科有不少学者在同样的环境下能够成为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个人以为，其中还有学科特性甚至学者自身学识素养的问题。
国际关系学科是一个低门槛，但又很难做到高标准的专业。之所以说是低门槛，是因为基本面的国际知识信息十分充裕，而且国际关系的逻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常识”逻辑，普通人获取并加以分析并不难，这就是为什么出租车司机也能侃国际时事并且可能说得比学者更精彩的原因。如果是哲学、法学甚至经济学，就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当然，学者也可以通过数量化的方法把国际关系知识做得很精致，达到普通人无法理解的地步。但是，这种专业化往往是以牺牲全面性、复杂性为代价的，不太适合面对社会大众。要把专业素养与大众话语结合起来，同时要将做一般是仅仅聚焦于某个层次、领域、议题的专业分析，融汇成社会受众感兴趣的综合性分析，需要很高的学识素养，这对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我们的培养模式、方法与课程设置，可能也没有能够提供这方面的足够训练。以至于作为专业研究者的国关学者，在面对公众进行国际问题分析时，却很难体现出其专业性的一面，因此无法令人“景仰”也就毫不奇怪了。
除此之外，特殊的中国媒体与知识分子关系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拥有强大传播力的媒体面前，学者其实还是处于弱势角色，没有什么谈判权。这些因素决定了国关学者中在媒体中出场常常是被动的，不太可能有自己的声音。那些在媒体上频频发声、看起来比较成功的学者，也更多的像是媒介知识分子，而非公共知识分子。前者不需要“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更不需要批判精神和独立性, 只要在大众媒介上经常露脸、混得一个脸熟, 只要与大众媒介同流合污、与大众媒介共生共荣, 你就是名人, 你就能比那些都好就是与大众媒介无缘的人更风光、更出色, 因而更有社会地位、更多地占有社会资源”[4]。
要改变上述状况绝非一日之功。其中既需要整体环境的不断改良，给国际关系学者提供更多的公共、合法的社会平台；也需要国际关系学者有更多的公共知识分子意识，能够以更加专业的态度与素养去面向公众的，参与与社会的互动。至少，能有一部分国际关系学者能够走出书斋，甘心于更多地与社会层面进行对话，而不仅仅是着眼于政府和决策者。在笔者看来，即使学者的最大愿望是影响决策，也要意识到推动社会层面的转变事实上也是影响决策的一种间接渠道。[5]
事实上，领导人对于舆论风向变化的重视程度，可能比对知识分子的内参报告重视程度要大得多。当然，一个人要改变甚至影响舆论是很困难的，但如果有更多的国际关系学者以专业的精神、理性态度投入到对接社会、影响舆论的工作中去，对中国外交决策的整体影响力也必将提高。
[1] 于丹红：《俄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俄语学习》2010年第4期，第18页。
[2] 李名亮：《微博、公共知识分子与话语权力》，《学术界》2012年第6期，第76页。
[3] Joseph Lepgold and Miroslav Nincic, Beyond the Ivory Tower: 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ssue of PolicyRelevance,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0.
[4] 赵建国：《“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知识分子》，《新闻界》2007年第1期，第46页。
[5] 卢凌宇、章远：《理论如何影响政策？——基于国际关系学的分析》，《国际观察》2016 年第 1 期，第48页。 |
发表于 2016-5-27 21:29: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