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俊：社会主义使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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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学俊

    核心提示：中华文明为何数千年绵延不绝？中国近代被西方“战败”后，各种主义强势进入中国，为何最后选择社会主义？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产生于欧洲，但为何欧洲社会主义要么是空想，要么没多久就彻底崩溃，而在中国却持久兴盛？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国产生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基因；选择社会主义最符合中国广大人民根本长远利益与历史传统，具有合道性、合法性与可行性；在中华文明五千年变局的生死存亡之际，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人志士组成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中国现代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重任，改革开放，借鉴西方文明的同时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多米诺骨牌阻止在长城脚下，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使中华文明全面复兴驶入历史的快车道。

    至此历史时刻，中国更需要重新发现自己。

    中华文明为何数千年绵延不绝？中国近代被西方“战败”后，西方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宪政主义、社会主义等各种主义强势进入中国，为何最后选择社会主义？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产生于欧洲，但为何欧洲社会主义要么是空想，要么走入绝境，而中国却经受住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崩溃的多米诺骨牌倒塌的冲击，持久地日益兴盛？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国产生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良好的社会主义基因，诚如孙中山所言：“我国固素主张社会主义者……我国人民之脑际，久蕴蓄社会主义之精神，宜其进行之速，有一日千里之势也。”[1]所以，选择社会主义最符合中国广大人民根本长远利益与历史传统，具有合道性、合法性与可行性；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人志士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肩负起领导建设中国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在改革开放，借鉴西方文明中，没有全盘西化，而是在坚持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同时，坚持了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并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欧洲近现代虽然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却欠缺持久可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一、社会主义最早诞生在古代中国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最早来自拉丁文，原来具有“同伴”、“善于社交”、“同辈的”等意义。19世纪二三十年代，欧洲空想社会主义者用来表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建立全社会共同平等拥有土地资源、资本、产品等，由社会公众利益决定管理和分配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主张。

    1878年，日本人福地源一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首次用汉字将“Socialism”译成“社会主义”。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18期引述这一翻译，于是近代西方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传入中国。

    中华文明话语体系原本没有这个词汇，但先秦时期就有了丰富的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与实践，只不过没有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定义，而是以“大同”和“小康”来定义。

    何为主义？主义就是尊崇的最高之义，主宰之义。

    何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主宰社会的一切，非神权、王权、资本或者其他权力。

    《尚书》、《逸周书》、《管子》、《史记》和《汉书》等就记载了相当多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与政策实践。

    春秋时代的齐国宰相管仲一针见血地指出“私者，乱天下者也”[2]。并在 “天公平无私”[3]的天道原则下，提出“以人为本”[4]，遵道为政[5]， “废私立公”[6]，“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7]，依法保护公私产权，按劳分配，共同富裕等系统可行的治国平天下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政策（详见拙作《中国古代的社会主义》）。

    老子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追忆了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的大同理想社会。孔子与孟子都论述了小康社会主义。

    郭沫若等认为，孟子论述的小康社会纯粹是乌托邦[8]，这种论断对人们认知与评估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严重误导。

    小康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还是中国真实的历史事实呢？

    （一）原始>**解体后，遗留的公有制基因

    中国一些学者将马克思关于西方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扩大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理论，而无视马克思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与中国远古时期的真实历史，牵强附会地论证中国原始社会解体以后也进入了西方式的奴隶社会。今日中国历史学界的众多研究表明，古代中国虽然也产生了奴隶，但并没有进入西方式的奴隶社会。

    马克思认为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重要特征是土地等资源公有：

    “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这种以同一基本关系（即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形式本身可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出来。例如，跟这种形式完全不矛盾的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9]

    国家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指导农村公社来进行大型基础工程建设：

    “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及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10]

    原始社会解体后的中国正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继续保留了土地公有制，建立了有为政府。黄帝时期就具体设计实施了土地与资源国有制+井田制+有为政府的制度。

