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文新：央行不能逃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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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一种观点十分流行，就是稳增长要靠财政政策更加积极，而不能仅依赖货币政策。这几天，央行官员也站出来提出：“稳住下半年经济增长，降税优于降息”。不好意思，我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而更认为，不要再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开，不要再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反向用力。过去6年，中国货币政策不仅不与财政政策配合，而且已经独立到与财政政策唱反调、用反力的程度，太过分了。

　　我们必须清楚，中国民间投资增长是所以发生断崖式回落，其核心就是：积极财政政策和紧缩货币政策组合长期实施的必然结果。积极财政政策吸干了收紧的金融资源，民间企业告贷无门，不仅大批量被高利贷摧毁，而且更大多的是干脆收缩战线，或把资金转向高度安全的金融套利——货币套利。这难道不是中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关键因素？

　　毫无疑问，现在必须改变，它要求“中国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必须密切配合”，而这时候货币政策说：不能依赖我，还是财政政策应当多发挥作用，什么意思？难道是要逃避责任吗？现在还有一种证据叫“日本”，大量金融人士高喊“安倍经济学失败”。为什么这样喊叫？是不是在为中国货币政策逃避责任寻找借口？我们必须警惕。

　　我认为，“安倍经济学”不仅难言失败，而且可能取得极大的成功。因为，我们看到，日本货币基金全部清盘，长期资本极度充裕，而且价格极低，在此背景下，日本的工业结构急速转变，工业4.0突飞猛进，很可能会在已经形成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取代中国、超越中国，重新回到全球先进制造业的中心地位。试问：那些整体挖空心思论述“安倍经济学失败”的人，你们是否真得看懂了“安倍经济学的中心思想”？

　　我很担心，如果中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继续错误组合，势必会使中国丢弃一个时代。现实告诉我们：在世界各国都在不惜血本地争夺实业资本的时候，中国的实业资本在不断外流；据光大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盛宏清2014年3月的统计，在2013年不到9万亿的新增贷款中，有5.6万亿被企业用于利息支出，占到新增贷款总额的60%，占到当年17万亿元社会融资总额的35%；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傅军统计说，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包括贷款利息、保证金利息、担保费用、融资顾问费用等等，合计高出贷款基准利率约50%，实际资金成本超过10%，有的地方高达15%-20%。

　　如此严酷的金融现实，难道不需要中央银行出面设法解决？我当然认为“降税”是完全正确的选择，它是降低企业成本，增加企业利润，降低杠杆率，让中国经济恢复良性循环的关键性举措。但我认为，“降息”同样是企业降成本的关键之所在，更是增加新增贷款效率，强化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措施。央行没有任何理由推脱责任，反而必须主动作为。

　　当然，“降息”并不意味着大规模投放货币，而比投放货币更关键的是“强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改革”。并通过这样的改革，使得中国金融市场更有利于资本的形成，而不是快速推进货币市场、货币投机的发育。我的看法是，中国货币数量巨大，但越来越多的资金集中于货币市场，以钱炒钱，金融空转，从而大大消耗中国的金融营养，太高了企业、尤其是民间企业的融资成本。我认为，这才是中国中央银行最该下大力气予以扭转的关键点，也是中央银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坚信，只要中央银行能在扭转中国金融结构上做出努力，能够促使货币投机资金更多地转化为资本（一年期以上的债务和股权资本），那中国的经济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好转。

　　所以，请中央银行不要再找借口，不能、不要、也不许推卸责任。中国经济扭转下行压力不是只有积极财政政策就可以实现的，而必须是两大宏观经济政策密切配合的结果。不要再说“货币政策边际效应递减”，因为中国货币政策打从2010年之后就在持续紧缩，从来也没配合过积极财政政策，所以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都在敏感地体现央行货币政策的效果；不要再说“减税才是供给侧政策”，因为没有需求任何供给都无从发挥正确的作用，而且中央已经给供给侧结构改革预设了前提：适度扩大总需要；不要再说“安倍经济学失败”，搞不好，那是在开国际玩笑，正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不要再说“货币政策独立”，因为中国货币政策已经独立到可以和财政政策唱反调的地步，这一点，全世界都不存在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