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泉：俄罗斯文明属性及其战略影响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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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对外战略时，都会秉承一种战略哲学，而战略哲学植根于文化土壤，文化是文明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文明特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文化特质，其如同人体基因，具有稳定性和“潜意识”性，是决定国家内外战略走向的深层次关键因素。在一些东方人眼中，俄罗斯文化属于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很多俄罗斯学者，特别是那些仰慕西方文明的俄罗斯学者，努力寻找着俄罗斯文化中的西方文化之根，努力将俄罗斯文明论证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西方学者大多将俄罗斯视为异类，认为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本质差别。很多中国学者则坚信，俄罗斯文明是一种欧亚文明，兼具东、西方文明的特点。俄罗斯与西方相邻，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实属自然之事。可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绝非俄罗斯一国，将俄罗斯文明视为欧亚文明，看似客观全面，实则偏离重点。通过对俄罗斯文化的追本溯源，笔者认为，俄罗斯文明的本质属性是东方性或非西方性，而其所展现出的西方文化特点仅仅是表层的。正因如此，俄罗斯几次融入西方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随着世界权力中心东移，俄罗斯文明的东方性将进一步加强，并明显地外化到其内外战略上，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一、彼得大帝之前的俄罗斯文化是东方文化

谈到东方文化，很多人自然想到中华文化、印度文化等。站在西方学术角度，东方文化的概念要大得多，指分布在欧洲以东并与西方文化具有本质差异的其他文化，中华文化只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本文所述俄罗斯文明的东方属性，是指俄罗斯文明深受亚洲文明的影响，与西方文明具有本质区别，也可称为非西方属性。

古罗斯时代，东斯拉夫人构成的部落深受亚洲文化影响，习俗上与亚洲人相似。多神教在东斯拉夫民间延续了几个世纪，当时的墓葬习俗与亚洲的大同小异。公元10世纪，诺夫哥罗德公国的王公奥列格统一了基辅公国等公国，迁都至基辅，成立了基辅罗斯公国。由于国力大增，基辅罗斯在公元944年开始进攻东罗马帝国，最终取得了与东罗马帝国的自由贸易权，并与之建立了军事同盟。此后，两国关系发展迅速，东罗马帝国对基辅罗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巨大影响。公元988年，两国缔结友好同盟条约，基辅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迎娶东罗马帝国公主，宣布基督教为国教，下令全体国民受洗，多神教在俄罗斯逐渐终结。东罗马帝国大量书籍被翻译成斯拉夫文，在基辅罗斯广泛传播。这意味着，具有东方边缘文化特征的基辅罗斯文化融入了具有东方主体文化特征的东罗马文化，俄罗斯从此真正确立了文化自信。因此，俄罗斯历史上首位“全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将基辅罗斯第一个受洗的大公——弗拉基米尔作为修史的起点。既然东罗马文明构成俄罗斯文明的源头，东罗马文明的属性也就决定着早期俄罗斯文明的属性。东罗马帝国形成于罗马帝国晚期。当时，共和时期的政治传统被遗弃，以君主制和基督教确立统治地位为标志，罗马帝国的东方化进程加快。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正式以君主制取代元首制。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享用东方觐见皇帝的跪拜礼。“挖眼、割鼻、割舌、断肢等恶刑被推行，而且这些摧毁人体的恶刑还被正式写入伊索里亚王朝的法典之中。……恶刑的施用同样是受到古代东方专制帝国影响的反映。”戴克里先的继任者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于313年承认基督教，并在比较富裕的东方行省建立新都——君士坦丁堡。“在总结从赫勒克留王朝建立（610年），经伊索里亚王朝（717—802年），弗里吉亚王朝（820—861年），到马其顿王朝终结（1057年）这四百多年的拜占庭历史时，可以对这段历史做一概述：这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时期。经过这一时期，尽管拜占庭仍然自称是罗马帝国的延续和罗马传统的继承者，实际上罗马传统终于被抛弃了，而希腊传统和东方传统却越来越浓了。一个很明显的例证是：当时的西欧历史学家和教会人士都严格地使用‘欧洲’这个词。他们把法兰克人称作‘欧洲人’，把日耳曼人称作‘欧洲人’，从‘欧洲’一词的含义来看，仅指西欧。拜占庭帝国是被他们排除在‘欧洲’之外的。在他们看来，拜占庭是东方，拜占庭帝国是希腊帝国，拜占庭人是希腊人、东方人。”