    《管子·地数》篇记载了黄帝将资源国有化的过程：

    从前，黄帝问伯高说：“我想把天下结合为一家，有办法么？”伯高回答说：“请除掉各地矿山上树立国有标记，统一各地武装势力，天下就可以合为一家。”黄帝说：“这个道理能进一步讲讲么？’伯高回答说：‘山地表面上有丹沙的下有金矿……表面有赭红色石头的下有铁矿等。如发现山有矿苗，国君就应当严格封山而布置祭祀。离封山十里之处造一个祭坛，使乘车到此者下车而过，步行到此者快步而行。违令者死罪不赦。这样人们就不敢随便开采了。”然而黄帝行此禁令仅在第十个年头，葛卢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剑、销、矛、戟，这年与九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雍狐山山洪过后，露出金属矿石，也被蚩尤接管而控制起来，蚩尤制造了著名的戟和戈，这年与十二个诸侯国发生兼并战争。因此，天下各国国君顿戟一怒，形成伏尸遍野的局面，这种矿权分散的结果简直是大战的根源。”[11]

    将矿山等资源小国分散占有收归联邦大国占有，就是马克思所言“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于是统一天下市场，大政府统筹配置资源，有效地制止由于资源占有的不均衡与分散独占导致的战争。——这种统一思想从此成为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因种子。

    而农业用地则实施井田制，即土地公有，使用权与收益权私有的产权制度。战国到汉唐，关于远古的文献资料远比现在丰富，所以，孟子等学者都纷纷记载了远古时代的社会情形。

    《淮南子·览冥》篇就记载黄帝治天下：“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 。”

    而唐宰相杜佑在《通典·食货三》明确记载黄帝设计实施了井田制：

    “昔黄帝始经土设井，以塞争端，立步制亩，以方不足。使八家为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凿井于中……夫始分之于井则地著，计之于州则数祥，迄乎夏殷，不易其制度。”

    李靖回答唐太宗时也说黄帝设计实施了井田制：

    “太宗曰：‘数起于五，而终于八，则非设像，实古制也，卿试陈之。’靖曰：‘臣案皇帝始立丘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处之，其形井字，开方九焉。’……靖曰：‘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田。’”[12]

    （二）殷商与西周小康社会主义

    汉代的班固比较详细记载了殷商与西周时代的小康社会主义。

    1、平等是殷商与西周小康社会核心价值观

    殷商西周的兴盛，正如《诗经》，《尚书》上所叙述的，关键在于使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裕而教化他们。所以《易经》指出，“天地的恩惠就是使万物生长，君主宝贵的东西就是政权；用什么来巩固政权？就用仁爱。用什么来团聚百姓？就用财富。”财富这个东西，帝王用来凝聚人民，巩固政权，养育众生，遵奉上天恩德。这是治国安民的根本。因此说：“不必只担忧财物少而更要担忧分配不平等，不必只担忧贫穷而更要担忧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分配平等就无所谓贫富，社会和睦就不愁人少，百姓安定就没有倾覆的危险。”[13]

    这一段记载表明，殷商与西周社会兴盛的核心关键就是社会平等，就是用公平分配财富来团聚人民。如何实现社会平等呢？

    2、政府主导市场，均衡发展农、工、商、文各业，实现全民充分就业

    政府在城市规划开发房地产，建设市场，促进流通来满足民生需求，在农村实施井田制平等分配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主导农、工、商、文各项业均衡发展，实现士、农、工、商全民充分就业，满足与保障人权。

    所以，贤明君主统治百姓，要修筑城市让百姓安居，建设房屋，实施井田制以平等分配土地使用权，开设街道市场使财货流通，设立学校以教育百姓，这样，士农工商四民都有职业……贤明君主量才用人，四民根据各自能力就业，所以，朝廷没有无能的官吏，城镇没有无业的游民，农村没有荒废的土地。[14]

    3、把农业作为富民的首要政策

    周朝自文王开始就高度重视农业生产，把它作为发富民的首要政策。“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15]。文王勤俭爱民，为了发展农业，自己穿着普通百姓的衣服，到田地上与农民共同劳作，以为万民表率。周公训诫成王说：“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16]

