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百年：告别礼乐文化

苏小草sxc

回首百年：告别礼乐文化
                文/苏小草


按：丛林中，猫爱小猫，但并不爱老鼠，倘若非要说爱，一定是一种玩弄。猫玩老鼠，假仁也；老鼠让猫吃，假义也，这就是等级伦理的实质内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级伦理的产生是服务于世袭王权的，而非服务于百姓的，因此，它只是愚弄百姓的阴暗‘歪理’，而非造福世人的光明‘正道’。


作为一种文本意义，‘善’或‘恶’只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的概念，它是人类主观思维意识的产物，不是客观的绝对存在。因此，平等之道，自由之德；自知常善，无知常恶，我们既要弘扬人性中的‘善’也要正视人性中的‘恶’，以实现公德与私德的饱和生成与互补构建。平等与自由是人类道德精神的核心，一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根源在于平等、自由精神的阙失。在一个‘官本位’的等级社会里，不存在任何本真的道德，亦不存在真正的爱国，只存在争风吃醋、投机混世，矫情表演功利的‘礼乐’。

‘不知生、焉知死’，生死糊涂，焉能不辱？在儒文化的长期熏陶和阉割下，奸佞机巧尔虞我诈、争权夺利弱肉强食，国人早就丧失了高贵的灵异，仅剩一副肉体的躯壳，百年前对儒学的认知，先人早有定论，而如今，仍要苦口婆心地重复，可悲可叹！这只能说明中华儒祸之深重。长期以来，由于国人并未认识到中华古易‘对立互补三极之道’的科学内涵，大脑的逻辑思维仍停留在主客一体‘对立统一’的浅层次上，思维的惯性只能接纳不黑即白、成王败寇‘二律背反’的极端思维逻辑图式，演绎千年的革命斗争史就成为一种必然。正是这种内在原素，上世纪初，随着苏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史观‘顺理成章’地传入积贫积弱的中国。自此，作为一种‘斗争哲学观’的总结性纲领，从理论到实践，马克思主义革命史成就了中国近现代暴力革命、武装建政的一朵‘奇葩’。在怀着无比的激情，以前所未有的雄心与壮志完成举世震惊的百年‘大实验’后，懵然回顾，惊异地发现，我们仍停留在起点上，这只能说明，中华专制主义政治文明、文化的沃土为其提供了丰厚的养分。

专制主义政治文明最大的特点是集（极）权专制，即尊君贵仕。以暴力作后盾，利用‘舆论一律’钳制人们的思想言论自由，洗刷人们的大脑、麻痹人们的神经是其实现途径。它崇尚编造非理性的想象，消解和淡化理性的力量，达到混淆视听、掩盖真相、扼杀真理的愚民目的。在思想上，它要让人们绝对相信非理性的力量主宰着一切，人类只有通过你死我活的争斗战胜自我，才能战胜自然，从而成为宇宙的主宰。专制统治者往往通过革命的教育实践活动，利用‘舆论一律’的暴力语言工具，向公众长期灌输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是由其发现的所谓客观规律支配的，而这种天经地义的所谓‘规律’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矛盾论者把事物相对存在的‘一致’性形式视作绝对真理，不承认事物存在绝对差（个）异性的基本事实，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异端’皆归于矛盾的范畴，矛盾最终要被‘统一’。于是，化解矛盾就演变成了消灭‘异端’，它实现的唯一途径便是革命斗争。

在这种极端思维支配下，为寻求相对存在的‘一致性’形式，清除或毁灭‘异端’，构建最优的‘求全机制’就理所当然地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终方式和手段。矛盾论者不承认‘异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更不相信‘异端’往往是真理的化身。于是，清除‘异端’的同时，难以控制或解构的‘弊端’就随之长生了。循环往复、层出不穷，弊端越积越多，终至弊乱丛生、积重难反。一旦无力回天，弊祸集中爆发，战火硝烟、人亡政息，社会发展成果瞬间被洗劫一空、毁弃殆尽，悔之晚矣。古语云：‘一桀虽放，一桀复来；一纣虽诛；一纣又起；推原祸始，妖由人供，孽由人作。’可谓：愚智之至、咎由自取。

现代政治文明的最大特点是平等和自由，即尊道贵德。国家的功用被限制在捍卫和保障人权的范围之内，捍卫和保障人权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唯一条件和目标。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具有思想言论自由，并能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因此，真理的光辉在透明的阳光下，能得到自由地飘扬与播洒；理性的科学力量在人们自由选择的过程中，能得到迅速地宏传与实践。人们选择真理的过程，也是社会实践的纠错过程，纠错贯穿实践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阶段，以及整个过程。在这里，人们不再相信自己是‘至善’的本体，转而确信每个人都存在‘不完美’的绝对差（个）异性；人们不再相信非理性的力量能够主宰一切，转而确信惟有通过理性的公平竞争规则，才可能克服自身的弱点，并实现自我。因此，在思维层次上，人们崇尚理性，会更加文明；人们渴望尊重，会更加神圣。可见，人们一旦放弃战胜自然、主宰宇宙的荒唐念头，将主宰宇宙的责任和权力交与‘上帝’或‘道’，就能从‘囚徒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就能在探寻和顺应大自然科学规律的生活实践中，实现和睦相处、共同发展，赢得和谐与繁荣。

现代政治文明奉行的信条是承认差别、承认个性，承认多元主义的正当性，即尊重生命、崇尚人性，奉行人道。在这里，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坚信，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只能在平等、自由和谐的状态下自然演进，不存在‘至善’理想的支配。人类经验的‘一致’之内，只存在相对的真理，不存在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即‘道’存在于人们经验的‘一致’之外，它是事物绝对差异性的本质存在，即绝对的个异性、多元性的价值存在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源生动力。

凡事有利必有弊，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往往会出现很多‘弊端’，不可否认，面对各异的需求和诸多弊端，必然产生各种社会矛盾，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知道，‘依附暴力适以受暴力之祸’，和平年代，社会矛盾只能在机会均等的不同选择种消解，而不能依赖于强权或暴力。在理性思维支配下，积极构建调和矛盾、保障‘满意’的纠错制约机制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最有效和根本途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弊端’随时随地都在发生，它往往是人类自身的错误行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矫正而导致的伤及自身的错误行动或结果，因此，消除或抑制‘弊端’就必须容忍纠错的‘异端’的存在，一个社会只有容忍‘异端’调和矛盾，才可能防止更多的‘弊端’制造矛盾。因此，人们一旦摆正自己的位置，在自我的纠错中前行，盲目的错误行动就会越来越少，理性的正确行为就会越来越多。在纠错制约机制的保障下，即使弊端不可避免，危害也会很小。如此，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文化成果，得以在和平环境中积累、保全和拓展。宪政之下，允许以选票的方式实现民权，就是现代社会有效消解弊端，实现持久和平发展与进步的有效制度形式和途径。

抚古追今，言及中华思维之殇，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可以看到，在人类文明以前所未有的精神运动昂首迈入21世纪的今天，在惯性思维支配下，中华民族依然抱残守缺，不肯面对现实、正视历史，矫枉过正；依然不敢直面世界、面向未来，以全民族的自省意识和科学精神，摒弃沿袭千年的纷争与成见。事实上，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真知与理性主导世界潮流的当下，在中华儿女以气壮山河的姿态创造崭新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华民族已完全具备了正视和纠错所有历史问题的全部能力和条件，缺少的只是动用一切积极因素和理性的力量，以无畏无悔的魄力与勇气作出实际行动的强大意志。痛定思痛，若有之，乃中华之幸、世界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