基督教祖述犹太教，属于东方宗教，于公元1世纪起源于近东，3世纪传遍罗马帝国全境。东罗马时期的基督教与被西方推崇为文明源头的所谓的希腊文明毫无传承关系，甚至是格格不入。基督教的神学世界观与源自希腊的罗马古典理性世界观完全对立。“古典是理性至上，它却是神学至上；古典是人本主义，它却是神本主义；古典强调和谐秩序中的自由发展，它却以上帝包揽一切，万流归宗于神的至高无上的统治。”基督教“认古典为异教，斥之为妖魔邪恶，在抢夺古典神庙的财产之后，又捣毁神像，禁止祭祀，矛头同时指向古典传统的文艺作品甚至体育活动。392年，皇帝提奥多西下令严禁异教，信异教者有罪，古典文化亦在摈弃毁废之列，大批建筑物、艺术品和图书典籍都遭破坏、毁灭，从古希腊以来连续千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亦被禁绝”。自此，构成当代西方文化的所谓古希腊元素被历史所淘汰。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与西罗马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民族、风土、人情、习俗等方面差异很大，罗马文明开始朝着不同方向发展。东罗马帝国的疆域包括今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昔兰尼加、爱琴海诸岛以及外高加索大部分地区。由于地处东方，东罗马文化本来就具有鲜明的东方文化特征。罗马帝国分裂后，东罗马帝国“以小亚细亚文化为基础，以东正教为国教，以拉丁语为国语，吸收希伯来语、希腊语和古阿拉伯语，从而成为不同于古罗马帝国和欧洲的具有鲜明东方文化特色的帝国”。

伴随文化分裂的是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督教分裂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正教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天主教。君士坦丁堡是东正教的中心，罗马是天主教的中心。1054年，基督教彻底分裂为两派——西方天主教和东方正教。东方教会得到东罗马帝国皇帝的支持。由于东罗马文化环境与基督教产生的环境契合，东正教基本上原汁原味地保留了基督教的原始特征。“它信守基督教从公元325年至787年之间所召开的七次主教大公会议和《西尼亚信经》的基本教条，不因任何原因和理由对它们做任何修改、补充和革新，不承认后来西方天主教所举行的历次主教大公会议；它拘泥于古代基督教的教义和礼仪；固守老的一套基督教传统”，因此以“正宗”自居，称正教，即东正教。西方教会对前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的决议和《尼西亚信经》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以“普世性”自诩，称公教，即天主教。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覆灭，而基督教体系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教皇控制着罗马教廷，教廷拥有国家机器和诸多特权，能够按照教义教化民众，进行司法审判和发动战争。欧洲从此进入了长达1000年的“黑暗中世纪”。其实，“黑暗的中世纪”这一蔑称，出自后来掌握学术话语权的金权势力，即金融资本势力之手。因为在中世纪，金权势力和由罗马贵族演变而来的王权势力受到了基督教神权势力的压制。金权势力与王权势力从未放弃过与神权势力的竞争，并且双方逐步联合，将神权势力拉下权力宝座。16世纪，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启蒙下，为瓦解罗马教会对欧洲的大一统神权统治，建立所谓“民族教会”和“廉价教会”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核心诉求。在权力博弈的过程中，金权势力因为需要神权势力帮助其约束民众的道德行为，所以并不将神权势力赶尽杀绝，而是将其纳入统治轨道，这就产生了利用和改造基督教的问题——既要保留教会对民众的麻痹作用，又要防止其坐大。宗教改革运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经过改造，金权势力竟然将水火不容的理性至上原则与神性至上原则调和在一起，打造出全新的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天主教哲学提倡理性，强调天主的启示和人类的理性是一致的，反对神秘主义。天主教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主张社会开放、自由、平等，提出诸多进步神学，如解放神学、妇女神学、黑人神学、希望神学、发展神学、民众神学，新托马斯主义神学等。基督教新教适应当代世界形势的变化，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认为上帝和世界中间有一定的界限，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提倡理性信仰，反对感性信仰和神秘主义。提出许多新的神学，如理性神学、自由神学、社会福音神学等。创建美国文化的“清教徒”深受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先驱加尔文的影响。加尔文认为，虔诚的信仰与完美的德行是每一个将要得救的基督徒的义务，他们应该在世间努力工作以荣神益人。清教徒认为，《圣经》才是信仰的最高权威，任何教会或个人都不能成为传统权威的解释者和维护者，主张简朴的宗教礼拜仪式，提倡“勤俭清洁”的生活，遵守严格的道德准则，守安息日，严禁星期天劳作或进行娱乐活动。“1698年，马萨诸塞湾、普利茅斯、康涅狄克和纽黑文等清教徒殖民地的教会召开了第一次宗教会议，通过了《剑桥宣言》，明确了教会自治的管理原则，主张教会可以由信徒参加管理，牧师可以由信徒民主选举。当时这种具有民主色彩的教会管理模式主要是为了克服英国国教集权体制的影响，对后来美国政治制度的结构也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教徒这种为上帝效劳、努力进取、自我奋斗的精神与后来美国人性格特征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信仰和实践中的一些重要的原则——尤其是原罪说、契约论、《圣经》权威说、公理制及选民观都对日后美国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重要的影响。”

