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良：谁能看清中美关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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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有人能把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讲清楚。两国的关系不是一句“好不到哪儿去，也坏不到哪儿去”就能说明白的。两国关系是动态的，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变化莫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世界老大。它有百来年当大哥的经验。或许有人会说，中国有两千多年当大国的历史。没错，这话不假。但中国作为现代大国的历史，从改革开放算起，也就三十多年。而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意识，我们还不到十年。

    也许有人会说，毛泽东当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其中不是包括了大国关系吗？这也没错。但那个时候是关起门来搞世界政治设计，中国的国力却不足以与两个超级大国平起平坐，也就谈不上与它们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我们即使打完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两场战争，即使打了一场对印战争加上一次珍宝岛战斗，也只是让美苏两国知道中国不好惹，但你同样也惹不起人家。准确地说，中国作为名副其实的大国，真正地在国际舞台上纵横，还不到15年时间。而这十五年，我们可以说是一边做大国，一边学习如何做大国。而我们实际上能够学到的东西十分有限。因为这期间我们还需要大量清理外交思维中那些过时的观念。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大国外交非常复杂。光靠“和平共处”的美好愿望去搞大国外交，是远远不够的。大国外交，是博弈，是对赌，是言行信果，也是心口不一，更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美国在跟中国进行外交往来的时候，表面上道貌岸然，似乎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私下里却可以跟你做政治交易。看一看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回忆录，她讲把美国式的实用主义表达得淋漓尽致。

    即使像WTO谈判这样的事情，美国也反反复复地讲“这是最后一次”，只要答应这个条件他们就立刻签字。结果，等中国官员答应让步的时候，美国人又食言了，告诉你这点儿让步还不够，美国的报纸都在说如果让中国这么便宜地加入WTO，将对美国造成多大的伤害，而我们必须尊重民意，所以你还得继续让步。结果，中国为了尽快加入WTO，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让步。除此之外，还有“银河号”事件、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等等，让我们渐渐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大国关系。但是，这离熟练运用大国关系的技巧还差得很远。因为你不光是技不如人，更重要的是实力不如人。没有实力，技巧也无法运用自如。比如说，我们提出要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但这只是你的单边愿望，因为美国至今不肯接招，不理睬你。

    原因很简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的是实力。那么，中国今天没有实力吗？当然有实力，中国的实力其实已经大到足以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是美国人就是不理睬你。这里头除了我们自己的原因，还没有让美国充分地认识到中国今天的份量；更主要的原因，还是美国人头脑中残留着唯一超级大国的印象。这有点像生理学上所说的视觉残留。今天，美国已经在走下坡路，不少美国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只是不愿意面对这一点，还想千方百计掩盖这一点。所以，尽管美国人知道，接受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提法是迟早的事，但就是不肯放下身段。这里面有美国人的面子问题，也有自恃国力军力强大的成分，何况它眼下经济正处于“复苏”阶段。

    从美国经济近来的表现看，我认为短期内看好美国是没问题的。但从大趋势来看，美国正走在下行线上，却是谁也无法逆转的事情。不久前，我在某个论坛上讲了一个观点：我认为美国正走在下行线上，不是重复那些已经喊了四十多年的“美国衰落论”；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挑战者进行打压，是选错了方向，也选错了对手，因为将来真正摧跨美国的，不是中国，而是它自己；美国靠美元从全球获利的方式，把资本主义的能量耗尽、红利吃尽了，金融帝国的正能量在一点点地消失，这才是美国真正要面对的问题。

    什么叫资本主义的红利即将消失？很多人并不能理解这句话的全部含义。从古至今，又有多少人真正把人类历史的走势看清楚过！如果人类能真正看清楚历史运行规律的话，那将会避免多少次造反、战争乃至革命。因为当一个社会没有真正出现导致社会更替的要素条件时，也就是没到社会变革的真正临界点时，仅仅依靠人为的社会运动，革命、造反、战争都将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社会的基本属性。引发社会更替的关键要素，就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想一想，中国从远古到今天变换了几次社会形态？其实也就变换了二、三次。原始社会，采集和狩猎，是先民们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然后是农耕社会，垦殖耕种，从以物易物到使用货币媒介进行交换。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从奴隶社会一直延续到秦统一之后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这期间，中华大地上出现过多次揭竿而起与朝代更迭，却始终未能改变农耕社会的基本属性，也就没能改变从封建到专制社会的基本属性。究其根本原因，就是在这片土地上一直没有出现新的产业模式，也就不可能带来新的交换方式。因为没有蒸汽机带来的工业革命，也就生产不出足够多的剩余价值，当然也就不会出现资本和资本家。所以，一次次造反和战争，都无法改变中国社会的基本属性，也迈不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门坎。这就是中国历史自秦至清，全是改朝换代，而未改变社会本质的根本原因。