    春耕时还举行隆重的开耕大典，《诗经》中对成王开耕大典就有明确记载：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17]（大意为：成王轻声细语，祈告先王。我将率领农夫，播种百谷杂粮。田官们，推动你们手中的耜，在一终三十里的田野上。在你们耕作垂范下，万人耦耕结成五千双。）

    可见，从政府到基层民众自治组织，都十分重视农业。

    4、土地等资源国家为所有  井田制等实现国有民营

    “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土地等资源是国家的。但如何解决土地与资源国有与民众开发利用的关系呢？井田制是最好办法，其秘密是国有民营，即土地所有权公有，使用权、收益权与之分离，将其平等分配给民众。

    治理民众，土地是根本。所以要制订步（长度单位）建立田亩，划分井田界限。土地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一百亩为一夫，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就是一方里，九夫就是九百亩土地。八家共同耕种一井土地，各家分给私田一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八百八十亩，其余二十亩用来建造房屋…… 规定人民受田为：上等田一个男丁一百亩，中等田二百亩。下等田三百亩。上等田年年耕种不休耕，中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一年，下等田耕种一年休耕二年，如何休耕土地，由农户自己安排。农民每户除户主授给田以外，家里其他的男丁作为余夫，同样按人口计算给与田地。[18]

    可见，农民平等地分配到土地的使用权与获利权，其生产劳动是自主的。

    而非农民的士、工、商家庭也要平等地分配部分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

    士、工、商家庭授予田地，五口人当农夫一人。这就叫做平等分配土地（使用权，收益权），是值得效法的。其他像山林，水泽，平原，丘陵，盐碱地，各以土地的肥瘦多少分为不同的等级。[19]

    为了确保持久的公平，土地使用权收益权不是终身的，也不是世袭的：

    人年满二十授给田土，六十岁国家收回田土。[20]

    在春秋时期，管仲治理的齐国为了确保因生老病死带来的人口变化产生的新的不公平，发展为每十年重新分配一次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5、国家建立福利保障制度，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

    国家还建立实施了福利保障制度来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十岁以下儿童由国家抚养，六十岁退休，七十岁完全由国家供养了。

    七十以上的人由国家供养，十岁以下儿童由国家抚养。十一岁以上的人就要他们干活……这样五十岁的人就可穿丝织衣服，七十岁的老人就可以吃肉了。[21]

    农、工、商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对国家的责任就是交税赋：

    人民要交纳赋税。税指公田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手工业，商业，山林水泽的特产也要纳税。[22]

    6、实施基层人民自治，依靠民众保证社会生产

    那时的民众文化低，知识技能少，生产工具落后，而耕种的面积大，十分辛劳，如何组织每家每户不误农时进行生产，确保收益呢？建立基层人民社会自治组织，依靠民众自治督促与保证社会生产。

    百姓居所，在田野的叫庐，在聚居之地叫里。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四里为一族，五族为一党，五党为一州，五州为一乡。一乡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设邻长，职位是下士，从邻长以上，每高一级职位也上升一级，到乡长的职位就是卿。[23]

    可见，邻长是农民自治的负责人。

    为了传授知识技能与道德礼仪，于是在里办有小学是序，乡办高级学校是庠。序用于礼教的启蒙，庠就是进行演习礼仪，进行道德教化。[24]

    农忙时节，基层社会组织的自治作用特别充分地发挥出来：

    春耕农忙一开始，命令百姓吃住在田庐中，冬季农事完毕完全搬进里中的房屋居住……春秋农忙，百姓出工，清晨里的小吏坐在里门外右侧小屋，邻长坐在里门外左侧小屋，检查出工情况，全部出去干活了才回去。傍晚收工的时候也如此。农民手工要拿柴火回家，拿多拿少互相分别，头发花白的老人可以不拿。[25]

    邻长是民众自治代表，里吏是其助手，二者共同督促农民出工，确保不误农时。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被郭沫若解读为这是奴隶主监督奴隶劳动。

