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青杨：“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为何主动要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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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新社报道，中国“红色通缉令”头号嫌犯杨秀珠的“庇护”案出现重大转折：外逃12年、现被移送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德州休斯敦移民监 狱的杨秀珠当地时间20日正式确认自动放弃自己在美国的“庇护”申请，回到中国寻求更好医疗条件，也就自己真实情况向中国方面做说明。代表她的柯自明律师 楼21日透露，如果该案撤销进展顺利，预计杨秀珠最快能于8月离美。

　　杨秀珠为何要回国？用她自己的话说，主要是70岁的她健康每况愈下，而其美国的在押监狱已经无法她的医疗需求，再加上案件审理一拖再拖，她的身体等不起；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她十多年流亡海外，长期与家人分隔两地，岁数越大、越有一颗“叶落归根”的心。

　　按理说，这样的理由也说得过去。但事实上，杨秀珠在国外过得并不好，也没有取得所谓的“政治庇护”。
　　当年，杨秀珠案被定为特大贪污受贿案，曾引起媒体的高度关注。 据温州市纪委2004年通报，杨秀珠已被查清的涉案金额为2.532亿元，追回金额4240多万元，冻结7000多万元资金或房産。据媒体报道，杨秀珠与家人2003年4月一起从上海经新加坡逃亡美国，用巨额赃款在纽约购买了五处房产，其中一处位于曼哈坦黄金地段，开始当起包租婆。中国随后透过国际刑警组织发出通缉令，2005年5月20日，杨秀珠被荷兰警方逮捕，结束两年亡命生涯。然而迄今近十年时间，中国政府与荷兰长期协商未果，一直无法将她引渡回国。

　　当年“猎狐行动”在国际上处处碰钉子，最主要是因为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澳洲与荷兰没有签订引渡条约，偏偏这三国又是经济犯逃亡藏匿的首选。此外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严刑峻罚存有疑虑，更不轻易交出嫌犯。根据当年五月份环球时报报道，美国有媒体称，中国向美方开出“贪官外逃名单”已超千人。但因缺乏引渡条约及复杂漫长的司法程序，缉拿贪官面临重重困难，过去10年仅2人被遣返，而近来贪官赴美外逃有加快趋势。专家透露过去5年中国外流非法资金保守估计达5000亿元。

　　这些年，同杨秀珠一样，捞了就跑的贪官简直可以开出一长串，国家电力公司原总经理、正部级官员高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河南省服装进出口公司原总经理董明玉等高官显要大肆敛财之后，纷纷逃往国外，涉案金额逾亿之巨。而在国外，他们拿着人民的血汗钱一掷千金，堂而皇之地过起世外桃源般的富庶生活。

　　中国为何要对外逃贪官不遗余力，从清查祼官到高最检重点打击外逃贪官。这是因为贪官外逃造成的最大影响，不在经济方面，而在于它对老百姓信心的打击。与其他形式的腐败一样，贪官外逃消减了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期待，损害了人们对官员操行的信任。更何况如果贪官出逃，只有极少数受到法律制裁，大多数在国外逍遥，这将对“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的法治理念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长期以来，人们对“违法必究”的基本信心，可能会崩溃。如果说一个贪官在国内犯法而得不到惩罚，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意外”。当一个又一个贪官逃到境外时，自在逍遥似乎就基本上变成了必然结局。这对法治化的中国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

　　对于外逃贪官，尽管中国政府一向予以严厉打击。但国际上，对于打击外逃贪官最有力的办法就是引渡。但引渡往往要受死刑不引渡、政治犯罪不引渡等原则的制约。另外，我们国家也常常通过请求外逃贪官所在国政府遣返的办法，像赖昌星就是被加拿大政府递解出国，但这要以非法移民为前提，像李继祥这样的获得澳大利亚永久居民身份的贪官，是不可能递解出国的。而且，递解出国要经过听证等一系列费时费力的程序，像赖昌星的递解出国花费了12年的时间。

　　面对资金外流、贪官外逃，将其缉拿归案，哪怕跑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回，这是不少国人的呼声。但由于制度和理念的差别导致我国打击外逃贪官存在很大的困难，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最重要的就是和国际公约以及国际惯例相违背，并直接和“死刑犯不引渡”的国际原则构成冲突。的确，就中国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很多人“欠债还钱、杀人偿命”的意识非常强烈，“废除死刑”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不会支持。因此，在中国短期内废除死刑是不太容易做到的。

　　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欧美发达国家与中国签订引渡条约，“死刑不引渡”的原则，必然对国内死刑废除的进程产生显而易见的“倒逼”效应，中国现行的死刑制度、甚至整个刑罚制度都难免受到冲击和影响。对此，国内立法部门和公众都应当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

　　第二个问题是，建立有缺席审判制度的国家，往往在追逃追赃方面占有主动。如缺席审判了外逃的贪官，国内法庭判决一旦生效，就可到相关国家请求司法协助，扣押和冻结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财产，即便抓不回人，也可以把赃款追回一些。中国目前尚未建立针对腐败犯罪的缺席审判制，一旦人跑了，司法程序也就无法启动，光是跑到别国说那是贪官，那是赃款，别人很难相信，而为了让对方相信，还得把证据不断送到对方手中，一来一回，成本巨大，耗时耗力。

　　第三，结合国际惯例和我国现实国情，可以尝试建立“收益分享”制度，按照有关国家在追缴赃款过程中的贡献来予以奖励。可以借鉴美国的成熟作法：美国在实行“分享收益”时规定，有关国家分享被追缴赃款的比例主要取决于在国际合作中的“贡献”，在实践中贡献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重大协助，分享比例为50% -80%；主要协助，分享比例为40% - 50%和便利协助，分享比例为40%以下，以此来确定划分追缴来的赃款时的比例。

　　但是，与其耗费人力财力引渡，不如早加防范，预先编织好严密的制度之网，不让贪官有外逃机会，更不能让其席卷巨款出国。首先，防止贪官外逃，最有效的措施是信息透明。其实，不少外逃贪官在外逃前，已经是裸官。不少外逃贪官在外逃前，已经将老婆孩子送到了国外，有的甚至已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只待时机一到就择机脚底抹油。如果信息足够透明的话，这些裸官就不可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