    其实中国如此，外国何尝不是？把欧洲带进新社会形态的，是大英帝国。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自由贸易，带来了产业模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美国像所有那些老帝国一样，以为把可能挑战自己霸权的对手打压下去，自己的霸权就可以千秋永固。美国从未意识到，正是自己把资本主义社会推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也就是金融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主动放弃实物生产，用高杠杆的虚拟资本主义，已把自身的潜能和红利吃得所剩无几。

    美国人所习惯的靠着资本、美元去获利的模式即将过时。所以，美国真正的敌人不是中国，而是新的产业模式和交换模式。美国认为中国有可能威胁美国，千方百计要进行打压，这是对即将到来的大时代的反应迟钝。正是这种迟钝，使美国把中国误认作对手，对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就是不肯接招。当然，这也不能全说是美国的错，中国也有错，没有很好地抓住机会。比如说，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有人提出要搞G2，我们也没接招。当时中国公开宣布，绝不称霸，不会和任何国家结盟，等于是间接扫了美国人的脸。于是，美国人决定改换策略，要遏制中国，名曰“战略重心东移”，“重返亚洲”，最后改为“亚太再平衡”。由此，美国重新确定中国是其最主要的对手。

    与前几任总统相比，奥巴马看来是要跟中国动真格的，所以一口气在中国周边做了这么多手脚。中日钓鱼岛之争，中菲黄岩岛之争，中越在981平台问题上的争执，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但美国做得比较隐蔽，它想让中日、中菲、中越之争，看上去是双边关系恶化所致，而不是美国在背后插手。因为美国现在无力与中国公开翻脸，只能跟中国玩阴的。

    有人提到美元指数上升的问题，但不懂得它是美国重要的获利工具。现在回过头去看，从1971年美元和黄金脱钩，美元指数已走出几波大的行情。每一波行情大约是上行6年左右，再下行10年左右，如此循环，呈现出明显的美元指数周期律。从1973年美元开始走弱到1979年美元开始走强，与之相对应的是拉美金融危机。这次危机，使阿根廷从一个迈入发达国家门槛的国家，一下子变成资不抵债的国家。为了自救，阿根廷总统愚蠢地发动了马岛战争。战端一起，全球投资人的第一个判断，就是拉美的投资环境恶化了，立即撤出资本。而这时美联储不失时机地宣布加息，全球资本尤其是从拉美撤出的资本迅速向美国云集，令美国的期市、债市、股市出现了全面的大牛市。等美国人赚得钵满盆满，又回过头把赚到的钱重新投回拉美，去剪拉美的羊毛，收购跌到地板价的优质资产，使美国从这次危机中大获其利。

    十年后，当美元指数出现由弱转强的第二波行情时，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了。与上次危机一样，走强以后的美元同样需要一次地区性的危机与之配合。但这次不是战争，而是在美元走强后，美联储开始减少美元的供应量，导致依赖美元流动性的东南亚经济恶化。这时全球的对冲基金，对泰铢发起攻击，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危机从泰国逐次传导，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台湾、香港、日本、韩国，最后一直北上传到俄罗斯。当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美联储又一次加息，吸引从东亚撤出的资本回流美国，给美国带来第二个大牛市。

    现在美元指数在十年走弱之后，正在走出第三波强势行情。美联储迟迟没有吹响加息的号角，因为条件没完全具备。随着美元指数走强，美国已经在布势，比如让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发生冲突，只要擦枪走火，地区危机就出现了。不管怎么样，美国人一定要让中国及其周边出现一次地区性危机。当地区性危机出现时，美联储就会加息。这一次剪羊毛就剪到中国的头上。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美国政府怎么会愿意跟中国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呢？眼看着它做的局就要实现，为什么还跟你谈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实际是一厢情愿的事情，是与虎谋皮，美国人不会理你。所以，这个时候并不是我们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最好时机。

    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在有关中国的所有事情都在给我们设局，都在跟我们作对。比如说去年APCE会议上，我们给足了奥巴马面子，接着的G20会议上，我们再次向美国释放出善意。但是我们仍然达不到目的，美国认为它煮的一锅饭即将揭锅，没有必要去理会你的建议。中国要想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唯一要做的就是让美国所有的这些愿望、做法一一破产。那么，我们能做什么？目前，中国政府所作的战略选择完全正确。“一带一路”，这是真正的中国大战略。有官员说，我们搞“一带一路”，一是让人民币国际化，一是让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有就是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但是，如果“一带一路”完全没有政治考虑，肯定不会成功。

    有人把“一带一路”说成是中国与全球经济一体化接轨，这是一个错误认识。“一带一路”是什么？“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全球化，是中国全球化的初始阶段，并不是和美国推动的美元全球化衔接。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都有全球化的过程。每一个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随着它的实力或者是经济的扩张，一定会推进与它相关的全球化。古罗马有古罗马时期的全球化，由于实力和运输工具所限，其全球化只能覆盖地中海周边。英国借助工业革命推进全球贸易，这是大英帝国的全球化。轮到美国的时候，最开始延续了大英帝国的贸易全球化，然后在美元和黄金脱钩后实现了美元的全球化。所以，“一带一路”是中国自己的全球化，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定位。

