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君子哲学与小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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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君子哲学与小人哲学


如今，网络上时常出现君子哲学与小人哲学的话题，居多是儒家信徒的‘杰作’，他们把自己标榜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君子’的同时，极力讨伐所谓‘小人’，而其中‘小人’的指向不是‘极右’而是‘极左’。在他们的意念中，‘极左’似乎只是小人哲学的产物，与君子哲学无关，是不是这样呢？下面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把相对的伦理概念绝对化生成两种蕴含相互悖反语义的极端主义概念，而这两种极端主义的互生互存中，构造出相应的伦理观，一种是君子伦理观，或曰：君子哲学；一种是小人伦理观，或曰：小人哲学。前者寻求‘至善’，标榜重义轻利而履行绝对的责任或义务；后者寻求‘至恶’，宣扬重利轻义而行使绝对的权力或权利。依据‘至善’与‘至恶’的互生互存规律，‘至恶’生成‘至善’，‘至善’生助‘至恶’，它们构造和维系的是责、权、利不相符的社会关系，前者是服务于后者的。

应该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君子哲学与小人哲学是互生互存的，前者理应毫无怨言地服务于后者，但现实中却是另外一番情景：君子哲学者却是怒怼小人哲学者的主力，缘何亦不为何？其中必有无法言传的至深奥秘。

理论上，君子哲学者强调履行绝对的责任或义务，具有‘极左’的思维特征，正如孔丘所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小人哲学者强调行使绝对的权力或权利，具有‘极右’的思维特征，正如杨朱所言：‘人人一毛不拔，人人不利天下，天下大治矣’。用现代的眼光看，孔丘是个地道的‘极左分子’，而杨朱是个地道的‘极右分子’，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呢？显然不是如此。

可以看到，实践中，等级特权、尊卑贵贱，儒家不但是‘极左’的坚决反对者，还是‘极右’的积极践行者。这就回到了论题本身，儒家倡导君子哲学绝不是自己践行君子哲学而是要求别人践行之以服务于自己践行小人哲学的，标榜君子哲学是假，实践小人哲学是真。这就是儒家伦理无法言传的至深奥秘。

脱离责、权、利相符社会关系的构造，君子哲学与小人哲学构成的话语体系构造和维系的只可能是责、权、利不相符，支配与被支配、服务与被服务的社会关系，无论如何巧舌如簧，终究掩盖不了其欺蒙耍横、盗民取利之实。君子哲学与小人哲学是互生互存的，摆脱不了君子哲学的理想便不可能跳出小人哲学的实践，倡导君子哲学的实质就是践行小人哲学的事实，君子哲学者乃伪君子、真小人也！

君子哲学与小人哲学互生互存的逻辑程序：

1、相对的伦理概念绝对化——君子伦理（君子哲学）与小人伦理（小人哲学）互生互存
2、君子哲学——重义轻利——绝对的责任或义务——‘极左’
3、小人哲学——重利轻义——绝对的权力或权利——‘极右’
4、君子哲学服务于小人哲学——‘极左’服务于‘极右’
5、君子哲学者——‘极左’的理想，‘极右’的实践——伪君子、真小人

因此，从根本上说，‘极左’与‘极右’只是相对的伦理概念绝对化生成的两种蕴含相互悖反语义的极端主义概念，而这两种极端主义的互生互存中，构造和维系的是责、权、利不相符的社会关系，‘极左’是服务于‘极右’的。这就是‘极左’与‘极右’本同根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君子哲学只是一种厚黑学，无法摆脱欺蒙色彩和‘极左’、‘极右’挖掘的陷阱。现代社会中，摒弃‘君子’、‘小人’机巧诡诈的道德审判，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公民伦理和公民哲学，它构造和维系的是责、权、利相符的社会关系，而非责、权、利不相符的社会关系。

2017/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