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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的2012年，与冯并为红学双璧的周汝昌先生就已仙游。两人因《红楼梦》而产生的交往及其后因学术歧见导致的交恶，乃至于老死不相往来，不可避免地重新成为文化看客们唏嘘的话题。 严格来说，与1940年代即已对《红楼梦》颇下功夫的周汝昌相比，冯其庸进入“红学”的时间要晚得多。但这并不妨碍两人在1970年代以后，分别成为这门当代显学的两座高山。 《红楼梦》受到学人重视，发端于同治、光绪之际，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胡适、俞平伯等用现代考证方法革新《红楼梦》研究，将考证内容限定在作者、版本、时代三个方面，摒除了流行已久的针对小说情节近乎猜测的“索隐派”（当时的代表人物为蔡元培），称为“新红学”。 年轻的周汝昌因在1953年发表《红楼梦新证》，且被胡适视为弟子，顺理成章成为新红学的第二代传人。但就在1954年，手举马列主义的学界新锐李希凡向“新红学”发难，称“‘新红学’的实质就在于它是士大夫阶级意识和买办思想的混血儿，是反动的实验主义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并将矛头直指留在中国内地的俞平伯。 “批红”的行为被延续到了20年后。1973年，冯其庸主笔撰写了《〈红楼梦〉是部写阶级斗争的书》并发表，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两年后，冯其庸成为《红楼梦》校订组副组长。 冯其庸后来说，他真正意义上对《红楼梦》展开研究，也正是起源于这一年。 冯其庸出生在1924年，18岁时进入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几年后，他进入无锡国专接受国学教育，并在当地女中担任教师。1954年，冯其庸被调往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文学史课讲师，在人大期间，冯其庸自己编写教学材料，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中国文学史》讲义，手稿约70万字。 大学的授课工作在1966年戛然而止，那时的冯其庸对《红楼梦》并没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但作为文史学者，他十分清楚《红楼梦》的早期抄本有多么珍贵。 《红楼梦》一书的清代钞本分为庚辰本、甲戌本、己卯本等十几种，庚辰本的得名来自其书第五至第八册书名下注有“庚辰秋月定本”。这个版本年代较早，文字保留完整，甚至包含曹雪芹原著及脂砚斋批语2000多条。 冯其庸决心再手抄一部庚辰本，此后，他托好友借到一套《庚辰本石头记》，每日深夜以原著格式进行誊写，并随时在装订线外记下当日心得与见闻。7个月后，在用坏了一堆小楷狼毫笔后，冯其庸终于完成了这次誊抄工作。 1974年下旬，冯其庸的好友、诗人袁水拍担任国务院文化组的副组长。冯其庸向其建议着手校订《红楼梦》。第二年，《红楼梦》校订组成立，冯其庸被借调出中国人民大学，在校订组一待就是7年。 在校订工作开展之初，校订组需要选择底本。冯其庸力排众议，决意选择他认为最为可靠的庚辰本。时逢1976年，“四人帮”垮台，校订组成员纷纷投身到揭批“四人帮”活动中，学术工作被一度搁置。冯其庸利用这段时间写下了十万字的《论庚辰本》，回应身边对于底本选择的质疑。1982年，校订工作全部完成，冯其庸推出了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最新版《红楼梦》，并大有将其视为唯一权威版本之势。 这使得另一位红学研究者周汝昌编纂新版《红楼梦》的工作陷入困境。周汝昌多年来致力于整合《红楼梦》的所有版本，并在其中寻找出最符合曹雪芹原意的文本。显然，他对庚辰本的权威并不认同。