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短房：德国，“一周四起恶性事件”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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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当地时间7月24日22时许，德国巴伐利亚州安斯巴赫内城一间餐馆发生爆炸，截止目前已知有至少1人死亡，10人受伤，肇事者为1名申请庇护但遭到拒绝的叙利亚难民。。

　　这已是德国一周内和移民、难民等有关的第四起恶性事件：7月18日晚，巴伐利亚州维尔茨堡附近一列正行使火车上，1名17岁阿富汗难民忽然持斧狂呼乱喊，造成5人受伤（其中4名为中国香港游客）；7月22日晚，巴伐利亚慕尼黑奥林匹亚购物中心，1名德国-伊朗双重国籍的18岁少年持枪扫射，造成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7月24日晚，巴登符腾堡州罗伊特林根，1名叙利亚难民持刀追砍路人，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

　　尽管不少国内、国际分析家、舆论和关注者将这4起恶性事件部分或全部定性为“暴恐事件”，但耐人寻味的是迄今对这些案件，德国联邦内政部和警方都已经或倾向于定性为“孤立恶性事件”，认为“与暴恐无关”，且各有各的“特殊情况”：4起恶性事件中造成伤亡最多的慕尼黑奥林匹亚购物中心惨案，肇事者被认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罗伊特林根砍人事件，涉案者据称和被砍的孕妇有“感情纠葛”；最新发生的安斯巴赫内爆炸案，肇事者据称“正接受精神治疗”，且曾有自杀行为；维尔茨堡火车上砍人事件“暴恐属性”最明显，因为嫌犯曾边砍人边高呼原教旨口号，但即便如此，德国警方和内政部的调查人员仍然坚持倾向于认定，这名已被当场击毙的行凶者可能是因心理、精神等方面问头“自我极端化”，而不属于“有组织有预谋的暴恐事件”。

　　在一系列恶性暴恐事件于欧洲范围内连续爆发，且造成惨痛伤亡和重大损失后，被许多人目为“引狼入室的罪魁祸首”的德国便成为众矢之的，任何与中东难民、移民、移民后裔有关的恶性事件，都难免第一时间被联系到暴恐问题上，而任何与原教旨、极端、暴恐等存在偏差的“其它性质”分析，都很容易被大众归为“找借口”、“掩盖事实真相”。这种将“非暴恐因素”一概目为“借口”的情绪，因“伊斯兰国”等国际恐怖组织“每逢出事必欢呼”的幸灾乐祸行为，和办案当局一些不当做法的被曝光，而大有愈演愈烈之态。

　　应该承认，在“政治正确”原则被强调到极致的德国，一些政治人物和办案单位的确存在着对“难民因素”、“暴恐因素”和“宗教因素”的回避态度、行为，如有意无意淡化肇事者姓名中的“中东元素”，以及仅将“被确证和境外极端组织有直接联系”的恶性事件定性为“暴恐”，等等，这些做法很可能误导公众和办案人员，令人们忽视身边的原教旨、极端和暴恐危险因素，是十分不妥当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正视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即许多“借口”并非借口，而是事实或至少是部分事实。

　　即以此次德国的“一周四起”为例，除了维尔茨堡事件的“自我极端化”解读显得牵强（且“自我极端化”也同样可能是暴恐行为，2009年美国胡德堡枪击案（13人被杀），肇事凶嫌、军医哈桑少校（Nidal Malik Hasan）的“自我极端化”就来自也门裔美国“死亡教士”奥拉基(Anwar al-Awlaki)的在线原教旨“洗脑”）外，另外3起事件中肇事者的确存在“借口”中所提到的问题——他们中的两人，精神疾病类的治疗资料有据可查，而另一人和遇害者的感情纠葛也有许多人证、物证可资证明。

　　承认并正视这些“非暴恐致案因素”并非“为暴恐开脱”、“给嫌犯找借口”，更不一定是“为接纳中东难民洗地”。诚然，一些德国及欧洲主张“善待难民”这一味强调“大多数难民曾饱受创伤、他们需要包容和和爱”的说法怎么听都有些像“开脱”、“找借口”，因为至少部分肇事者并没有这样的遭遇和经历，且他们在德国安顿下来后，也并不那么缺乏“包容和爱”。

　　但必须承认的是，自大规模接纳中东难民以来，德国人（或毋宁说整个欧洲人）也好，这些难民及许多源自中东的旅欧移民社区也罢，都因此“出了许多问题”，许多人对目前的状况感到不快，对自己生活环境的突变觉得不满，并认为“得不到公平和应有的待遇”。

　　作为一个成熟、稳定的高福利社会，欧洲大部分地区并不具备快速、大量消化从文化到宗教，从生活习惯到到人生态度，从教育程度到家庭结构都存在巨大反差的“异文化”移民、难民的能力，即便这种“异文化人群的涌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样的融合也依然是痛苦和脆弱的，如号称“异文化大熔炉”的法国，巴黎东北部北非移民社区已形成几十年之久，南部地中海沿岸的“大马格里布”移民社区更有一百多年历史，但这些社区里第二代、第三代北非移民和本土居民间的隔阂、反差依然宛若鸿沟，而德国境内的土耳其人社区同样历史悠久，融合的问题也未遑多让。

　　这种“异文化的融合问题”早已有之且根深蒂固，并在历史上不断给欧洲各国社会制造过麻烦，如法国就曾发生过震惊一时的2005年“九三省事件”（巴黎郊区九三省克里希苏布瓦，15岁黑人特拉奥雷Bouna Traore和17岁北非后裔贝纳Zyed Benna因躲避警察搜捕触电身亡，导致席卷大巴黎东北郊北非移民社区的大骚乱），而自去年起肇始于德国的“难民零障碍”则让原本几十年积累的“异文化融合问题”在短短几个月内大量堆积、甚至翻番，导致以往日积月累的社会矛盾在短时间内集中蓄积、爆发，后果可想而知。

　　“异文化融合问题”可能导致福利摊薄、就业艰难，难民、移民在异文化氛围中很容易感到沮丧、失落、被边缘化，从而产生现实的生活压力和情绪上的巨大负担，而当地人也会因“蛋糕变小”和“芒刺在背”所造成的不安全感，产生同样的不满、不安。这些都可能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造成趁虚而入的机会，对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更不能以“没有直接联系”为借口，无视“自我极端化”背后的暴恐和“国际原教旨网络”因素，但倘若先入为主地抱持“什么都是暴恐惹的祸”的僵化观念，对恶性事件中的“非暴恐理由”一概目为“借口”，不去正视、不去尝试解决，就同样可能忽略真正的矛盾和隐患。

　　这绝非为大规模引入难民的决策开脱——恰相反，这一决策让原本需要积累几十年、上百年才会集中爆发的“异文化能量”在几个月内积蓄，某种程度上令问题更严重、更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