因此，东正教与西方的天主教和新教虽然同根同源，但具有本质性区别。东正教保留了基督教的原始属性，是纯粹的东方宗教，而天主教和新教则是在历经了西方文艺复兴等重要事件后发生了质变和异化，在适应了金权势力的统治环境的同时，也为自身的发展赢得了机遇，成为了当代西方文明的重要支柱。

东正教对俄罗斯文明的影响极大，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的基石，其所具备的东方宗教特征，使俄罗斯文化具有浓浓的东方韵味。马克思指出：“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各教派的特点，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东正教实际上担当了为王（皇）权势力管理国民精神生活的重任，这使其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政权的支持和文化影响力。蒙古金帐汗国统治时期，俄罗斯文化中的东方特性进一步增强。虽然蒙古人信仰的是萨满教，但是作为俄罗斯文化核心支柱的东正教未被削弱。东正教永远服务于强者，始终处于皇权之下。东正教主教们得到了金帐汗国的优待，大力宣扬可汗是上帝在罗斯大地的代表，规劝王公和民众效忠汗国政权。莫斯科公国崛起之初，东正教会便依附过来，全力支持莫斯科公国的发展。政治上说服王公们臣服于莫斯科，经济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军事上提供武装力量，思想上大力宣传莫斯科大公的权力是神授的，还把总部迁到了莫斯科，使莫斯科公国成为东斯拉夫民族的宗教中心。

蒙古铁蹄的蹂躏，东罗马帝国的覆灭，印有东方文明烙印的东正教会与莫斯科王权的结合，深刻地影响了俄罗斯文明走向，推动俄罗斯成为东方帝国。首先，催生帝国思想，激发扩张野心。公元1453年，东罗马帝国覆灭，莫斯科公国便以东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自居，把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徽号用作国徽，俄罗斯东正教会也就自命为全东正教会的首脑。当时，东正教大主教左西玛在所著《新东正教典》中声称，东西罗马帝国都已覆灭，莫斯科就是第三罗马。同时，俄罗斯东正教会也积极配合俄罗斯对外的扩张，鼓吹俄罗斯政权是承袭自罗马帝国的，有权领导和指挥全世界的东正教会。伊凡四世统治时期，俄罗斯消除了封建割据的局面，形成了一个统一而又巩固的国家。1547年，全俄都主教马卡里仿照东罗马皇帝的加冕仪式，为伊凡四世举行了加冕典礼，莫斯科大公第一次获得“全俄罗斯沙皇”的称号，被尊为俄国东正教会的最高领导和东正教会的最高保护者。

其次，教化民众，塑造民族道德和意识传统。伊凡四世将全俄罗斯的精神塑造重任全权委托给东正教会，要求教会办学，发展教育事业；教会被授予修史的职责，俄罗斯历史中留下深刻的东正教思想的印记。他还指示教会用统一的思想指导全俄政治生活。解决过去、现在甚至未来的俄罗斯精神文化问题的重任都落在了东正教会头上。俄罗斯东正教哲学主张上帝和世界的统一、上帝和人类的和谐、神性和人性的结合，神学和哲学的合一，反对理性，提倡神秘主义，通过神秘主义使人吸取神的智慧，强调救世主耶稣基督如何变成有血有肉的躯体和如何降临人世的奥秘。东正教会制定的《白条决议集》中，甚至对民风民俗做了细致的规定，如禁止俗人男子刮胡子、读杂书、下象棋、玩乐器，禁止他们演出和观赏“伤风败俗”的戏剧，禁止他们与外国人交往，等等。“俄罗斯东正教徒依据自己熟悉的俄罗斯历史和习俗来判断什么是真正的东正教，对东正教的任何改变或任何背离的企图都被视为是对东正教的背叛。……所以，当今俄罗斯东正教教士不敢对教义、礼拜仪式做任何改变，怕引起广大教徒的反对。”由此可见，俄罗斯东正教非常保守，并且把这种保守性带入俄罗斯文化深处，使俄罗斯文化也呈现出保守性。而这种保守性与东正教起源地——小亚细亚地区的文化一脉相承。自弗拉基米尔大公到彼得大帝，是俄罗斯文化走向成熟和繁盛的时期。此期间，东方小亚细亚文化在俄罗斯文化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将俄罗斯文化塑造为东方文化，将俄罗斯塑造为东方国家。

