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中国威胁论’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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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中国威胁论’的前世今生


所谓‘威胁论’是指，认知主体把认知客体视作对其战略安全利益存在潜在的或事实的胁迫或伤害，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讹诈或遏制认知客体的言论和行为。那么，‘中国威胁论’是指，其它国家把中国视作对其战略安全利益存在潜在的或事实的胁迫或伤害，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讹诈或遏制中国的言论和行为。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是中国威胁其战略安全利益；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是其它国家讹诈或遏制中国，显而易见，‘中国威胁论’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和平发展与进步均是不利的。那么，当下既然存在‘中国威胁论’的言行，我们就应该直面而非无视它，探寻它产生的根源，寻求解决之道乃应有之义。它是如何产生的呢？又如何能够有效规避它呢？下面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一般来说，民主国家坚守的政治道德是平等自由的道德观，践行的政治伦理是博爱伦理-契约交易的伦理经，这种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强调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同样是民主国家奉行的外交政策。由于坚守和践行这种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价值观）能够消解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民主国家之间通常是不存在‘威胁论’的。而集（极）权专制国家坚守的政治道德是等级伦理的道德观，践行的政治伦理是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的伦理经，这种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强调等级特权、尊卑贵贱，争权夺利、互害斗争，外交是内政的延伸，等级特权、尊卑贵贱，争权夺利、互害斗争同样是集（极）权专制国家奉行的外交政策。由于坚守和践行这种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价值观）能够制造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集（极）权专制国家之间通常是存在‘威胁论’的。那么，集（极）权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是否存在‘威胁论’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由于两者坚守和践行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价值观）迥然相悖，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存在‘威胁论’。也就是说，民主国家之间通常不存在‘威胁论’，这是由它们坚守和践行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价值观）决定的，文明与文明的互补竞争，这种价值观能够消解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集（极）权专制国家之间通常存在‘威胁论’，这是由它们坚守和践行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价值观）决定的，野蛮与野蛮的互害斗争，这种价值观能够制造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集（极）权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必然存在‘威胁论’，野蛮与文明的互博对抗，这是由它们坚守和践行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价值观）迥然相悖决定的，这两种价值观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便是‘威胁论’的根源，也是‘中国威胁论’的缘起。

毫无疑问，中国坚守和践行的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价值观）与民主国家迥然相悖，这两种价值观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这种情况下，‘中国威胁论’的本质是中国被民主国家视作集（极）权专制国家，集（极）权专制国家与民主国家坚守和践行的价值观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中国与民主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便是不可调和的，故而‘中国威胁论’应运而生了。既然当下的中国的确是集（极）权专制国家，既然所谓的‘中国价值’异于普世价值且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可见，‘中国威胁论’来源于中国自身，而非其它。对于转型发展中的中国而言，‘中国威胁论’是极其有害的，除诱发集（极）权专制国家讹诈中国外，它必将激起民主国家联手遏制中国，并阻滞中国的和平发展与进步。那么，中国怎样有效规避它呢？


俗语云：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威胁论’来源于中国自身，而非其它，有效规避它，我们必须客观、清醒地认知自我和世界，崇尚理性、面对现实，及时作出调整和改变。

其一，中国需要抛弃坚守等级伦理道德观的政治道德和摒弃践行尊卑贵贱-权力支配或寻租伦理经的政治伦理，积极推进从集（极）权专制国家向民主国家转型的进程，消除其它国家对中国可能损害其战略安全利益的疑虑。

其二，中国需要坚守平等自由道德观的政治道德和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伦理经的政治伦理，主动接受和践行普世价值观，逐步弥合与民主国家在政治道德和政治伦理（价值观）上的分歧，阻滞其它国家试图采取讹诈或遏制中国的措施。

其三，中国需要向世界阐明，中国的‘崛起’或‘复兴’绝不是要再现帝制时代‘万邦来朝’的盛景，而是要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基础上，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并携手世界各国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所谓的‘中国模式’或‘中国价值’是寻求与世界民主模式或普世价值的共同性，而非相悖性。

总之，只有一个坚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践行博爱伦理-契约交易伦理经，构建现代公民社会，融入世界主流文明，实现宪政、民主和法治的中国，才能规避‘中国威胁论’，才能赢得世界的理解和尊重，并自信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2017/0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