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敏特：社会进步与语言更新

牛博网

文/沈敏特

　　[缘起于感触]

　　近期有两个新的词语，让我半晌无语。这就是“颜值”和“小鲜肉”。

　　语言文字是人类的交流工具，本身是没有政治、道德、审美的倾向性的。但，经过人的选择和组合，来表达思想和情感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语感，并由语感引向感悟和思考，就会产生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辨识。

　　“颜值”和“小鲜肉”实指的对象是面容和小伙子，是对两者的外观的评价。而正是涉及了评价，就露出了评价背后的价值标准了。

　　对面容之美、对青春健康的小伙子的形容，在中国成语中是海量的。其中所体现的价值标准是五花八门，有着高低雅俗的巨大的区别。这“颜值”和“小鲜肉”确实给你一种扑面而来的异样的感觉。

　　颜，就是面容。人的面容早已进入审美的领域，但也同时成为各种丑陋观念和阴暗心理驰骋的疆场。面容，从审美的角度予以形容，如人面桃花，柳叶弯眉，明眸皓齿，肤若凝脂，……扩而言之，从审美感觉给予渲染，则有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宛如天仙，倾国倾城……而“颜值”翻成大白话，就是“你的面孔值几个钱”，颜值高，就是值钱，颜值低，就是不值钱。把颜和值连在一起，是文化市场化被扭曲的一个意念。它也反映了文化领域，特别是娱乐市场的一个负面的现象，即靠面孔、外貌挣钱，而不是靠修养、技艺立足。让我想起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小市民用“卖相”一词代称面容，把面相和买卖连在一块，则与“颜值”如出一辙。

　　“小鲜肉”悖离审美，显得尤其不堪和猥亵。审美是人类独具的精神享受；是心田的净化，灵魂的升华。而“小鲜肉”的语词恰恰相反。本来，对青年男儿有很多美好的形容，神勇威武，气宇不凡，英俊潇洒，风度翩翩…….而“小鲜肉”则予以物欲化、肉欲化；用以体现一个淫荡的老女人面对青春美男时性欲饥渴的眼光，是最恰当的。如今，普遍地加以使用，是精神生活的倒退。

　　社会的文明进程不是笔直的，而是进进退退、曲曲弯弯；而语言文字与这个过程相生相伴。恰如周有光老先生言：“语言使人类别于禽兽，文字使文明别于野蛮，教育使进步别于落后。”（《人类文字的鸟瞰》）而一个社会的阶段性的跨越，也一定会是文字语言的标志性的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高张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推动了中国社会迈入现代历史的进程。这个文化运动正包含着白话文替代文言文的壮举。也正是这个替代，为科学与民主的传播掀起了大风大浪。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此思考，对此撰文。

　　[语言更新的当代迫切性]

　　当代的中国是伟大转型中的中国。这个转型的中心内容众所周知，是践行五为一体的改革方略，四个全面的治国理念。其中每一个重心，无不与语言的更新，紧密结合。言简意赅，我要从中撮取三个重中之重，说一说语言更新的必须。

　　[其一：要有体现官民新关系、新功能的语言]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替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这个替代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带来了影响持续稳定发展的新的失衡、新的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对策就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为一体的改革开放。无疑，是难点，也是大家最关心的是其中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我想就其中的一点，说明语言更新的的必然和必须。

　　新的政治体制带来的核心转型，是体制中人的关系和功能，重心是官与民的关系和功能的转型。我以为习近平同志的两句话是点题之言。一曰：权为民所赋。二曰：把权力关进笼子。既是民所赋，民为主人，官为公仆。天底下绝无这样的道理，主人把权力赋予公仆，是为了让仆人站在自己的头上来喝无幺六；而只能是让你来为我服务。既是为民服务，民就必须事先事后有权利来考察和检验服务是达标还是走样。这考察和检验就是权力的“笼子”。政治体制的改革目标之一是：公仆服务功能的最大化，和主人的监督功能的最大化。