    他说：“井田耕作时规模很宏达，动辄就是两千人……那些耕作者在农忙时聚居在一个集中地点的。一出一入都有人监管着。《汉书·食货志》为我们保存了一些资料。

    ‘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

    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

    ……

    我们依据这种情形，可以明白地看出殷、商两代的农夫，即所谓‘众人’或‘庶人’，事实上只是一些耕种的奴隶。”[26]

    这是郭沫若的重大误解。

    试问，如果他们是奴隶，为何没有监工、兵丁跟到田野里去监督劳动？难道不怕奴隶们出工不出力吗？不怕他们毁坏工具、牲口、庄稼吗？不怕他们逃跑吗？不怕他们聚众造反吗？郭沫若没有当过农民，也许不知道农业生产遵守农时是何等重要，同样的庄稼同样的地，早一天与晚一天收种，甚至上午与下午收种其收益都有重大差别的。而农忙时节连续抢收抢种使农民非常辛苦，持续高强度劳动使人周身筋骨疼痛，疲惫不堪，人一倒在地上就呼呼大睡，严重的时候宁肯不吃饭也不愿起床，必须有人督促呼唤才能起来出工。所以，邻长与里吏督促农民出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乡绅通常都是德高望重的年长者担任，所以，大家出工后邻长就不必再去田里了。至于里吏还有后勤管理等许多杂务要作，不去田里也是正常的。

    班固紧随其后的记载足以证明郭沫若的论断是误解误判。

    农闲时节农民的生活又如何呢？

    冬天，百姓住进里屋，同一条巷子的妇女，夜晚一起纺纱织布。这样妇女们一个月就能够做四十五天的工。她们一起干的原因，是因为这样不但节省了灯火费用，而且能保证产品符合质量标准，而又合乎风俗习惯。青年男女在外边用对歌来表达自己的感情。[27]

    可见，人们是辛苦的，但是，是安定、祥和与幸福的。

    7、实施国家教育，教授文化知识与道德礼仪，培养政治人才

    他们的子弟生活如何呢？

    这个月份里，余子入校。八岁儿童进小学，学习天文，地理，书法，计算等文化知识，使他们知道家庭长幼的各种礼仪。十五岁入高级学校，学习先王圣贤制定的礼乐，懂得朝廷君臣的礼仪。各级学校都要选拔优秀生入高一级学校深造，乡校优秀生进入诸侯办的少学。诸侯又在少学中选拔优秀生推荐给天子，选中的入朝廷大学深造，这就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对于品行能力优秀的人，还要考试他射箭等本领，然后授爵任官。[28]

    按郭沫若的断定，这些奴隶子弟将来还是奴隶，只是会说会的牲口，国家居然还让上学校学习天文，地理，书法，计算等文化知识，学习各种礼仪，用得着吗？统治者奴隶主还培养自己压迫的奴隶进入朝廷当官授爵，参与执政？这是什么逻辑？可见郭沫若的判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这只有一种解释是合理的，他们根本就不是奴隶，而是自由的农民。班固的记载有力证明了这一点：

    八家人居住为邻，出游为伴，互相友爱帮助，有疾病互相救护，因此百姓和睦相处，一同受着教化，劳役和公田的生产任务平等分担。[29]

    可见，他们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自由的，还是和睦友爱的。他们在井田制下过着虽然辛劳，但自由平等、安定祥和。在周朝成王和康王时代几乎达到盛景，以至于四十年没有用过刑法：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年不用。[30]

    农民们过着田园牧歌式的小康生活，并产生了丰富的表达自己心情意愿的歌谣，所以，朝廷每年还要派官吏到田野采风，了解民情：

    每年初春月份，聚居地百姓将要分散到田野去耕种的时候，采诗的官吏摇着木制大铃巡视于路上，向百姓采集民歌，献给朝廷乐师，配上乐曲，唱给天子听。所以说君王即使未到民间也知道天下民情。[31]

