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统一话语系统的时代正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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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件事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细品却有关联，且内含重要的社会变迁与社会生态变化信息，很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个是傅园慧在奥运会上接受媒体访问时，以率真而又独特的话语风靡网络；另一个是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在首场“县委书记讲坛”后提出要求：“以后汇报交流发言不必再称尊敬的谁谁谁，尊敬放在心里，听的、讲的都累；对省及省以下领导讲话一般不加‘重要’两字，重不重要看落实。”这也成为网络小热点。

　　中国属于拥有标准话语系统的国家。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特别是“文革”中，我们不仅有统一的话语系统，甚至有相似或相近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曾有西方记者评价，中国人只要上电视，都是“一个腔调”。改革开放后，历经港台风和西方思潮冲击，话语系统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政治话语系统变化不很大。

　　正是这样的背景，两人的话语才值得关注。过去，运动员获奖后的感言，是有标准模式和规定元素的，如果不按标准模式，很可能因“不讲政治”而受到批评，显然傅园慧的话语与惯常的标准模式相去甚远。过去，官场有话语模板，比如高层领导去世，讣告的内容就有制式和标准，称领导讲话必定“重要”，显然李强的要求直接冲击着旧有标准。

　　或许二人都未关照整个社会和官场，只是富有个性色彩的一些看法做法，但深入分析后发现远非如此简单。傅园慧的话语系统的改变，其实折射的是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变化，李强的要求则表明其对现代政治的理解，对政治文明或新政治观的理解，即使他不是直接切入这些本质内涵，客观上仍然捅破了一层纸：政治活动与政治人物正在由高大上回归本位。

　　我们知道，西方乃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因为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的原因，民众一般不仰视政治人物与政治活动。比如，法国先贤祠中安葬了72位对法兰西有特殊贡献的人物，其中仅有11人是政治家，而更多是思想家、艺术家和文化大师。中国由于官本位的文化，也由于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巨大牺牲，从而构成大众强烈的政治意识和仰视权位。

　　随着中国融入世界，再加上特殊阶段官场腐败严重，人们逐渐改变仰视政治人物的传统文化心理，转而寻找各自的价值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李强的话中顺应了时代，又因为他强调把尊敬放到心里，同时也给出了从政者的努力方向，即，过去那种官位意味着受敬重的时代已经或正在结束，惟真诚尽心服务大众，方可赢得尊重。

　　话语系统带有根本性，因为它是价值观的外化，反过来强化价值观。看一下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中国的白话运动，都表明了这一点。而当我们打开国门后，尤其网络时代的来临，人文精神的注入，逐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们，开始形成一种与旧政治思维和价值系统迵异的新系统，这个过程和趋势几乎不以政党和政治家的意志为转移。既然话语系统的改变不可逆，那么，我们需要考虑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话语系统，保证有效转换而不紊乱，这也是近年来决策层高度关注和突出强调的。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自己与世界主流话语系统存在何种差异。我们的话语系统中包含着几个特点和重要价值元素：官本位与级制度，统一思想与集中权力，全民讲政治，等等。这些，已经充分反映在我们的各种社会活动中，比如经济活动也充斥着军事术语：“桥头堡”、“歼灭战”、“突击队”、“排头兵”、“大兵团作战”……，等等。

　　西方的话语系统与其文化源头有关系，所谓西方文明三个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在此基础上注入了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再加上价值观多元，从而形成了与我们单一性话语系统大相径庭的话语系统。比如，我们关于南海的原则立场，可以到纽约时代广场去播放，亦无不可，等等。

　　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方面讲也是如此。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元化领导，要求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就意味着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与权力的集中，必然构成大众的一种话语系统。而西方的多党制和多元价值并存，必然形成多种话语系统，或主流价值观基础上的多元并存，没有人要求某一种话语系统（仍然会形成一种政治话语系统，只是非某一政党独立完成）。

　　这就意味着，话语系统的改变是重大改变，其影响由价值系统到政治系统。怎样才能避免出现瓦解？很重要的是顺应时代进行扬弃。比如政治范畴突出政治伦理规则和职责，避免过度依赖所谓高尚，尤其不能以官的大小标识高尚与否。当然，最重要的是在新话语系统中注入丰富的人文精神。

　　简言之，把我们的新话语系统奠基于“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这是一个重大命题，也是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