　　这就必须更新一整套相匹配、相对应的语言来表达这种关系和功能的转型。但，这是极难的。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几千年的政治文化——即以皇权专制为中心的等级观念、等级制度，它深入骨髓地支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我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时台领导梅益、温济泽、向隅等，特别不要以衔头来称呼他们，可称同志，或直呼其名，亲切一点称“老梅”“老温”也可。应该说是很公仆化的。可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称呼语言是进步还是退步了呢？现在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聚会，主持人一开口，首先是“各位领导”；其实有些娱乐性的场所，每个人的实际身份都是观众、听众，和是不是领导了无关系，但是哪怕在酒会上，一端杯照例还是“某某领导”。很搞笑的是，有一次某位县委书记很真诚地表了一个态：“我身为县委书记，一定要当好人民的父母官。”我一想，这不对呀，邓小平自称是“人民的儿子”，你却成了人民的父母，那你和邓小平是什么辈分啊！当然，把这种关系用语言坦然地表达出来，是绝对的少数。但是一担任了某部某地的领导，就把自己看成说一不二的什么“长”的心理，也许并非极少。于是，在思维、生活、工作中，缺少公仆自觉的元素，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巨大障碍。

　　与此相对应的是，百姓缺少公民自觉的元素，也是几千年传统政治文化的遗绪，至今仍是强大的历史惰力。文革能以发动，持续十年之久，造成空前破坏的人祸，绝不仅仅是领导人的错误，而是上下呼应的民族疯狂。尽管经过思想解放，如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公民意识开始苏醒，但臣民基因并未消失殆尽，稍有气候，便会出现旧病复发的症候。譬如，只要领导（上下各级）一开口讲话，不管内容为何，是传达决议，还是个人即席讲话，一律奉为“指示”，立即表态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紧跟照办”；恰恰忘记了作为主人的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对任何一级的领导的讲话，都可纳入审议的程序。要知道，把权力关进笼子，不是一句空话，不仅要有制度的保障，更要化为习惯性的公民自觉；必须明确，任何一级的领导手中的权力都在“笼子”里，没有免于监督的特权和特区。有些属于必须执行的命令、指令，在行动上须得执行，但仍可保留事前事后的异议权。

　　我们需要符合公仆自觉、公民自觉的语言！

　　【其二：要有符合规律的宣传舆论的科学用语】

　　宣传舆论属于精神领域的事务，怎样完成这个领域的工作，有着其他领域不同的、不可替代的规律和方法。即使在战争年月，宣传舆论工作应为战争服务，这种服务仍然依据宣传舆论自身的规律和方法来践行，而绝不用战争式的暴力和强制来替代，否则，不仅等于取消了宣传舆论工作，并且会给我们的事业（包括战争）带来极大的伤害。恕我直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吃了大亏的；其代价之大，难以估量。

　　有一个必须重新认识的现象；也许是我们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也许是战争曾经给了我们太大的成果和成就，我们几乎信手拈来，习惯于用战争的语言替代精准的宣传舆论的科学用语。譬如，我们习惯性的把各种媒体和相配的机构称之为“阵地”，把宣传舆论工作称为“夺取阵地”、“占领阵地”；把加强宣传舆论工作称之为“手段要硬”；更甚的是，把抗日战争对待日本侵略者抗争——“亮剑”，也移植到怎样对待不同意见的工作中；真的，有些人太喜欢火药味浓浓的战争，却不知道，战争永远是人类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和平永远是人类生生不息的愿景。

　　马克思主义仍是我们的旗帜。其实，是不是旗帜的重要性并不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是这面旗帜所包含的科学思想，我们认真学习和研读了吗？我们正确地坚持了吗，践行了吗？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摇旗呐喊，何用！而恰恰是：

　　正是马克思揭示了宣传舆论的科学规律和方法，他提出了两个不能互代的概念：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前者用于物质领域，后者用于精神领域。简言之，所谓武器的批判是指用武器去对付动用武器的敌人；扩言之，用物质去解决物质的问题。所谓批判的武器，就是用批判的手段去对付精神领域的问题，特别要强调的是，这里的批判就是摆事实，讲道理；这与文革盛行的“大批判”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大批判”的本质恰是“武器的批判”的变种，讲究的是“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前三十年历次政治运动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我们对待精神领域的问题，动用了武器的批判，那就是无视事实，不讲道理，那是以武器为后盾的蛮横霸道，人身戕害。以后，胡耀邦提出“四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拉辫子，不戴帽子，不装袋子（指把涅造的材料装进档案）。针对的就是这四种强制性的“武器的批判”的变种。多少英才，多少家庭，永刧不复，达道了史无前例的所谓“辉煌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