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资本对于现实资本的积累过程发挥着复杂的作用,虚拟经济的发展给一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多重影响。
虚拟资本对于现实资本的积累过程发挥着复杂的作用,虚拟经济的发展给一国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带来了多重影响。不妨想象一下这样一幅画面: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错综复杂,它并不是建立在一个平面之上,而是在信用制度的支撑下,各类资本的运动轨道既彼此交汇,又相对独立,大致呈现出一种“倒金字塔”式的结构(见图4-4)
这个倒金字塔的基座是产业资本,主要存在于农业、工业、交通业、建筑业等实际物质生产部门,也有一些用于生产信息、技术、文化等无形商品;第二层次是商业资本[1],其运动领域是与实际生产相关的商品和服务贸易部门。前者形成价值与剩余价值,后者实现价值与剩余价值,因此这两个层次的资本叫做职能资本。我们已经知道,产业资本循环采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式,经历采购(G-W)、生产(P)、销售(W′-G′)这三个阶段。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业资本从产业资本中独立出来,即产业资本的出售活动(W′-G′),一般不是直接卖给消费者,而是先卖给经销商,由商人转手再卖给消费者。产业资本的W′-G′,对商人来说就是G-W-G′,商业资本循环采用了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两种形式。产业资本循环及商业资本循环中的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都属于现实资本,它们的运动共同构成了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实体经济。2007年,全球实体经济的规模大约是10万多亿美元,为当年全球GDP的1/5。[2]
倒金字塔的上面两层就可算作是虚拟经济的势力范围了,这里不能生产出人类生存发展所需要的任何物质财富或精神产品。第三层是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运动直接相关的、从总资本中独立出来的货币资本,包括货币经营资本[3],即经营一些技术性货币业务的资本以及作为生息资本现代形式的借贷资本,也包括债券和股票等虚拟的货币资本。由于现代社会不再使用贵金属作为货币,且几乎所有国家的纸币都不与贵金属挂钩,这意味着,今天各国的货币都是信用货币。因此,用现在的统计指标来衡量,货币资本的规模大致相当于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加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和有价证券余额,即“金融资产总额”这一指标[4]。2007年,全球金融资产的规模大约在230万亿美元左右,为当年全球GDP的4倍多。[5]
在第三层中主要运用的还只是基础信用工具,而在第四层中大量运用的则是虚拟程度更高、复杂程度也更高的衍生信用工具,也就是说,金融衍生产品类虚拟资本占据着这个倒金字塔的最高处。2007年,全球金融衍生品规模已经超过了680万亿美元,差不多是当年全球GDP的13倍。金融衍生品最基本的形式有远期、期货、期权、互换等,但在金融创新中经过衍生再衍生、组合再组合的螺旋式发展,种类已经十分繁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家族中又杀出一匹黑马,这就是基于CDO和CDS两种产品演化出来的信用衍生品,从1996年到2006年,其交易量增长了190多倍,2007年达到了35万亿美元的规模。[6]
除此之外,在虚拟经济的幕后,还隐藏着长期操控第三层和第四层中主要金融市场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它们进而对第二层和第一层的实体经济施加着重要影响。
从信用制度发展的逻辑来看,当商品和服务采用赊销的方式出售时,就由延期付款产生了商业信用,这种买方对卖方部分商品资本的临时占用,是信用发展的起点;在商业信用的基础上产生了银行信用和证券市场,这是通过让渡货币资本使用权而形成的信用体系;为适应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展的需要,吸引更多的资金加入,就得设法让那些希望能转移风险和那些希望能火中取栗的人相互交易、各得其所,于是又派生出来更高一级的信用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同时,由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在全球攫取的利益十分巨大,也只有通过金融衍生品市场才能顺利完成财富的转移。所以说,图4-4中所示的不同种类资本运动的经济结构,实质是按照信用制度演化的顺序来层层递进的。
马克思本人未能亲见金融资产数倍于现实资本的急剧膨胀,未能亲见比虚拟资本更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的诞生——毕竟在他那个时代,信用制度的发展和货币的发行还受着金本位制的有力制约。实际上,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虚拟经济才真正获得了爆炸式发展。可是,今天回味起《资本论》对货币资本的一些剖析,会发现这些话直抵问题核心,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对我们理解虚拟经济与经济危机的关系大有裨益。