二、俄罗斯的西化未从本质上改变其文明属性

（一）俄罗斯的第一轮大规模西化

1.第一轮大规模西化的缘起和特点

俄罗斯与西方地理相邻，历史交织。俄罗斯文化由于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元素的表象，容易让人误解为其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俄罗斯文化中的西方文化因素大多源于两次大规模西化，但并未从本质上改变俄罗斯文明的属性。第一次西化进程始于彼得一世。彼得一世羡慕西欧取得的辉煌成就，曾化名考察欧洲，终身致力于引进欧洲的文化、科技和军事，文治武功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彼得大帝受到了西方反教权思想的影响，加大对东正教的控制，取消牧首制，代之以主教公会的集体领导，还设置了一名专门管辖主教公会的总检查长，自己则被尊为东正教最高牧首。以后的皇帝，特别是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基本承袭了彼得的西化思想，使俄罗斯与西方的交往变得非常密切。

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在社会形态上已具本质区别，导致俄罗斯无法进行彻底西化。当代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金权势力塑造的，实质是金权文化。西方金权势力比东方金权势力强大得多。为占据主导性政治地位，西方金权势力曾发动过三大战役——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光荣革命。文艺复兴实际是金权势力为反对神权势力而发动的一场“造人”运动，起到了文化启蒙的作用，确立了当代西方文化中理性至上和民主人权的观念。宗教改革运动是金权势力与王权势力共同发起的削弱神权势力和再造基督教的运动，创建了当代西方的道德标准和精神家园。光荣革命则是金权势力削弱神权势力和王权势力的重大胜利，开创了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制度规则。三大战役后，金权势力在西方世界稳占上风，当代西方文化走向成熟。需要指出的是，金权势力虽然力求有组织地开展这些运动，并且拥有自己的组织形态，如共济会等组织，但并不能说一切重大历史事件都是由其一手策划的。但在重大历史事件中，我们确实能清晰地看到金权势力埋下的种子。这种对历史进程的软控制或隐性控制，是金权势力不同于其他势力的最重要的行为特点。人类历史上有教廷、朝廷，却没有“金廷”。实际上，“金廷”隐藏于幕后，用金钱和游戏规则来控制前廷，这就是西方国家出现“影子政府”现象的原因。“影子政府”并不一定是一伙儿人，而是由实力、利益、规则联系起来的，处于金权金字塔最顶端的一批人。他们之间也有矛盾和冲突，而在实施金权控制方面却是天然盟友。在西方社会，无序的表象下暗藏着有序，民主表象下暗藏着集权，人权的表象下暗藏着金权。而这一切，与俄罗斯封建显集权文化和东正教文化格格不入。

彼得大帝是以实用主义原则和东方式手段推进西化的，并不注重对俄罗斯文化进行深层次改造，也不允许俄罗斯金权势力坐大，实际上走了一条类似于中国清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实用主义西化道路。他创建了海军、洋学堂等，俄罗斯的建筑、艺术甚至语言、礼仪都受到西方影响，但价值观等影响俄罗斯文明属性的深层次因素没有发生质变，其政治文化的显集权或专制集权模式没有改变，东正教及其所承载的东方道德仍主导着精神生活。王朝覆灭之前，神学教育始终居主体地位，东正教基辅神学院在文化教育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大批输送着人才。当时的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指出，“俄罗斯人民似乎天生就是信奉基督教的，是一贯忠于沙皇并认为农奴制是天经地义的”。“截止到1914年，全国有40%的小学是掌握在教会手中的，有200多万小学生在教会小学接受宗教教育；全国有120多所男女中等教会学校，接受宗教熏陶的有5万左右中学生；此外，还有4所专门神学院——彼得堡神学院、莫斯科神学院、基辅神学院和喀山神学院。”“教会在当局的支持下，把各大学变成宗教学校或修道院的中间物。同时，取消教学中一切能够对学生的世界观产生影响的课程，特别是自然科学课程，与之有关的大学教授自然也被驱逐。有些自然科学课程即使不取消，也得用《圣经》精神来传播。”

彼得大帝所开启的西化进程的另一个特点是所覆盖的人群有限，导致社会上层和广大下层在文化上产生分裂。19世纪，西方思想在俄罗斯传播得更加迅速，对皇权和教权的冲击更有力，沙皇和教会加紧了对国民的思想控制，教会对人民的教育职能进一步加强，“规定‘最下等人’必须在教区初等学校念书，在中学设置神学和古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等科目，神学课设定为各高等学校的必修课，大学必须服从督学的督导，一切学校的全部教学工作都得按照‘东正教、专制政体、人民性合一的精神’进行”。西化程度比较高的是上层贵族和精英。他们在西式学校中学习，以说法语为荣，建造欧式建筑。这些人虽然所学习到的往往是西方文化的皮毛，但是瞧不起本土文化，脱离下层百姓，有理想却脱离实际。以这些人为骨干组成的十二月党，在某种意义上就失败在文化的水土不服上。

从权力格局看，俄罗斯也不具备真正西化的条件。西方文化是在金权势力崛起的背景下形成的。俄罗斯则不同，由于地处偏远，金权从未强大，没有能力与神权联合对抗皇权。所以，二月革命后出现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分短命。

