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然：批评无善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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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尔斯在《正义论》里谈到权利与善的关系，他说，权利优先于善，权利制约着善的内容和形式，离开了权利的善没有意义，离开了权利的善也会做恶。

　　历史上那些追求至善至美之人，只要披上权力的外衣，都做尽了人间坏事。也正如哈耶克所说，那些通往奴役之路的路上，总是由那些掌控大权者编造的美丽谎言构成。

　　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批评也是一种权利，批评是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批评权利本身无善恶，批评就是批评，批评决定的善恶的内容和形式。如果在批评之外非得分出个善恶，那么批评也就失去了大部分的意义。何况批评针对不同的事、不同的人，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比如遇到心胸宽阔的人，即使存有恶意的批评，也能容得下。对于心胸狭隘的人，即使是善意的批评，事后也是睚眦必报。但无论如何，善意的恶意的批评都不应成为打击报复的理由，只要批评没有危害个人安全、没有寻衅滋事、没有违背宪法第三十五条的言论自由，批评就不应该分为善意的或者恶意的。

　　今年去看台湾大选，看到那些评论员在电视上又是骂台湾马英九总统，又是骂参选人朱立伦，都是得理不让人的主儿。这些评论员在大陆人看来，肯定是恶意的批评，但都也平安无事。更让人不可忍受的是，台湾有些评论人几乎是歇斯底里，对马英九和朱立伦破口大骂，但因为没有违法，评论也就评论着，批评也就批评着，骂也就骂着。

　　批评的意义就是，它让公民有尊严，它让官员有谦卑，它让政治生活有意义，它让公权力的所有行为都必须经得住、受得住公民的批评和指责。

　　批评如果以善恶来分，主观性太强，随意性也太强。一个人可能在高兴的时候，心胸就宽阔；一个人在不高兴的情况下，心胸就会变得狭隘；一个人在根本利益不受影响的时候，心胸就变得宽阔；一个人在根本利益受到影响的时候，就气急败坏，就滥用权力对批评的人进行严厉的精神和肉体打击。在没有规则、没有道德、没有底线的情况下，越是讲心胸宽阔，越是让人生疑，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左手大炮右手黄油，玩阴谋耍手段这种事，只要读点历史，看点宫廷剧，都会明白个一二。

　　人就是人，只要人在，人性就不会变。人无论如何玩花样，都是在证明人性的幽暗，绝对不会证明人性的光明。那些试图把人性玩给别人看的人，大都是因为自己对人性没有信心的表现。皇帝的新衣有，但这种把戏孩子都能看出来，玩起来也就没什么意思了。身边的大臣不敢说，是因为恐惧。如果人们如同孩子般没有了恐惧，表演也就失去了意义。

　　批评却需要制度保障。善恶需要心胸，但心胸却飘移不定。在一个能保障批评权利的前提下，一个人即使心胸太小，也会因为制度的约束不敢滥用权力。在一个不能保障批评权利的前提下，所有掌握权力的人都会随心随意率性地滥用权利。

　　着名作家林达总是怀有历史深处的忧虑，总是把美国历史的那些总统拉出来摆在人们的面前，告诉人们说总统是靠不住的。有意思的是，那些靠不住的总统总是拿出靠得住的语言来编织人类美丽的童话。只是这童话，说给天真的孩子听还行，说给有理性的大人们听，还真不行。大人们即使听到，也会当童话来听。当然，成人之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都除外。

　　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是批评的三十年，如果没有批评，就形成不了对公共权力的制约。邓小平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时说，必须让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得出民主制度化法制化的结论，是因为他本人也充分意识到个人是不可靠的，把权力集中在个人身上也极端危险的。只是可惜，到目前为止，民主法制没有建立起来，民主法治更没有建立起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毛泽东如果受到制度的约束，就不会犯一个又一个错误，甚至是犯罪。而毛泽东取消批评的权利，就是从反右开始的。反右之后，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批评，谁再批评，就是右派，就是反对党、反对毛泽东，就是反革命。

　　人都是有软弱的一面，人性也都禁不住考验，在求活命的时代，绝大部分人都选择了臣服和沉默。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人人却都有了恐惧的自由。在恐惧的时代，谁发声谁就是个死。这件事，林昭、张志新都是最好的证明。

　　批评权利，如果没有制度保障，与此同时，在没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再区分出一个善恶来，就是在挖塔西佗陷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