问题一,为什么金融资产及其衍生品的规模会大大超过实质生产的规模呢?这是因为,货币资本和货币财产的积累具有其特有形式,至少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如前所述,国债券的积累根本不代表现实资本的积累,“国债资本的积累,不过是表明国家债权人阶级的增加,这个阶级有权把税收中的一定数额预先划归自己所有。连债务积累也能表现为资本积累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那种在信用制度中发生的颠倒现象已经达到完成的地步”。[7]
第二,股票的积累虽然能反映现实资本的积累,但是在很多时候,股票的增加不过是由于原来的独资或合伙企业改制成股份公司了,或是金融机构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现实资本并没有增加。
第三,国债券和股票等虚拟资本的市值还会随着利率的下降而上涨。“所有这些证券实际上都只是代表已积累的对于未来生产的索取权或权利证书”,“货币资本的积累,大部分不外是对生产的这种索取权的积累,是这种索取权的市场价格即幻想的资本价值的积累”。这些证券作为纸制复本,“它们的价值额,也就是,它们在证券交易所内的行情,会随着利息率的下降——就这种下降与货币资本特有的运动无关,只不过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结果来说——而必然出现上涨的趋势,所以,单是由于这个原因,这个想像的财富,就其原来具有一定名义价值的每个组成部分的价值表现来说,也会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进程中扩大起来。”[8]
第四,银行资本在来源上广开门路,使得一些本来不能作为资本使用的小额货币都被集中起来,转化为货币资本。“只是信用事业的发展和货币借贷业务在大银行手中的异常集中,就其本身来说必然会使借贷资本的积累,作为一个和现实积累不同的形式而加速进行。”[9]比如说,职能资本在再生产运动中暂时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像固定资本折旧基金、先行的货币积累基金,以及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降而节省下来的产业资本,由于营业中断而游离出来的商业资本等等;还有一切阶级的闲置货币,其中甚至包括准备逐渐消费掉的收入……它们都会以货币形式存入银行,然后银行把这些原本不具备资格当资本的“碎银子”集腋成裘,贷放出去转化为资本。因此,“货币资本的积累所反映的资本积累,必然总是比现实存在的资本积累更大”[10]。
第五,产业资本产生的利润由于资本饱和而不再用于扩大再生产,沉淀为货币资本。“如果这种新的积累难于找到用途,缺少投资领域,就是说各生产部门资本充斥,借贷资本供给过多,那么,借贷货币资本的这种过剩,不过是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接着而来的信用欺诈证明,对于这种过剩资本的应用来说,并不存在实际的障碍。所存在的障碍,是由于资本增殖的规律,由于资本作为资本能够增殖的界限而产生的”。[11]事实上,除了产业资本的新增利润无处可去而转化为借贷资本之外,原有的产业资本有时也会被迫走上这条路,这在危机过后的萧条时期最为明显:生产过程紧缩→产业资本收缩→借贷资本增加。[12]这时候,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也并不代表着现实资本的积累或再生产的扩大。
总之,“在现实积累不断扩大时,货币资本积累的这种扩大,一部分是这种现实积累扩大的结果,一部分是各种和现实积累的扩大相伴随但和它完全不同的要素造成的结果,最后,一部分甚至是现实积累停滞的结果。”[13]所以说,实体经济发展也好、停滞也好,虚拟经济总能找到继续膨胀的机会。如果说实体经济的扩大主要是依靠滚雪球般的积累,那么虚拟经济的扩大就如同一边滚雪球,一边又掌握了吹气球的技术,因此后来者居上,到一定阶段就可以在规模上轻松地反超前者。
问题二,信用制度以及虚拟经济在经济危机的酝酿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简单地说,信用制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将具有弹性的再生产过程强化到极限,因此它成为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暴力的爆发,也就是人们看到的危机。[14]
美国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美国就是因为过度发展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才惹出滔天大祸,中国要从这场危机中汲取教训,要让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这样的结论不无道理。虚拟资本是应现实资本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产生的,它有权索取的未来收益也是由现实资本执行职能后获得的利润来支付的,因此,现实资本运动是虚拟资本运动的物质基础。若是“虚火过旺”,则会演变为投机经济、泡沫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营主体必然要将有价证券及其衍生品作为投机的对象。随着投机行为走向疯狂,虚拟资本的市场价格距离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越来越遥远,虚拟经济获得的利润距离实体经济所能支撑的极限越来越逼近,于是,“虚”与“实”的矛盾不断尖锐化。终有一天,人们会发现,虚拟资本那种带来未来收益的特性已经大大丧失,那么,它的价格会一落千丈,信用的膨胀也走到了尽头,迅速转为紧缩,危机随之降临。