2.第一轮大规模西化的重要外因——欧洲金权势力

彼得大帝执政时期，金权势力在欧洲崛起，为西方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领域带来巨大进步。扩张性是金权势力永恒不变的特点，毗邻而居的俄罗斯自然成为其扩张目标。正如西方金权势力为问鼎欧洲权力舞台而发动文艺复兴运动一样，其对俄扩张也是以思想文化渗透为先导的，极力在俄推广欧洲文艺复兴成果，即在俄推动思想启蒙运动。共济会是西方金权势力的重要组织形态，是推动俄罗斯西化的最重要外部力量。虽然俄罗斯共济会曾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最强大和最活跃的公开活动的合法组织，但是却被今日学者长期忽视甚至无视，对其进行研究往往被简单地扣上阴谋论的帽子。由于在俄罗斯找不到强大的金权势力作为依托，西方金权势力只能与俄罗斯皇权势力合作。共济会进入俄国与彼得一世开启的第一轮西化进程同步。“1821年，共济会‘义神星’分会的大师傅库舍列夫（Е.А.Кушелев）将军在日记中写道，‘共济会各分会产生于彼得一世从其他国家访问归来之后。第一个共济会分会由彼得一世在彼得堡亲自建立，由共济会的一个师傅级别的会员、彼得一世的宠臣列福尔特将军管理’。”文艺复兴运动后，德意志、英国和瑞典的金权势力最强大，这三国的共济会总会分别在俄国建立了分会。俄国共济会的主要使命是传播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叶卡捷琳娜二世推行的‘开明专制’的思想来源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关系密切。”俄国共济会通过教育和改革推动俄国西化，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俄国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18世纪“几乎所有著名的肖像画家都是共济会员。他们按照分会中‘兄弟’的形象进行创作。巴热诺夫和其他的俄国建筑师也都是共济会员。他们在自己的设计方案中体现共济会美学”。甚至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俄国200年来的知识分子史是一部共济会史”。俄国共济会无论以多么高尚和高雅的面目出现，终究要服务于欧洲金权势力，并削弱俄国皇权和神权势力，摧毁俄国本土文化，将俄国纳入欧洲金权势力的战略轨道。俄国共济会批评皇权专制制度和诋毁东正教，试图以西方政治文化改造俄国政治生态，引来皇权和神权势力的联合打压。18世纪下半叶，共济会不断受到当局的限制。1822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在全国取缔共济会。俄国共济会由公开合法的社团变为秘密非法组织。由于在1825年爆发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者中发现了很多共济会会员，沙皇尼古拉一世于1826年再次颁布了取缔俄国共济会的命令，禁止所有军职人员、贵族加入共济会。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俄国共济会马上采取夺权措施。临时政府交通部长涅克拉索夫1939年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供认，“在二月革命开始的时候，所有共济会员都接到命令，要求他们立即站到新政府的一边，捍卫新政府的利益。一开始他们捍卫的是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后来是临时政府。在有关组织政府的所有会谈中，共济会员都在暗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俄国共济分会“俄国人民大东方”最高委员会成员克伦斯基、齐赫泽、涅克拉索夫、科诺瓦洛夫、卡劳洛夫等，都在临时政府中占据了要职。

3.对第一轮大规模西化的终结——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从金权势力组成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手中夺回政权，取代了神权势力，开始塑造社会道德和管理精神生活。东正教会在苏联精神生活中被极度边缘化，但东正教参与塑造的俄罗斯传统文化依然被较为完好地保存下来。苏共的统治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加强了俄罗斯文明的东方性。究其原因，长期侨居法国巴黎和深受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家别尔嘉耶夫认为，“共产主义的根源就是东正教和民族传统文化”。苏联体制由斯大林体制发展而来，斯大林曾读于东正教教会小学和中学，这是他建立东方集权型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深层次原因。苏联体制等级森严、中央集权、尊崇集体主义，所有这些都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特征。在苏共的东方集权模式下，苏联国内金权势力几无成长空间，西方金权势力的渗透更是无比艰难。对于西方金权势力而言，苏联的边境的确是真正的“铁幕”，这正是冷战爆发的深层次原因。虽然马克思主义源于西方，但是苏共统治客观上却是逆西化过程，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也在这一过程中被东方化了。

（二）俄罗斯的第二轮大规模西化

俄罗斯第二次大规模西化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在这次西化大潮中解体。新俄罗斯全盘复制了西方民主制度，实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此轮西化虽来势汹汹，但仅仅经过十余年便显得有些后继乏力了。2000年普京就任总统后，俄罗斯西化进程被逐渐逆转，东方化或逆西化趋势日益加强。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后，第二轮大规模西化基本停滞，取而代之的是东方化进程。总体看，俄罗斯的第二轮大规模西化与第一轮有不少相似之处：