    但是，今天我们要推进这样一个全球化，就不得不面对中美关系的变化。美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给中国设置障碍。因为美国明确表示，不允许任何国家挑战它的霸权地位。在美国处处为你设障的时候，你要去搞“一带一路”，就要防止大的风险。下过围棋的人都知道，最忌讳的就是铺一条大龙，最后被人家全部吃掉。想想“一带一路”将来的形势，多像一条大龙，人家走一个子你就跟一个子，最后你接出一条大龙来，让人家一口全部吃掉。这才是最大的风险。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官员讲我们搞“一带一路”没有任何政治诉求，也不会输出意识形态，就只是搞经济，跟沿线的国家互利互惠。这种说法如果只是讲给别人听，没有错。但如果这种说法最后变成我们自己的基本认识，则一定会出大错。“一带一路”，其实是在中美还无法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今天，我们在战略和策略上的一种选择。美国要战略重心东移，中国采取避其锋芒向西走的策略，这是一种明显的非对抗性选择，是一个对冲的战略。这是反向对冲，背向美国与其进行对冲。因为我们今天不能和美国对抗，这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我看了那么多关于“一带一路”的解读，完全不提美国。既然我们说要跟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为什么“一带一路”要排斥美国？相反，“一带一路”要想成功，就不能排斥美国。我们可以以吸引美国技术和资金为名把它拉进来，这就让它搞起破坏来很难下手。如果美国在“一带一路”上没有一家企业进来，没有一点利益，它破坏起来就会毫无顾忌，毫不手软。所以，我们一定要吸引美国的技术、资本参与进来，完成与美国的利益捆绑。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做的，也是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步骤。更进一步说，我们不但不能在“一带一路”上甩掉美国，也不能甩掉日本。我们只要把这些国家都拉进来变成利益关联者，就有可能让它们在打压中国时无法痛下杀手。

    另外，有人谈到油价大跌，就看俄罗斯的笑话。我们不能这样对待俄罗斯，应当伸出援手。俄罗斯对中国的重要性，绝对不是几千亿美元的事情。如果俄罗斯能够扛住，给我们带来的将是十年的战略机遇期，远比我们签几个千亿大单重要得多。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喜欢俄罗斯？我们忘了俄罗斯在历史上占领中国领土最多？当然不是。我们挺俄罗斯，是基于国家根本利益的战略考量。当乌克兰危机爆发，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之后，中国的国际压力迅速减轻了，这就是俄罗斯普京政权的存在对我们的意义。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和俄罗斯即使不能手拉手，也要背靠背，这是一种彼此的战略需要。

    有个美国学者跟我说，中国怎么那么信任俄罗斯呢？我说这不是信任，而是需要。他说，如果中美发生战争，俄罗斯一定不会帮你们。我说，俄罗斯一定会死撑中国，这同样不是因为俄罗斯信任或喜欢中国，而是俄罗斯一定会支持我们削弱你们，这是符合俄罗斯的利益的。

    我们知道，美国有一个作战构想叫“空海一体战”，有人说这是美国拿来吓唬人的。对于这样的东西，我们既不能完全跟它走，也不能不理睬。中国有位学者注意到了，“空海一体战”是要把中国拉入与美国的军备竞赛，消耗中国有限的资源和资金，中国绝不能跌进这一陷阱。能看到这一点难能可贵，但仍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没指出我们应该怎么办。这就跌入了美国人设下的第二个陷阱。也就是说，在放弃军备竞赛的同时，自废武功。这是美国人布的一个双重陷阱。所以，中国既不能跟美国展开军备竞赛，又不能自废武功，我们要走自己的路。

    今天的中国经济在下行，这是我们都看到的。而美国的经济数据看上去较好，这也是我们都看到的。但是，这些东西都不重要。为什么？不管美国经济数据多好，都无法改变根本的一点：它无法真正恢复实体经济。它的好数据仍是虚拟经济好转带来的，而虚拟经济救不了美国，只能让美国越陷越深，无法自拔，直至没顶。今天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的阵痛，但我们是实实在在的实体经济国家，可能有一些经济实体会烂掉，但不可能全部烂掉，总会在大浪淘沙后留下有生命力的东西，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亮点。在今天这个不是比好，而是比烂的全球经济过渡期，我们和美国要比的不是谁好，而是谁烂得慢一点，谁先倒下。谁先倒下去，另一个就会站起来。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让自己的经济比美国烂。

    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不光要在经济上努力自救，更要在政治上、军事上挺住。只有中国在这一轮大国竞赛的长跑中不倒下，才谈得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否则，一切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