不过,话说回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虚”与“实”结合得比较紧密的那一部分,也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同样是不可持续的。
当信用还停留在商业信用阶段的时候(即图4-4中的第一、二层之间),虽说买和卖两个行为的较长时间分离已经构成了投机的基础,但一般来说,商业信用与产业资本的规模是一同扩大的:再生产顺利进行,资本回流确有保障,信用就会持续扩大;反之,再生产过程一收缩,信用就会相应减少。因为商业信用只能发生于有真实生意往来的职能资本家之间,又是由卖方向买方单方向提供,再加上数量只局限于职能资本中的闲置部分,所以它的扩张规模是有限的。“在这里,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运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而达到极度紧张。”[15]
而当货币信用普遍存在以后(即信用延伸至图4-4中的第三层以至第四层),信用规模就可以大大突破上述范围、方向和数量等各项限制,货币资本的积累拥有了独立的发展空间,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请来的助手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如果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标准来考核其工作业绩的话,这位助手确实很能干。
——虚拟经济加速了现实资本形成。它通过银行体系和证券市场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资本的集中,并将社会一切闲置的货币统统吸纳进来、转化为资本,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张需要。除了生产过程扩张对货币资本的主动需求外,过剩的货币资本还会有一部分转化为过剩的生产资本和过剩的商品资本,“因此,驱使生产过程突破资本主义界限的必然性,同时也一定会随着这种过剩而发展,也就是产生贸易过剩,生产过剩,信用过剩”[16]。
——虚拟经济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它通过借贷资本的市场供求力量对比,使利息率表现为一个确定的量,从而使资本表现为一般的社会的性质,然后再“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这样一来,本来是既耗时又模糊的实际生产部门利润率平均化、一般化趋势,由于信用的中介作用和利息率的参照作用,变得更为迅速也更为明确了。[17]大量资本能够如愿以偿地直接介入利润率较高的生产部门,使这些部门也很快充斥着过剩的资本。
此外,由虚拟财富增长而产生的巨大需求的假象,也会促使实体经济盲目扩张;金融资本逐步以投机炒作方式代替实际供求关系掌握了重要商品的定价权,左右石油、大宗商品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实体经济施加影响[18],等等。总之,虚拟经济的运动直接、间接地促使产业资本不顾消费的界限、甚至也不顾它自身“极度紧张”的界限,将再生产强化到极点。因此,马克思眼中的银行和信用,是“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19]。
“9·11”事件之后,为了拉动行动迟缓的经济增长,美联储猛踩油门大幅降息,刺激信用的扩张,过剩的货币资本大批出笼,其中一部分涌入了制造业和房地产领域,使这些行业可以暂时不理会经济周期下达的病危通知书,回光返照,持续扩张,加速走向更为严重的产能过剩。次贷产品发展的最初,带来了房地产领域相关投资的增长,而这推动了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上升,又进一步刺激了该领域中借贷资本的继续膨胀。这自然会推动房地产供给的不断增加,以至于远远超过了实际的需求能力。
问题三,信用制度以及虚拟经济在经济危机的演化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发生在信用领域的危机成为经济危机的先兆,信用的中断迅速将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危机全面暴露出来;但从根本上说,货币金融危机并不是导致经济危机的“因”,它也是资本生产过剩的结果,是危机演化和传导中的一种表现、一个环节。
当前西方经济危机是以美国次贷危机为起点的,问题最先在金融领域中冒出头来。这丝毫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20]马克思早就发现,“在危机中发生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业中暴露和爆发的”[21]。类似地,今天这场由消费不足导致的危机,是首先在向居民提供消费信贷的金融业中暴露和爆发的。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信用危机和经济危机,不少人用一个颇具诗意的术语“蝴蝶效应”来比喻。热带雨林中的蝴蝶轻轻扇动一下翅膀,经过一系列连锁反应,一个月后就可能在遥远的美国得克萨斯形成一场飓风;华尔街的“蝴蝶”扇动了几下翅膀,全球四大洋便巨浪滔天。不过,这里无须用到混沌理论,用《资本论》中的道理就足以解释了。