第一，只仿皮毛，不学根本。在西化政治制度框架下，新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的实际上是东方权力运行规则。比如，1993年发生的“炮打白宫”事件，普京对霍多尔科夫等经济寡头的整治，等等。总统掌握着极大的权力，立法和司法机关权力相对较弱，媒体受到政府的严控。俄罗斯政府所推崇的仍然是威权主义、集体主义，所强调的是“主权民主”。

第二，上层西化，下层保守。俄罗斯立国初期，社会分化剧烈，掌握权力的社会精英依靠对苏联国有资产的巧取豪夺迅速致富。全盘复制过来的西式民主制度所带来的实质上是高层精英的民主。上层精英对西方充满好感，与西方联系紧密，西化程度较高。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没有充分享受到西式民主带来的经济实惠和政治权利，却不得不忍受着苏联解体带来的苦难。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失望，很多人怀念苏联时期安定无忧的生活，信奉东正教的人数迅速增长，盼望出现“好沙皇”的传统心态回归，对斯大林持正面评价的民众已超过半数且人数逐年增加。俄罗斯公共舆论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54%的俄罗斯人高度评价斯大林的领袖素质，而那些认为自己之前对斯大林的评价是“错误的”的人数比例则上升至35%。这是俄罗斯民众接受甚至欢迎普京威权主义集权统治的主因。

第三，同样有外部金权势力的深度介入。共济会对中情局影响力巨大，中情局的创始人、美国历史上最强势和执政时间最长的中情局局长杜勒斯是共济会高级成员。在实施对苏战略目标方面，共济会和中情局无论在组织上，还是行动上都高度默契。仅在1985—1992年间，美国等西方国家为推动所谓的苏联民主化进程就花费了900亿美元，主要用于信息渗透。这些资金通过俄罗斯改革公众委员会、美国“国家对民主化捐赠”协会、克瑞伯协会等各种基金会和委员会流入苏联。1984年底，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访问英国。与其会见后，撒切尔夫人抛出了一句名言：“这是个可以一起做事的人……他值得信赖。”后来，她不无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共济会开始在苏联强力扩张。1989年开始，共济会在苏联发动了所谓“外在化”运动，公开宣传共济会思想和招募会员。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分管意识形态的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便与加拿大总理、著名共济会成员特鲁多建立了“特殊信赖关系”。原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1993年2月13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披露：“我在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就从几个可靠的渠道获悉，雅科夫列夫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并在苏联‘改革’期间接受过美国方面的指示。”雅科夫列夫分管意识形态后，西化呼声很快成为舆论界主流。共济会操控着位于美国对外战略决策机制顶层的三边委员会，三边委员会的高层领袖几乎都是共济会高级成员。戈尔巴乔夫通过共济会成员、著名金融投机家索罗斯的介绍，成为三边委员会成员。索罗斯创建的索罗斯基金会在推动苏联和俄罗斯西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它于1990年资助了亚夫林斯基为首的“500天”计划制订小组，后又资助了“盖达尔班子”，还资助了大量推动西化的媒体和专家。在俄罗斯立国初期，俄罗斯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与共济会的关系已经非常深，俄罗斯政治和经济体制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全盘西化的道路。

第四，都激发出更为强大的逆向力量。东正教和民族主义是俄罗斯西化派的眼中钉。他们崇尚德国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斯•韦伯的主张，认为俄罗斯之所以没有民主化、自由化，就是因为没有引进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宗教文化，因此极力推动俄罗斯在宗教领域实行相对宽松的政策，导致包括邪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力量把俄罗斯精神生活搞得杂乱不堪，严重威胁到俄罗斯民族赖以立身的精神文化之本。这种情况如不改变，俄罗斯不但不可能重新崛起，甚至保持现有国家形态也会成问题。于是，民族主义思潮渐占上风。民族主义者重视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和东正教的价值。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强调，“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一直起着特殊作用，它不仅是每个信徒的道德准则，而且也是全体人民和国家不屈不挠的精神核心。以博爱思想、良好戒律、宽恕和正义为本，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俄国文明的特性”。俄罗斯教会提出通过宗教复兴达到民族复兴的主张。东正教神学家指出，为了民族的复兴，必须先有宗教的复兴，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但这种统一的思想不能为了时下的政治利益而采取实用主义，它必须是俄罗斯固有的民族自我意识，即东正教。就这样，东正教会和民族主义者结成了抵制西化的同盟，坚决反对西化派否定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言行。

综上所述，俄罗斯的两轮大规模西化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俄罗斯文明的东方性或非西方性。与第一轮西化相比，第二轮西化有如急风暴雨，迅猛但不持久。彼得一世的地位虽然至高无上，但当时的上层精英对西化普遍持抵制态度。第二轮西化则不同，上层精英一度普遍欢迎西化，群体发力推动西化，使俄罗斯在极短时间内全盘复制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西方金权势力的力量今非昔比，能够主导世界秩序，因此制定的对俄战略目标与彼得大帝时期有所不同，不仅要将俄罗斯纳入战略轨道，还要进一步肢解俄罗斯，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永远地服从于西方利益。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实质是根本利益的冲突。