    8、自由平等、廉洁礼让与和谐与幸福的小康社会，让班固赞美之情溢于言表

    班固对这段小康历史充满赞美之情地总结道：

    上述就是先王安定百姓的土地制度，使百姓在生富裕后进行教育的施政方略。孔子曾说过：“君主治理千辆战车的大国，办事要谨慎，施政要讲信用，节省资财，爱护百姓，征调百姓服劳役应不误农时。”因此，百姓们都要互相劝勉，为国立功，乐于自己的事业，先公后私。这就是《诗经》说的“阴云布满天空，雨快要下了。雨阿，先流到我的公田，再流到我的私田。”那时候，百姓们耕种三年的收获，积蓄的余粮可供一年食用。丰衣足食了百姓就知道荣辱，社会廉洁礼让成风，争斗诉讼的事就止息，所以先王规定三年考核一次各级官吏的政绩。[32]

    以上记载明确地表明，殷商与西周时期人们生活在土地公有，公私产权分明，先公后私，道德淳朴、自由平等、廉洁礼让的小康社会主义状态。

    郭沫若仅仅引用了用来证明奴隶劳动的一小段，并说班固的这段记载不见于先秦文献[33]。而事实上，班固的记载在《逸周书》里就有大量的记载。（未完待续）

    [1]孙中山著：《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507页。

    [2] 《管子·心术下》

    [3] 《管子·形势解》

    [4] 《管子·霸言》

    [5] 明主法象天道。《管子·形势解》“明主法象天道”就是遵道为政。

    [6] 《管子·正 》

    [7] 《管子·霸言》

    [8]  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472页。

    [10] 同上，474页。

    [11]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道乎？”伯高对曰：“请刈其莞而树之，吾谨逃其蚤牙，则天下可陶而为一家。”黄帝曰：“此若言可得闻乎？”伯高对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苟山之见其荣者，君谨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为一坛，是则使乘者下行，行者趋。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则与折取之远矣。”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故天下之君顿戟一怒，伏尸满野。此见戈之本也。《管子·地数》

    [12] 《唐太宗与李靖问对》

    [13]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故《易》称：“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亡贫，和亡寡，安亡倾。” [汉]班固《汉书·食货志上》

    [14]是以圣王域民，筑城郭以居之；制庐井以均之；开市肆以通之；设庠序以教之；士、农、工、商，四人有业……圣王量能授事，四民陈力受职，故朝亡废官，邑亡敖民，地亡旷土。同上

    [15] 《尚书？康诰》

    [16] 《尚书？无逸》

    [17] 《诗经？周颂？噫嘻》

    [18]理民之道，地著为本。故必建步立亩，正其经界。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方一里，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余二十亩以为庐舍……民受田：上田夫百亩，中田夫二百亩，下田夫三百亩。岁耕种者为不易上田；休一岁者为一易中田；休二岁者为再易下田，三岁更耕之，自爰其处。农民户人己受田，其家众男为余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同上。

    [19]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当农夫一人。此谓平土可以为法者也。若山林、薮泽、原陵、淳卤之地，各以肥硗多少为差。同上。

    [20]民年二十受田，六十归田。同上。

    [21]七十以上，上所养也；十岁以下，上所长也；十一以上，上所强也……则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同上。

    [22]有赋有税。税谓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人也。同上。

    [23]在野曰庐，在邑曰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邻长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级，至乡而为卿也。同上。

    [24]于是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同上。

    [25]春令民毕出在野，冬则毕入于邑……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同上

    [26] 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27]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必相从者，所以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习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同上

    [28]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小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则别之以射，然后爵命焉。同上

    [29]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齐同，力役生产可得而平也。同上

    [30] 《竹书纪年·夏纪·康王》，李民等译注：《古本竹书纪年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31]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班固《汉书·食货志》

    此先王制土处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故民皆劝功乐业，先公而后私。其《诗》曰：“有渰萋萋，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三年耕，则余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荣辱，廉让生而争讼息，故三载考绩。同上

    郭沫若著《郭沫若全集》历史卷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