信贷领域的险情败露后,立即对以债权为基础资产的各类证券及其衍生品价格造成致命打击,信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 [22]另外,还有数额惊人的信用工具,代表着已经垮台的纯粹欺诈、已告失败的投机、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等,它们永远地失去了转换为货币的资格。
就是说,信用的突然中断,让过剩的产业资本和货币资本都夺路而逃,争先恐后地奔向现金这个相对安全的出口;而这种变现的要求是绝无可能被满足的,于是心理的恐慌、再生产的中断接踵而来,给人印象似乎都是现金不足造成的。但是,就算中央银行不停地印钞票,也无力撼动危机的基础,因此也无法把经济完整地拯救出来。
本文摘自《揭开经济危机的底牌——透过<资本论>看新危机时代》一书第二篇“祸起金融萧蔷”第四章“华尔街碰翻的多米诺骨牌”。 [1]在《资本论》中,商人资本包括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本书这里的商业资本主要是指其中的商品经营资本。 [2]转引自李慎明:《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成因、前景及应对建议》,见李慎明主编,王立强、傅军胜、曹苏红副主编:《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今天对今天经济危机的剖析》(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3]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资本,即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情况下,它是指用于经营与货币流通、支付等职能相关的技术性业务的货币资本,例如货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汇兑等等业务。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转化为银行业,货币经营资本的范围也就扩大到涵盖了银行借贷资本。 [4]金融资产总额包含的内容较为庞杂,不同学者的计算方法不尽一致。一般采用戈德史密斯的计算方法:金融资产总额 =(1)对金融机构的总债权+ (2)对非金融部门的总债权 +(3)公司股票=货币(通货与活期存款,即M1)+储蓄存款+各种贷款+国内债券余额+国内流通股市值+国内保险费余额=M2+L+S 其中L为各类贷款余额,S为有价证券余额(包括政府债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保险费、股票市值等)。 [5]转引自朱民等人著:《改变未来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页。 [6]龚斌恩:《美国金融危机中信用衍生品的风险及作用机制——兼议对我国金融创新的启示》,载《新金融》 2009年7期 。 [7]《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9-540页。 [8]《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31、541页。 [9]《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8页。 [10]《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2页。 [11]《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3页。 [12]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9页。 [13]《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页。 [14]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9—500页。 [15]《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6页。 [16]《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74页。 [17]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1-414页。 [18]以美国石油期货市场为例,仅有不到20%的市场参与者是真正的生产者和真正需要石油的人,他们的目的是套期保值;60%左右是纯金融机构,其中第一位的是对冲基金,第二位的是投资银行,他们的目的是以炒作投机获利。2000年之后的油价暴涨,其背后主要是金融因素在发挥作用。见李扬:《金融发展和金融创新必须服务于实体经济》,载《当代财经》2009年第1期。 [19]《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86页。 [20]《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页。 [21]《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39页。 [22]《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