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敬伟：新城规划也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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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给侧改革不仅是产业和市场方面的现实任务。城市规划也需要供给侧改革，而且较之产业和市场方面更为紧迫。

　　近期出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一些地方面临引进人口难，人口净流出“失血”状态。另据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今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

　　这3500多个新城包括国家级新区17个，各类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综保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出口加工区，旅游度假区等约500个，各类省级产业园区1600多个，较大规模的市产业园1000个，县以下的各类产业园上万计。

　　这一数据验证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以前是开发区热、高新区热和特殊监管区域热和新城热，现在则是新区热和产业园热。这些“热”形成了地方扎堆和攀比现象，导致城市规模无序扩大，大量土地良田被泡沫化的新城和新区浪费。相比房地产热带来的产业泡沫化和金融系统性风险，新城规划除了资本属性的风险，更多了权力任性的危险。

　　尤其是，这些新城新区规划人口高达34亿，相当于中国当下人口规模的2.5倍，足以装下全世界近一半人口--如此规划，哪有如此多的人口“填充”，没有人气的新城，必然是黑灯率极高的“鬼城”。新城变“鬼城”，供给侧的规划失衡和决策失误是显然的，因此要大刀阔斧地改革。

　　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面临的两大现实命题。目前，“两化”在中国依然是进行时--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6.1%，“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此外，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39.9%，未来还要提高5个百分点。数据似乎证明新区规划符合逻辑。但是，中国人口总量目前不足14亿，即使经过全面“二孩”的人口储备，未来十年中国人口增量也不会超过5亿。这就意味着，即使中国人口全部实现城市化，也填不满34亿人的大窟窿。

　　更糟糕的是，中国城市化的人流趋势是显然的。据《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5》显示，中国农民工流向地市级以上的占70%以上，流向小城镇的不到10%。这就形成了两个矛盾：一是一线城市和东部发达城市，城市容量已超负荷，难以承接更多人口流入；二是中西部地区和中小城市规划的新城和各种区、园难以吸纳更多人口而变成“鬼城”。也就是说，大多数的新城和新区等未来很长时间都会空置、浪费，和当下空置率极高的房地产一起，构成制约城市发展，并让中小城市难以清偿巨额债务的结构性矛盾。

　　结构性矛盾只有用结构性改革才能破解。

　　首先，摸清各地新城、新区的家底，算清这些“城”和“区”的债务，搞清这些“城”和“区”的人口流出、流入情况，如果说缺乏人气支援，这些“新城”和“新区”，应该毫不犹豫地“退城回田”。要“鬼城”还是良田，不是两难抉择，而是常识性的答案。

　　其次，顶层设计要慎批或者不批所谓的新区、新城，遏制住各城各地建国家级新区的攀比之风。没有产业支撑和人口资源奥援的所谓“新区”，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出了制造虚妄的政绩和滋生更多的官员职位，无他益处。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有四大自贸试验区已经足够，让这些自贸试验区在产业、金融、市场、贸易等方面大胆试验、充分地融合，形成促进产业转型和市场治理的新模式、新经验。其他地区，借鉴和复制上述自贸试验区的相关措施，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实践落地即可。各地应该将重点放在复制现有自贸试验区的相关政策举措上，而不是互相攀比申请自贸试验区。如果自贸试验区一旦成“风”，重走开发区和新区热的老路，变成了中央给予各地均沾的照顾，自贸试验区也就失去了“试验”意义。

　　相比“三去一降一补”，新城规划的供给侧改革更为艰难，也将遭遇各级权力的直接阻力。毕竟，这等于直接动了地方政府的利益蛋糕。但是，如果这种好大喜功的权力工程不“去”，其他方面的供给侧改革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因而，拿规划不合理的新城新区开刀亮剑，可谓当务之急。不改革就换位子并追责，必须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