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仲裁案后中国外交为何变得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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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宾就南海问题诉中国案，最终由国际仲裁法院临时仲裁庭作出明显不利于中国的裁决。相对于裁决实施的过程，裁决后更为重要。是否以及如何执行仲裁决议，对中美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如何发展，建构何种亚太及东亚秩序，至关重要。

　　正因如此，相比较仲裁案裁决宣布前中外看上去剑拔弩张，冲突一触即发的架势，在宣布之后，似乎宁静了很多。官方的措辞激烈的表态不再，而建设性的接触正在展开。

　　作为外交努力的一部分，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17日到访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毫无疑问，理查森在此之际的访问，其核心内容之一，必然包含向中国施压执行仲裁案决议，并商讨建立管控机制，确保南海区域继续保持和平与稳定。

　　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日前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到，北京正悄悄承认南海仲裁案裁决对中国来说是个严重挫折，但他认为，中国不会在短期内采取剧烈反制行动，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国家利益。

　　中方为理查森安排的接待方案似乎在佐证这一点。众所周知，中方视美国为南海仲裁案的幕后主使。但理查森的访华行程，不仅包括与诸多军方高官的会面，还有参观中国海军潜艇学院、辽宁舰等“友好”活动。这凸显出中方有意缓和自南海仲裁案提出后日益紧张的中美及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在东亚，由于菲律宾新总统对发展菲中关系的积极表态，因此中方寄希望于通过改善两国关系打破僵局，避免持续受到孤立和逼迫。在与菲律宾关系取得进展的情况下，协调好与美国的关系就显得特别重要。

　　按照常理，美国推动通过南海仲裁案，中国官方至少在短期内应该对美国保持敌意。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北京急于向华盛顿展现合作与友好的姿态。

　　仲裁案后，中国开始真正认识到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意味着什么。中方在仲裁前高调宣扬六十多个国家支持中方立场，但在裁决作出后，并未出现这一局面，除了对中国援助高度依赖的柬埔寨。即令是柬埔寨，在此问题上也是抱着首鼠两端的机会主义态度，当首相洪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时，他同样附和后者的立场。

　　不仅是有关当事方，还有亚洲的真正领导者美国，以及国际舆论，正在形成要求中国执行仲裁案裁决的一边倒氛围。而受到此案鼓励，地区其他国家——比如日本、越南等，都有意仿效菲律宾向国际仲裁法院提交诉中国案。

　　在此情况下，中方任何公开的、激烈的反弹，只会怂恿它们将设想付诸实施，并导致自身陷入更加窘迫的境地。所以，北京的策略转向低调和安静，这与美方的想法不谋而合。确保现有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有效，确保海上航行与飞越自由，确保亚太和平秩序，是美国在此间的主要诉求。美国遏制中国，并敦促中国遵守秩序，但不寻求将其推向敌对，这不符合美国至高无上的利益。

　　事实上，在裁决公布的第一时间，中国外交部直至最高领导人就已向外界发出了明确信号，坚持和平，并以外交方式解决相关争议。在官方立场软化的同时，另一个惯常的策略亦同步进行，即在短期内默许部分民众举行反美及反周边有关国家的活动，以民间力量变相向有关国家施压——了解中国的都知道，即令是数人以政治为目的的“散步”也受禁止，何以反美活动可以大张旗鼓、堂而皇之地进行？其中意涵不言自明。

　　但由于国际舆论已经洞悉其中奥妙，所以它的实际效应已递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抑制了此类活动的大规模展开——实际上当下仅有零星的此类活动进行。另外一方面，经过互联网的洗礼，多数公众开始变得明智，不再容易受人利用。

　　毋庸置疑，中国将继续在公开场合向公众展示对外强硬，并以某些措辞令公众相信它一以贯之，但这不影响事态朝着建设性方向发展。正如一些专家指出的，国际仲裁法院对此案作出裁决后除了涉及到中外具体争执部分——如填海造岛、渔业纠纷之外，其他内容立即成为“既成事实”，无须“执行”。因而，中方可以应对的措施并不多，在相关敏感海域继续做一些填海造岛的动作，或者到有关海域进行民事和军事巡航，都是可能的选择。

　　北京真正的好牌是菲律宾。菲律宾新政府对华态度如若不受外界影响，与中方达成某些共识和协议，有助于改善中国在南海的处境——但代价势必昂贵，而且也无从实质性改变南海业已形成的不利于中国的态势。

　　今后菲律宾政府将是中美日博弈的主要对象之一。在此同时，美方也做了两手准备，派遣理查森手拿胡萝卜访问中国，意在以外交途径促使中国遵从仲裁，维护既有秩序。另一方面，美国的大棒也没闲着。

　　就在理查森访华的同时，美国副总统拜登通过登上核动力航母、与日韩官员会谈以及访问澳大利亚等系列活动向外展示了强烈信号，即美国将继续保持对亚太事务的强力干预，拥有遏制中国的足够手段，迫使中国“遵守和其他国家一样的规则”。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在亚太的强势地位仍难以撼动，而东亚国家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和鼓励其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而在仲裁案上的挫败，严重打击了中国雄心勃勃的海上计划和至少发挥跟美国类似的领导作用的愿望。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在保持基本尊严并对内有所交代的情况下，恢复信誉是一个紧迫的课题。而这可能是中国在仲裁案裁决后外交上日益谨慎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