但在1980年代，冯其庸对《红楼梦》的诠释在主流市场上占据着巨大影响力，周汝昌感到寸步难行。 变化来临得很快，1983年，传来了中央电视台筹拍《红楼梦》电视剧的消息。然而当时文化部分管电视电影的领导对拍摄这部电视剧并不支持，冯其庸更是持反对态度。剧组转而向此时“独立”于红学圈之外的周汝昌寻求帮助，四年后，以周汝昌为顾问的《红楼梦》登上1980年代末中国家庭的荧幕上，促成了一代人的红楼热潮，而受周汝昌学术观点影响的剧情内容瞬间在大众市场被广为接受。 这直接引发了两派学说的对立。周汝昌发扬了胡适等人的新红学研究，他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及其家世，然而这一方向在经过数十年挖掘后，早已演变成了以曹雪芹本人及其家族故事对应捕捉《红楼梦》中的小说细节。在冯其庸等人看来，这一思路近于妄想。 冯其庸研究《红楼梦》同样是从曹雪芹家族入手，他以文献结合考古资料，得到的诸多结论迥异于周汝昌。比如在曹雪芹祖籍问题上，冯其庸持“辽阳说”，周汝昌主张“丰润说”。对于这一分歧，冯其庸格外自信：“‘辽阳说’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曹家老祖宗自己留下来的记述，我只是发现了这些历史文献而已。我对《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和考证，找到了大批有关曹家的早期信史。” 在1980年代初期，两派之争仍未被公开化，甚至冯周二人偶尔还会互相肯定对方的考据工作。周汝昌曾在1979年撰文称：“我个人十分佩服冯其庸同志。他最近付梓的《论庚辰本》，是一部多年来少见的有质量的版本专著。” 但自1990年代以后，两人矛盾逐渐激化。周汝昌在红学研究领域愈加孤僻，冯其庸则公开表达不满：“周汝昌先生使用了非常尖锐刻薄的话来攻击。” 进入21世纪，由于耄耋老人相继故去，冯其庸与周汝昌成为硕果仅存的红学权威，两人名下各有拥趸，而门下后辈针对对方的攻讦始终没有停止。 央视开播《百家讲坛》后，作家刘心武以“红学研究者”身份走上节目，并以周汝昌一派的方法论向观众解读《红楼梦》，在社会上形成争论。冯其庸在接受《南风窗》杂志采访时曾不指名地提出批评：“有些对《红楼梦》的讲解，都没有进入正题，都在圈子外面胡猜，猜得又很离奇古怪。把这么一部非常有深度的书，猜成侦探小说，猜成情杀小说，这实际上是歪曲了《红楼梦》，误导了读者。” 周汝昌则颇有意味地对刘心武表达公开支持，并向其赠诗鼓励，其中“也曾一掌思遮日，无奈晴空有九重”之句，被部分网友认为意在指责冯其庸在“红学”领域一手遮天的垄断地位。 冯其庸则以早年的红学论敌蔡元培、胡适举例，反唇相讥：“以前的学术风气不是这样的，胡适当年和蔡元培关系也很好，但他照样批评蔡元培，蔡元培也很有意思，他还把可以批驳他的资料送给胡适。后来的学术风气变了，有些人的气量变得越来越小了。”2008年，冯其庸晚年集大成之作《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出版。 世纪更迭，白驹过隙，在新世纪的第十七个年头，两位因学术分歧而成陌路的老人俱已作了古人。但有关《红楼梦》的争论一定会继续下去，正如冯其庸在一次采访中说道的：“《红楼梦》本身不可能有危机。” 纵览冯其庸一生，其人涉猎广泛，绝非“红学家”一词可以概括，他身为书画家，在艺术领域造诣颇高，与近现代诸多大家平辈论交，尤喜董源、巨然的画作，特别是“元四家”。而在推出了自己钟爱的庚辰本《红楼梦》后，他更是将热情转投万里之外，从1986年到2005年，冯其庸十入新疆调查玄奘取经之路，并于1998年8月发现并确认玄奘取经回国的故道——明铁盖达坂山口。 冯其庸没有否认自己发表过政治意味浓厚的社论文章——但仅有一篇——是《北京日报》的社论。但他并不认同在1975年上任《红楼梦》校订组副组长一职等同“升官”：“我就是一个读书人，做学术研究的人，下定决心不参与那些。” | 
发表于 2017-1-27 01: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