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召唤：认知自我，丰满人性

苏小草sxc

文明的召唤：认知自我，丰满人性
                   文/苏小草


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道德经》


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是人类作为主体认知自我与世界，量化形成的数理哲学，它不仅表现于对事物相对存在的‘一致性’形式，作为‘对立互补’存在的变易之‘理’的量化过程，还体现于对事物绝对存在的差（个）异性本质，作为‘三极之道’存在的不易之‘道’的量化过程，它对事物现象及本质的描述，全面涵盖了事物存在形式的变易性和本质存在的不易性。人类一旦认识事物达到了数理的高度，也就几近穷尽了真理。因此，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是数理与哲理融为一体先天遗存的最高智慧的宇宙哲学。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孔圣人感人肺腑的话里可以得到验证。孔丘一生乐此不疲、好为人师，唯独不耻下问求学于老子，激动不已而感言：‘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又言，‘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可见，古易真理的力量是巨大而神奇的，它能叩开任何求知者尘封的心扉。然而，孔丘悟道的‘知天命，不逾矩’表明，与其说求学于老子，不如说行骗于老子，借求学之顺名，编‘经世为用’之逆道；与其说学易，不如说‘曲易’，借‘曲易’寻入仕之儒道。作为一种政治制度、一种塑造独立人格的人文环境标准来衡量，儒易及儒学的诞生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在儒易及其儒学泛滥的专制主义官学文化氛围中，一切逆天道、悖地道、反人道，惨绝人寰的行为都变得合理合法、中规中矩、天经地义。在不承认个性价值、毫无平等自由可言的‘官本位’等级社会体系里，作为一种政治之道，专制者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上智下愚’相结合，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了特权阶层欺骗愚弄、掠夺剥削百姓的借口与利器。也就是说，一旦脱离本真的人性，从统治者口中说出某种‘天下公利’的终极治道，就意味着公权力总能找到借口侵犯和践踏公民的各项自由与权利；相反，公权力就必须保障和尊重公民的各项自由与权利。

虽然中华专制主义官学伦理实为鼠目寸光、投机取巧的后儒再造，一心复古、抱残守缺的孔丘并非全然的始作俑者，但他绝不能与为了人类的健康最先研究细菌的学者及为实现飞天梦想最初发明火药的先人相提并论，尽管细菌曾被日本法西斯用于研制惨无人道的细菌武器残害过我们，尽管火药也曾被蛮夷外邦用于改造坚船利炮戕害过我们。因为，孔丘‘曲易’的目标很明确‘经世为用’；孔丘的‘曲易’的实践很充分‘学而优则仕’；孔丘‘曲易’的影响很深远‘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对于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孔丘而言，求学于老子是偶然，亦是必然，学易是‘曲易’的手段、‘曲易’是学易的目的。人一旦怀有功利的目的求学，就会丧失高贵的灵异，得来的必然是损人不利己的结果。因为，功利的投机者心里永远装不下真理，只可能利用歪曲真理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至于当下，孔子‘曲易’的卑鄙伎俩已为天下人所共知。正因如此，中华古易真理的光辉得以从千载的蒙垢中，脱颖喷播而出。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必将燃亮中华儿女沉迷已久的梦境，待到中华儿女公民意识整体觉醒之日，必将上升为一种和谐文明自由的社会制度，并主导中华民族摆脱沉重千年专制主义政治文明文化的镣铐，走上一条融入世界，敬畏生命、崇尚人性、尊重个性，持久和平与繁荣的科学发展之路。

关于人性自古就有两种相悖的观点，针对‘人性本善论’，中华先秦的荀子在《荀子·性恶》文中反驳道：‘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指出，人皆有贪欲、侵犯欲、享乐欲及色性欲，欲望的无度必然导致社会意义上的‘恶’，即争权夺利、残贼淫乱、理曲暴力。荀子认为，人性本恶，而善是伪的。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伪装的。因此，正视这一点，才可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这同现代西方现代心理学家荣格的‘阴影投射理论’有相似之处。荣格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并形成自己的‘人格面具’，即‘善’，这个‘假面具’具体展现个人的价值判断及社会公众形象，但这个面具背后隐藏着一个‘阴影’，阴影里躲着与人格面具‘善’相矛盾的另一面‘恶’。自以为‘善’的我们能瞅见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正是因为这个人的行为唤醒了自己心灵阴影中，潜藏的相同‘恶’的欲望。也就是说，荣格试图以自我实现的方式，验证人性中的‘恶’来源于人性中的一种本能欲望，而且是心灵阴影之下隐匿的欲望。既然人性中的确存在，沉睡着‘恶’的心灵阴影，那么，他认为，这种‘恶’就是人性本质的存在，而‘善’就只可能是一种装腔作势虚伪的‘面具’。