三、俄罗斯文明属性的战略影响

俄罗斯在当今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都非常独特。作为苏联继承国，其不但拥有较强综合国力和巨大发展潜力，而且具有全球战略视野，善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对推动国际格局变化起着重要而活跃的作用。俄罗斯文明的东方属性，对俄罗斯内外政策的战略走向发挥着稳固的影响。准确把握俄罗斯战略走向，大力加强中俄战略协作，是中国实现重大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分析俄罗斯文明的东方属性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俄罗斯文明的东方属性催生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

俄罗斯文明的东方属性长期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根本原因是，俄国内金权势力始终没有长时间坐大和真正摆脱西方金权势力的操控。俄罗斯金权势力在王朝时期依附于皇权，在苏联时期几乎被消灭，在苏联解体后曾短时间对政权拥有强大影响，并推动俄西化进程步入高潮。“1998年，20%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这其中有大部分集中在200—300个家族手中。”俄罗斯金权势力产生、壮大于西化进程之中，得益、受制和服务于西方金权势力，帮助西方金权势力影响俄政府决策，控制俄罗斯经济命脉，复制西方民主制度，打压民族势力，把俄罗斯推入西方战略轨道。金权势力极力鼓吹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极大削弱了俄政府的经济管控能力。俄罗斯原本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被碎片化和畸形化，在外部经济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中均遭重创。

普京执政团队面临着历史性抉择：要么继续西化，但这样俄罗斯主权将被极大削弱，有可能步当年奥斯曼帝国后尘，在领土被肢解、世界强国的潜力尽失后沦为西方世界的二流公民；要么建立独立自主的发展模式，但这样将遭受西方的重压，需要巨大的智慧和勇气。此时，俄罗斯东方文明属性的战略性影响突显出来。俄罗斯社会深层的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回潮，民众普遍厌烦政治混乱和经济失序，希望出现“好沙皇”用铁腕恢复政治和经济秩序，增强社会保障，带领俄罗斯走向富强。以这种民意为牵引和支撑，普京执政团队实际上选择了一种以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外壳，以东方集权规则为内核的国家主义发展模式。虽然普京强调的是走欧亚主义发展道路，但实质上是转向传统回归的逆西化之路。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国内亲西方势力对俄重大决策的影响力遭到重创。普京在不改变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重视调控手段，放缓俄罗斯私有化进程，在能源等领域还出现了国有化现象。普京大力宣传的“主权民主”的根基是集体主义，即用主权保障人权。普京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但又具有柔性，在规定行为底线的同时给社会团体一定的空间和自由。普京试图通过以俄罗斯传统文化为基础重塑俄罗斯精神内核，推崇东正教所提倡的东方道德传统。这些必然导致俄罗斯社会的东方化。普京2012年重登大位后开始推出一些民主化措施，但这只是出于减轻西方压力的策略性考虑，并以对驾驭政权有足够自信为前提。一旦这些措施威胁到政权安全，就会被废止。事实上，金权势力参与权力博弈的两大法宝——金权和信息（舆论）权基本被普京所掌控。俄罗斯各主流媒体虽然还有一定自由度，但已不能像苏联解体前后那样为所欲为，它们清楚地知道并且不敢轻易触碰底线。普京开创的俄罗斯发展模式是实践的产物，表象上具有西方制度的形态特征，但运作机理是典型的东方式的，植根于俄罗斯东方文化土壤。实践证明，也只有这种模式才符合俄罗斯国情，才能使俄罗斯重回稳定和独立发展的轨道。

（二）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总体趋冷、趋稳，伴有短时间紧张甚至危机

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具有本质差别，无法融入西方文明。东欧和波罗的海等国家可以融入西方，因为其没有成长为主体文明的条件，融入西方对它们而言，无非意味着从衰落的俄罗斯文明体系的二流公民变为富强的西方文明体系的二流公民。俄罗斯文明是主体文明，融入西方就等于沦落到与小国等同的地位，这是俄罗斯无法接受的。出于资本的特性，在当代世界，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最大差异是极具攻击性和扩张性。俄罗斯与西方相邻，更易受西方的影响和打压。苏联强大时，西方树起一道隔绝东西方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的铁幕，并启用所有信息手段妖魔化铁幕另一侧的苏联。苏联解体后，西方热衷于消除俄罗斯重新崛起的潜力，渗透俄思想界，改造俄政治和经济制度，抢占原苏联战略空间，削弱俄军事潜力。普京由于其强国梦与西方对俄战略目标相悖，成为被西方妖魔化的对象。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普京执政期间不会有根本性改善，总体上将处于冷淡状态。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了世界发展中心东移和俄罗斯短时期内难以崛起的趋势，将战略重心向东移动，对俄施压有所减弱，与俄罗斯的关系总体趋稳。

