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濡山：困惑与出路，中国在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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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政权交替与民众的期盼情怀

　　每当中国执政集团最高领导层“新旧交替”的时候，中国民众总习惯于用疑惑、猜度和期待的神态注视着国家的发展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革与创新，自己的切身利益会随之发生怎样的改变。2013年初春，人们的这种心态似乎更强烈一些，海内外华人及国际友好人士，在用一种“信任而忐忑”的目光强烈关注以习近平为“重心”的中国新一届执政集团，能否把正在陷入泥潭的改革开放这艘大船，推到宽阔的海洋，并扬帆新的征程。

　　对这一届领导集团，中国多数民众亲切地把他谓为“习大大”，这种称谓，体现了一种信任和寄托，更体现了中国民众发自骨子里的淳朴和善良。

　　但是，如果在执政前三年，没有让普罗大众切身感受到新一届执政集团带来的实惠、没有把各阶层的利益关系捋顺、没有让知识分子阶层看到社会文明进步的曙光，这种信任和寄托，则会大打折扣。数千年来，中国民众的这种“祈盼明主”的心态似乎一直没有改变，但是一次次的无限期望，换来的是一次次失望和心凉。但愿这一次，民众的无限期望会变为现实，中国会真正踩踏着人类文明节奏，开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旅。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艰难地走过了36个年头，而深圳特区的设立则意味着：当中国在社会主义道路征途中几乎陷入绝境的时候，小个子伟人邓小平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火把，又为执政党和执政集团找到了新的出路：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化要素，拿来一些，大胆注入到中国社会主义的肌体之中。

　　如果说这是一种改革思维，不如说这是邓小平大胆背离毛泽东僵化的社会主义教条，用“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为深陷绝境的中国找到一个突围出口。

　　2013年5月7日下午，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几位来自亚洲的访问学者，以中国的改革为话题展开讨论，大家谈论到这样一个问题：“全球化”是历史赐予中国崛起的最大的礼物、也是绝佳的机遇期，可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的几届执政集团，在经济改革及国家治理的创新方面，似乎总是“虎头蛇尾”，到底有什么顾虑呢？

　　我很直白地说了自己的看法：无论对于执政党这个组织，还是对执政集团这个利益共同体而言，无论实施怎样高明的改革，都要事先把自身的利益边际划出来，予以策略性保护；这样当然是一种背负着沉重包袱的改革创新。习近平先生身上似乎有一股子“可以舍弃一切”的劲头，值得关注和期待，但应当以反腐败和经济改革为两股牵引力，启动深层的体制改革，否则，中国会陷入更深层的困局之中。

　　总体来看，邓小平为保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做出了两大贡献：一是1989年之前邓小平发起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改革，解决了数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从而保障了社会稳定；二是1989年南巡之后，邓小平力推的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彻底结束了短缺经济时期，从而做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但是，这并没有为中国走出困局找到突破口，而且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日趋复杂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