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松：执法不规范，为何总有洗地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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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为证、法律为鉴，深圳宝安警察“强制传唤”两名过路女孩的过程，是非明了，连基本的争议价值都不存在。所以宝安警方向媒体公布的调查处理结果是，当事民警向当事人道歉，并被停职。

　　宝安区公安分局局长周兆翔表示向两名当事人赔礼道歉、向全社会道歉后说，“看了视频，反应就是两个字‘愤怒’”。“如果当事人是我，是我的家人，我能平静吗？讲一千个一万个道理，对人造成了伤害，除了不文明，还有羞辱人格。”

　　警方能够这么处理，局长能够说出这番话，公众一颗颗愤怒的心，也就基本平息了。它表明，执法部门的整体法治观念、是非观念，是端得正的；自身出了问题，是有纠错能力的。因而民众觉得公信力还在，底线还在。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最有力、最有效的舆情反应和危机公关。

　　然而与近年来公安部门几次涉及大的舆论风波一样，即便一眼就能明辨的是非，总有“洗地”的声音哗哗出现。深圳娃娃鱼事件如此，雷洋案如此，宝安强制传唤事件同样如此。

　　警察执法，正是由于规范程度与否，直接造成的伤害太大，所以不论在哪个国家与社会，都有着严格的限制与监督。因此对于民众来说，普遍的愿望是，在将涉嫌违法的社会群体关进法治笼子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将执法的权力，关进法律制度的笼子，这样才能确保执法的程序正义，确保对于法治和社会的伤害，降到最低限度。

　　深圳宝安强制传唤事件发生后，可能出于对自身队伍形象的呵护，或者出于舆情处置的工作需要，警察队伍中一些成员，依然不忘给自己的队友脸上贴金。虽然在有视频有声音的真相面前实在找不出太多的闪光点，但仅以态度“有瑕疵”来否定整个执法过程中的过错，希望将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这与当事公安机关对事件回应的基本态度，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声音，也给社会造成了警方内部法治观念的错乱印象。

　　用规范的标准看，哪个部门、哪项工作，多多少少难免会有瑕疵，但宝安公安这一次，已经给社会投射出几近恐慌的心理阴影。可以说，洗地者嘴里的“瑕疵”，实际上在旁观者眼里已经接近邪恶。这也是宝安区公安分局局长能够直接反应的是“愤怒”、能够把自己当成当事人和家人来感受的关键所在。

　　反观那些自以为神一样的队友，表面上是在为警察队伍的形象添金，实际上在舆情危机中表现出智商与法治观念的严重“缺氧”，是在给公安队伍的形象抹黑。民众在被不规范执法惊得一愣一愣之后，其实不是把警察队伍看黑了，而是希望看到警察队伍用正确的三观来纠错，看到这支队伍的自净能力和自律状况，从而化危机感为安全感。偏偏这些洗地者，总能在社会面对警察不规范执法所反应出的正常三观中，反而找出民众的“瑕疵”，反而在民众社会正确的法治观中找到他们想要的“邪恶”来，不惜与官方的态度唱反调，不惜在铁板钉钉的事实面前抵死不认错，结果让官方正式的道歉、正确的处理效果，反而打了折扣；让民众的心情，像吃了一枚苍蝇。

　　公安机关干部执法规范法建设，是顶层设计与民众期待的最强和声。然而每次不规范执法或者自身形象遇到社会质疑时，警察队伍中的埋怨、辩解、不满的声音，却是这个和声中最不和谐的杂音。它一方面反映了执法队伍处理舆情时，还有着不按法律法规的标准而硬掰手腕的“阵地战”思维，另一方面反映了一部分执法人员对于执法权力被关进法律制度笼子，有着习惯性的抵触，对既往随心随性的执法权力有着不愿罢手的贪恋。

　　有错必纠，警察队伍的整体形象总在那里；有法必依，公安队伍的战斗力总在那里。在严格的法律规范面前，执法队伍的形象，任何一个社会群体都抹不黑。能够抹黑的，只有执法队伍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