俄罗斯与西方的矛盾是结构性的和长期的，俄罗斯实现崛起的前提是善于与西方博弈。事实上，叶利钦执政后期俄外交就已朝这个方向转变，开始重视与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大国的合作，积极参与世界热点问题，并以此牵制西方。俄罗斯与中国都具有东方文明属性，但俄罗斯文明中有蒙古人留下的文化烙印，反映到外交实践中就是缺少中庸之道，与西方博弈中时常会硬碰硬，使双方关系出现短时间紧张甚至危机，这一点在俄罗斯和西方2014年围绕“乌克兰事件”的博弈中尽显无遗。

（三）独联体国家将长期成为俄罗斯外交首要目标，双方关系在曲折中前行

在融入西方世界受挫后，俄罗斯更为珍重其主体文明地位，谋求通过强化这种地位推动世界多极化，并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一极。俄罗斯不再将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独联体国家视为“包袱”，而是重新崛起的资源，把将这些国家拉回自身文明体系作为外交首要任务。2013年版《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提出，“俄罗斯是特殊的文明，独联体是俄罗斯特殊文明的载体”。俄罗斯将独联体国家作为外交重点，极力打造各种由俄主导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和组织，如集安条约组织、欧亚经济共同体以及未来的欧亚联盟等。文化方面，俄罗斯重点强化俄语在这些国家的地位，促进旨在增强文化共性的人文交流，强化东正教对这些国家的影响。

一些独联体国家与俄罗斯走得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其同样面临着西方文明的冲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原本就是俄罗斯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融入西方对其而言意味着背弃传统，两国民族主义势力和东正教势力难以接受。融入西方对中亚国家和白俄罗斯等国家的领导人还意味着失去政权。他们的治国方式与俄罗斯相似，为西方所不容，属于西方民主模式表象下的东方集权或威权统治。

与此同时，由于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时常使用强硬手段和表现出利己主义倾向，独联体国家对俄亦心存疑虑，这给西方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创造了条件，使俄罗斯与独联体国家关系时常出现波折。由于东西方文明背景的差异，俄罗斯和一些独联体国家的矛盾是浅层次和战术性的，是利益纠纷，而它们与西方的矛盾是深层次和结构性的，关系到政权和主权安全。上述独联体国家即使与西方关系热络，也不会像东欧国家一样真正被西方接纳。土耳其至今无法加入欧盟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这些矛盾不会长时间滞迟俄罗斯整合独联体的战略进程。

（四）俄罗斯经济东向一体化进程加速，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加强

如今东亚经济板块超越北美和欧洲，成为世界最大和最有活力的经济板块，中国在东亚经济板块的经济主导性作用日益突出。俄罗斯自开启西化进程以来首次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工业化的东方。日本和韩国等国虽是美国的盟国，复制了西方民主制度，但与俄罗斯一样，保留了东方文明属性。日韩等国当年实现工业化的共同经验不仅只是实行西方自由市场经济，还有依靠“自主型‘技术立国’的指导思想，市场经济加政府指导、‘官产学研用’协作的创新体制”等。因此，俄罗斯与亚洲国家的合作不会因为自身发展模式而遭遇歧视。中日韩自贸区和“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已经开始。RCEP建立后，将占全球年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体化市场。加入东亚多边经济合作机制成为俄罗斯搭乘亚太经济快车的必要条件，俄罗斯远东开发带来重大机遇，而远东开发的顺利推进又将进一步加强俄罗斯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如果形成这种良性循环，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发展重心亦会出现东移趋势。俄罗斯的东方文明属性与东向经济将渐行渐合。

在融入西方文明的努力屡屡受挫后，俄罗斯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的东方属性，不再视其为融入西方文明的负担，反而认为这是维系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宝贵财富和发展与亚洲国家关系的天然纽带。俄罗斯同中国等国一起，以东方视角推动世界秩序的演进，在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默契配合，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两国都强调维系世界文明多样性的重要意义，都意识到西方滥用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主导权是导致国际局势动荡和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都主张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地区合作方面，俄罗斯极力发挥自己连接欧亚两大经济板块的独特地缘经济和人文优势，强化自身主体文明地位。俄中都有共同应对扰乱地区秩序的外部势力、在东亚和中亚建立稳定的安全和经济合作关系的战略需求。目前，在与东亚国家合作中，俄罗斯存有发挥所谓“平衡作用”的投机心理，中俄在该地区的战略协作水平尚待提高。但是，随着俄罗斯与西方文明冲突的加剧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对包括俄远东地区在内的东亚经济整合能力的不断增强，与中国加强战略协作将成为俄罗斯实现欧亚战略的几乎是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