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濡山：张维迎与林毅夫的争辩背后 ——各为谁站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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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的利益立场决定其思维逻辑及一言一行。2016年中秋节期间，经济学界两位新锐大咖张维迎和林毅夫，通过网络媒体的“对阵”，吸引了学界及产业界诸多人士的眼球。其实，这两位北大教授争辩的出发点有本质区别：林毅夫教授是戴着一顶红帽子的官厅经济学家，其名利收获仰赖于权力，是政府的利益代表，其言行不仅要顾及体制内上方的思维逻辑，要为政府站好台，唱好调，又要搜肠刮肚、东拼西揍地寻找“科学”的理论根据，以保证不致于太离谱，让学界太瞧不起；而张维迎教授则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学派，他的名利主要来源于民间的认可和企业家群体的推崇，必然会顺应历史规律和市场化逻辑思考问题、阐述己见，所以，张教授是企业家及民众的利益代表，政府显然不喜欢他这类从不会看官员脸色行事的顽固不化的自由化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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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妨围绕争辩双方的四个基本观点举例说明如下：

　　1 人类的自由与经济发展到底有多大关系？

　　张维迎教授认为：人类只要有自由，经济本身就会很好顺应市场规律健康地发展。哈耶克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指出，缺少自由的国家可以利用自由国家发展起来的技术保持一段时间的高增长。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取得这么好的成就，就是总体而言政府管的越来越少，目前之所以还有很多问题，是改革不彻底造成的。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国目前弥漫着一种过度自信的气氛，一方面反对普世价值，另一方面期望把中国的经验变成普遍的规律用来指导其它国家。实际上，中国过去30多年在持续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并没有创造能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重要推动力的新技术。英国产业革命期间创造蒸汽机，带来了机械化；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30年里在电器以及汽车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果我们不能够谦逊的对待成就，我们就可能走向反面。”

　　林毅夫教授的反驳观点是：张维迎教授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之所以发展不好，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自由。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就是自然经济，“日出而作，日没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是相当自由的，当时政府的力量对生产没有多大影响，基本上就只是收税，但仍然发展不好。基础科学的革命不受企业家精神影响，而是政府支持的科学家推动的，政府部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专利制度的建立也是政府的工作。如果说中国落后是因为没有自由，我觉得这个解释没有抓到现代经济出现翻天覆地变化的根本原因。

　　点评：林毅夫先生的反驳犯了两个“偷换概念”的错误：一是用“传统社会”代替了“改革开放以前”；二是用“基础科学研究”代替了“科技创新”。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外延有非常大的差异。

　　2 发挥比较优势与政府强干预是否矛盾?

　　张维迎教授坦言：林毅夫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来利用比较优势，这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也与历史上经验不相容。最初提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以及后来强调分工带来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杨小凯教授都认为，市场是最有效发挥比较优势的制度。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发挥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市场的作用被否定了。存在市场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比较优势。比如说，陕北缺水，农民不会自发选择种水稻。然而计划经济则可能要求农民在没有水的地方种水稻。

　　林毅夫教授的反驳观点：张维迎教授认为发挥比较优势与强调政府作用存在矛盾，我觉得在发挥动态比较优势时，政府的作用很关键。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的禀赋结构会发生变化，产业发展会面临很多需要协调的问题，比如对基础设施、金融支持、法律服务的要求会相应变化，这些变化不是单独企业家能够做的，必须要由政府协调不同的企业来进行，或由政府来提供。

　　点评：林毅夫教授的“回应”明显错位，张维迎教授的立论是“是否要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而林先生的回应是“要不要政府的干预作用”。这样的争辩太“小儿科”了。

　　3 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到底存在多大的矛盾？

　　张维迎教授认为：社会进步和人类富有的本质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来源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可惜的是，目前正规的经济增长模型都缺少企业家这个关键因素，因为他们假设所有人都同样聪明理性，这是经济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缺陷。正是因为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才更加鲜明。四十年前，比尔·盖茨预计未来将会是一个计算机的世界，所以他一头扎进了软件产业。产业政策能够取得积极作用的前提是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去判断未来，然而这个前提是不成立的。政府官员的优势并不在于能够更准确地判断未来，而在于能够在现有的官僚主义下循规蹈矩地做好本职工作。在体制层面上，也并没有相关的激励促使政府官员冒巨大的风险制定未来才能证明正确的产业政策。过去各国的产业政策大部分都失败了，就是因为产业政策在本质上与企业家精神是不相容的。因此，在实际操作上，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的制定非常困难，不论是企业家还是科学家都难当大任。

　　林毅夫教授的反驳观点是：张维迎教授认为企业家精神与产业政策存在矛盾。企业家的创新主要是在产品层面的创新，或者技术运用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建立在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之上，而基础科研跟公用技术的突破大多是政府支持的，即使美国到今天也还是这样。以大家津津乐道的乔布斯为例，1976年推出的苹果I型计算机是建立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以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支持的计算技术的研发成果上，2001年推出的IPOD和其后的IPHONE也是建立在政府资金支持而研发出来的卫星定位、声控和大规模储存等新技术上的，乔布斯的天才在于把这些新技术组合开发成消费者喜爱的新产品。政府对基础科研的预算支持是有限的，需要有战略性的选择，哪些支持，哪些不支持。这就是产业政策的作用。我同意大部分国家的产业政策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成功的国家都有产业政策，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基本上没有成功的。我们要避免产业政策的失败，也要避免没有产业政策的失败。所以，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能够成功，这也是新结构经济学所要做的贡献的地方。

　　点评：林毅夫先生在这个问题的“反驳”还是蛮有道理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要不需要政府主导制定产业政策并强势推行，而在于一个主权国家的产业政策到底应该如何“炮制出来”。中国产业政策频频失误和失效，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市场敏感和预判功能的政府官员的“闭门造车”。

　　4 国家发展战略与国家体制到底“谁主导谁”？

　　张维迎教授的公开指出：林毅夫教授认为政府为了推行赶超战略，不得不扭曲体制。但究竟是体制导致了战略，还是战略导致了体制，是很值得进一步深究的。从历史上看，最初主张推行计划经济的人并不是出于赶超的目的，而是基于防止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需要。一旦实施了计划经济，政府肯定要折腾。出于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政府不可能提出一个倒退的战略，所以只能赶超。一旦存在这种赶超战略，企业家精神就会遭遇打压，否定个人权利和市场的存在。

　　林毅夫教授的反驳观点是：张维迎教授认为国家发展战略侵犯个人自由。我的观点是，在结构变迁过程当中，如果政府不因势利导解决问题，不对基础科研、基础设施、教育、金融等进行完善，那么企业家精神也发挥不出来。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只要是对的，其实能给予个人更大的自由。【林毅夫先生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也“隐约”回击张维迎：作为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因为怕产业政策失败而凡产业政策都一概反对。】

　　点评：其实两位经济学界大咖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都心知肚明是怎么一回事，只是出于个人面子而“强词夺理”。毫无意义，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必须研究制定出好的产业政策并付之以一定的财政支持。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也一直是这么干的。就中国当下而言，国家产业政策有两大败笔：一是“闭门造车、修修补补”，而且多、散、乱，与市场规律存在明显冲突；二是即便有好的产业政策，也缺乏有效的实现方式，因为现行体制仍然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翻版，压根儿就不具备有效支持“混合经济形态”的经济发展功能。

　　总体来看，张维迎教授与林毅夫教授的这场争辩，不是简单的个人争论，而是代表了政府与民间、体制内与体制外、国有资本与民间资本、集权化与市场化两大利益阵营的争论。孰是孰非，想必公众以自己的心智判断，应当“心知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