荀子和荣格都试图以正视自我的方式，道出一个自视的‘本真’存在，以阐述和警示宣扬‘人性本善论’的危害。‘性恶论’的价值与意义在于让人们学会正视自身有限性的心理本质。正视的态度就是要充满理性地祛除自身的心理阴影，学会自省与宽容。人类心理阴影中的‘恶’暗示着人人都具有某种反文明的心理冲动，勇敢面对它，反躬自省中，一旦把本己作为道德义愤宣泄的对象，就从根本上堵塞了不道德的惰性和欣赏。面对一个恶惯满盈的歹徒，性恶论者就可能意识到自己在某一点同样存在‘恶’，这种道德自卑意识能诱使人积极向善。随着这种道德自卑意识叠加和强化成群体性认知，整体的社会道德标准就会持续上升，并最终形成一种纠错的社会制约机制。当社会的整体意识形成对‘善’的向往时，‘好人’不会变坏，‘坏人’可能变好；‘坏人’就会越来越少，‘好人’就会越来越多。倘若排除‘刑治’的极端思维，从这方面说，‘性恶论’能使人学会反躬自省，不至于妄自尊大，应该说具有某种积极的社会价值和意义。

事实上，自古以来，摒弃‘真’和‘美’，将‘善’作为世界观的载体，‘止于至善’、‘非善即恶，非此即彼’，专制社会奉行的均是‘二元对立’的斗争哲学观，其‘人性本善’的教育万能论，完全是出于塑造思想偶像的现实需要。倘若‘人性本恶’的话，思想偶像的存在就会失去其完美无缺的终极价值与意义。既然思想偶像是不完美的，那么，任何脱离人性的思想理论或‘圣言’都不可能是终极的真理。那种自以为是试图利用‘万能的教育’将人性中的‘恶’以‘革命斗争’的方式，‘对立统一’到所谓‘善’的标准中去的终极理想社会，只能是一种一厢情愿、泯灭人性之乌托邦的狂想。因此，即鹿无虞、徒劳无功，人类‘至善’的理想往往导致‘至恶’的现实，善良的愿望往往铺就罪恶的途。

中华古易告诉我们，人类是存在于宇宙之‘道’中精神和物质的混合物，人性中的善与恶是对立互补的存在，人类是不完美之动物，人性亦无绝对之美，正如老子所言：‘绝学无忧，唯之与阿，相去几何？善之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因此，人性本真，善恶一体，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本善的人，亦无本恶的人，任何人作为生命体活着，都有本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样说并不是教唆人们是非不分、善恶莫辨，而是倡导每一个自然人都要正视自己、尊重自己，敬畏生命、崇尚人性、保有个性，营造一个自省、自纠与自爱，积极求真向善的社会环境，并最终创建一个人人享有纠错机会和选择自由的和谐社会。在这里，中华古易不提倡‘暴力革命’式的道德自信，亦不赞成‘忍辱负重’式的道德自卑，而是消解语言文字‘善’与‘恶’道德定性的文本意义，将善与恶相影随、丰满的人性，召回到自然人自然的母体之中去，并最终实现人性‘公德’与‘私德’的互补构建。也就是说，除了存在共同需要社会链接的地方，你永远是你，我永远是我，你我的存在不分善恶与对错，人本质上就是‘人’，人格平等、不分善恶，众生皆谓：‘我自然’。

当下的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国策助推了科技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并迅速迈入大工业时代。然而，物质极大丰富的同时，社会贫富差距却极速拉大，得不到有效制约的权力寻租带来的制度性腐败又助长了这一趋势。良心的韧性挣脱躯体的耐力，人性的堕落灼烧幽暗的灵魂，灰色的有为已无法继续支撑虚荣、光耀的门庭。值此‘飞不起、沉不下’岌岌可危之际，通过制度性变革清除古老文明积重难反的弊端是智慧的抉择。事实上，对于每一位中国人而言，寻回个体性至尊，并打倒、唾弃对立于‘人’的思想偶像或‘圣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中国人是‘人’，而不是‘人’之外的异类，我们最终要融入世界大家庭，并以强大的内心负起责任。既然我们认定那个外部的‘神’是非人道、非人性的，是窒息生命活力的怪物，那么，就应该重视自身内在的神性要求，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人之所以称为‘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被命名为‘人’的神，只有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恢复神性崇高，迎回个体性尊严，才能使当下的生存得以升华。基于此，倘若我们每一个人都敢于负起责任，渴望确立那种具有宇宙意识和泛生主义情怀‘善’与‘恶’既对立又互补个体性生存的神性地位，那么，一个敬畏生命、尊重人性、崇尚个性，回归本我的人道的中国，必将超越危权时代的死寂黯哑、一马平川，一个生机盎然、异彩纷呈的至伟文明必将在21世纪的时空中，神谕般地出现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