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不要误伤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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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逢大选，美国各路政客就总爱拿中国说事，这本来是至少二三十年来美国竞选的固定戏码，只要我们自己有定力，就不用过分担心他们能咬伤我们。

    但如果我们把误解和国内的一些纷争带入对外事务，那么就有可能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给在一线冲锋陷阵开拓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造成别人所无法造成的损伤。

    看到这回“希拉里政治献金”风波中一批中国企业和机构“躺枪”，中国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时做了一些必要的、以前长期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的的公关工作与东道国政界交往，却被不少读者、网友视为过错，我不能不感到几分担心。

    这场风波起于震撼美国政坛的“民主党邮件门”，和美国国税局应一批共和党议员要求调查克林顿基金会。社交媒体传出消息，称大批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向克林顿基金会献金，阿里巴巴、壹基金、中国女权理事会、鸿海集团等中国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名列其中，顿时引发广泛关注。

    笔者也通过克林顿基金会官网，在捐助者一栏，查到了中国数家企业列入其中。

    当我把这条消息发上微博，底下的评论却令人亦喜亦忧。

    所喜者，中国企业在美国市场掌握购买政治权力的美国游戏规则了，我们为此期待、努力了多少年啊！

    所忧者，捐款太集中于希拉里一方，显然对床破潜力判断失误，而且只押注一方，……"

    始料不及的是，从跟帖的评论来看，不少网友显然是把这当作绝对的坏事，还声明要抵制阿里巴巴，壹基金成为另外一个热点。

    从这些评论来看，一些网友可能混淆了国内事务与对外事务的界限，有损我们自己的利益。美国是中国数一数二的重要贸易伙伴，这一事实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改变。如果这些被证明是事实，中国企业掌握入乡随俗与东道国政界打交道的艺术是好事，因国内政治争论影响开拓海外市场是错误的。

    至于壹基金，它应该有权如同其它众多慈善基金一样与克林顿基金合作，国内争议是另一回事。

    我反对在中国国内引进美国这套体制，因为这套体制问题很大；但中国企业去美国市场的任务是，想方设法站住脚、打开市场、挣钱，为此必须适应、掌握运用美国这套体制为自己的目标服务，他们打开美国市场多挣钱就是最好地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和中国体制。对此，我们要有冷峻、清醒的认识。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第一大出口国，我们很多产品产量占世界一半甚至百分之七八十，打开国际市场的成效关系到中国经济能否稳定可持续发展。

    同样众所周知的是，中国是二十多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最大的受害者，为此，我们长久以来一直主张努力在东道国构建反贸易保护主义统一战线，其中与东道国政界人士搞好关系就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突飞猛进，又发起了“一带一路”计划，与包括政界在内的东道国社会的公共关系重要性更加凸显。

    从更长时间跨度上考察，成功的跨国公司在经营东道国公共关系方面往往布局甚早，着眼长远。

    在前几年达能-娃哈哈之争中，我研究来龙去脉时惊讶地发现，达能集团早在抗战时期就与八路军敌后根据地开展了贸易往来，达能集团老板老里布50年代就到过中国，其兄弟马克 里布（Marc Riboud）50年代成为第一位获准进入新中国拍摄的西方记者，先后受邀请来华20多次，他抓拍的众多黑白照片已经成为反映新中国历史的影像档案。

    有此渊源，早早建立了这样的互信，无怪乎达能集团在西方解除对华全面贸易封锁之后得以率先进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市场一度占有无可比拟的影响力。

    我们应该支持今天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复制、甚至超越这样的传奇。

    在实践中，不少外国政界人士也已经为中国开放经济构建稳定环境做了许多添砖加瓦的有益工作，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且不提那些在任的外国高级政界人士，就是一些离职的、级别不那么高的外国前官员，其作用也相当可观。

    2000年，美国通过予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法案，终结了10年来高度政治化的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MFN）/正常贸易关系（NTR）之争，为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也为翌年中国“入世”清除了最大障碍，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出口连续近10年年均增长30%上下。

    当年4月9日（美国参议院投票前一个半月），中国美国商会发起30人代表团专程赴美游说之旅，他们会见了美国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农业部等相关部门的高官，拜访了130多位国会议员，对说服美国议员、行政部门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这次游说中，某议员一见到代表团成员就大声嚷嚷：中国有20枚导弹瞄准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给中国PNTR！

    代表团中有位曾在美国国防部担任要职的退役将军，他反驳道：议员先生，我可是国防部的退役将军，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枚导弹瞄准中国吗？有两千枚！令那位气势汹汹的议员顿时哑火。

    代表团成员、时任美国信诺保险集团北京代表处高级顾问司马琦，曾经是美国驻华公使衔经济参赞，他负责去说服企图拿“人权”刁难中国的议员，他的杀手锏就是告诉对方，自己负责起草了美国国务院第一、第二、第三个中国人权报告，他在中国从70年代呆到90年代，看到了中国人权的发展。

    ……

    既然这些美国前官员都能发挥这样的作用，我们的企业有什么理由不去努力与更多、级别更高的美国政界人士建立联系？

    既然根据中美两国目前的综合国力对比，培训外国青年政治家、培训外国政党搞党建等，我们在新兴市场采用的做法不适用于美国，而克林顿基金会在美国是个合法的机构，我们的企业凭什么不入乡随俗采用美国合法的、通行的捐赠做法？

    讨论美式体制成败得失是我们该在国内做的事情，并不是我们的企业跑到美国做生意时该做的事；纠缠克林顿基金会资金收付运用是否符合美国法律，那是美国人的事，不是我们的事。

    我们也反对随随便便无中生有给中国企业扣“违反美国法律”的帽子，最起码对自己国家的企业和机构，应该与对同样向克林顿基金会捐赠的挪威政府、英国政府、联合国基金会等非美国机构一视同仁。

    我们的企业与美国政界人士打交道曾经长期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现在总算开始摸到了门路，我们即使帮不了他们，至少不应该给他们掣肘。

    我们更该做的，是探讨中国企业捐赠对象、方式、时机选择的得失成败，帮助中国企业提高掌握、驾驭东道国社会政治游戏规则的技艺。商业就是商业，没必要政治化。

    我个人更欣赏特朗普，但也相当赞成中国企业与希拉里的那个家族搞好关系；不为别的，只为这个家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