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G20在中国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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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看，本届G20峰会最大的亮点在于转向——从金融危机应急机制转变为全球经济磋商机制。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变，它意味着，全球经济运行规则从单极化的G7主导，转向多极化的G20协商；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正式登上了全球经济舞台，同时正式确立了G7时代的结束。这恐怕是11这个数字最有意义的内涵，前边的10届G20峰会已经变成了“过度形态”，而从11届开始，G20才真正变成了国际全球大舞台。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转向，而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发展之后的重要结果。G7时代，发达经济体占有全球GDP的80%，但现在只有50%。G7时代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借重发达国家的技术、人才、设备、市场以实现自身的增长，但现在变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让发达国家不得不求得发展中国家的帮助和经济援手。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了。

　　我们需要看透一个问题，伴随着G20转变为全球经济规则的磋商与协调机制，这使得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将经历一个重要的“否定阶段”。具体而言，过去40年在G7主导下所形成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正在经历着它的否定阶段，全球性产业分工也将重新定位。过去被发达国家排斥的制造业资源势必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配置。实际上，发达国家当下大搞贸易保护主义的做法，正是制造业从新配置的典型特征。

　　为什么要看透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必须相信，尽管G20提出了“反贸易保护”措施，也获得了G20的一直赞赏，但未来是否能够真得获得执行？至少存在重大疑问。而在我看，基本没有可能获得执行。所以，中国必须有能力和方法应对“去全球化”过程。其实，此次G20峰会中，我们看到所有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极度关注中国制造业的“过剩产能”的问题，为什么如此关注？我的理解是：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是障碍发达国家制造业恢复的障碍。比如，在中国，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最严重，对于中国而言，也是限制发展的行业。但在欧洲，对于中国钢铁行业的反倾销越发严重。这说明，欧洲不仅不希望失去钢铁行业，而且还在对之实施保护性发展。

　　同样，美国希望中国加速“去产能”，而且是以破产的方式。比如，此次G20峰会上，中美达成若干共识，其中我看到一个提法：中美双方认识到建立和完善公正的破产制度和机制的重要性。中方高度重视运用兼并重组和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制度和机制依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过程中，中方将通过继续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庭、不断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以及运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推进破产法的实施。中美双方承诺最早从2016年开始，以论坛或互访等方式定期和不定期地就双方各自破产法的实施进行沟通和交流。

　　按理说，企业是否需要破产这是企业的事情，不是市场说了算吗？考虑到就业和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因素，中国政府的一贯态度不是“多兼并重组，少破产”吗？那为什么这样的话题会变成中美之间的需要专门讨论问题？这说明，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恐怕绝不单纯是个“国内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中国更多地“去掉部分产能”，通过减少供给拉高相应的商品价格，发达国家才有可能恢复同样的产能。是这样吗？它会给中国经济带来怎样的成本和变化？

　　我们说，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正在进入一个重要的时代。我管它叫“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就是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否定。其关键特征在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倒退，同时形成新的产业分工；实业资本再次受到高度关注，而各国金融政策向着更加有利于资本生成的方向努力；旧有的金融霸权受到挑战，但原有的生产加工国——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同样受到来自发达国家的挤压；鉴于实体经济恢复远不及金融行业恢复的速度，所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在所难免。实际上，此次G20峰会的与会国首脑似乎已经比较清晰地看到了一些问题，比如“去全球化”一词，在峰会期间被频频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