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的逻辑：皇权文化的迷宫

苏小草sxc

颠倒的逻辑：皇权文化的迷宫
                   文/苏小草


按：尊重事物的绝对差（个）异性规律，三生万物道一体，此之谓‘道’；寻求事物的相对‘一致性’规律，对立互补因果理，此之谓‘理’。道理者，尊重绝对差（个）异性，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生而平等、自由，权利面前，人人平等；寻求相对‘一致性’，理论因果、互补竞生，契约交易、博爱济众。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或民族，讲道理，则文明聪慧而有道德；不讲道理，则野蛮愚昧而无道德。


中华民族‘易思维’之殇发端于唯利是图的孔丘‘曲易巫用’编造的伪道学《周易》，祸起于秦汉对伪学，即儒学的承载与沿袭。为谋入仕，后世儒生均效法先师‘不在道中而言道’，不求甚解，借‘易’论道，从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董仲舒到宋代‘存天理（礼）、灭人欲’的朱熹，无不热衷于此。在孔儒们乐此不疲的长期努力下，中华民族神奇的‘易思维’终于被彻底颠覆，并改头换面。

肇始于中华古易的‘天人共通’的科学自然观，被图谋不轨的孔儒们改造成了理道不分、人神合体的社会等级观，并被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从人人身处‘听圣言、不逾矩’无形的‘樊笼’发挥到了‘天不变，道亦不变’永恒的‘牢笼’；从见利忘义的‘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发挥到了以利取义的‘存天理（礼）、灭人欲’。古往今来，孔儒们极力宣教的所谓的‘天理（礼）’，无非是‘君权神（天）授’的‘圣意’；极力鼓噪的所谓的‘人伦’，无非是‘三纲五常’、‘讳畏隐’的‘旨意’。无论是‘天理（礼）’还是‘人伦’，最终皆同归于圣君的‘圣言’，即作为意识形态宣教和强化的统治思想或思想偶像的‘主义’。‘圣君’是完美无缺的，天生就具备超凡的禀赋、高贵的人品及‘天人感应’的能力，并通晓天地的规律和社会发展方向。在这些方面，愚弱的贱民是不能奢望和无法企及的。君权既是所谓天命的话语又是所谓历史的选择，不可更改、不可移让。圣君之言既然是宇宙中存在的绝对真理，自然谁都不可违抗，违抗本身就意味着离经叛道，就应该受到无情的谴责和残酷的惩罚。可以看到，在这种思维意识主导下，中华传统的教育思想里，离经叛道是不道德的，因循守旧才是道德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系辞》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孔儒们把对天地的敬畏‘乾坤定矣’人格化天（乾）在上而位尊，即‘天尊’，地（坤）在下而位卑，即‘地卑’，继而把乾坤的所谓高低‘卑高以陈’不假思索地整体移位到人的尊卑贵贱上，即‘贵贱位矣’。事实上，天与地的高或低只是相对的概念，在宇宙空间里，选取的参照物不同，其高低亦不同，根本不存在绝对的高低之分，亦不存在尊卑之别。尊或卑是人类主观思维意识的产物，不是自然造化的客观功用，天与地的客观功用并不具备尊卑贵贱的性质。社会中的自然人虽然先天的禀赋或后天的能力或有不同，从事的职业、生活方式亦或有异，但在人格尊严及权利与义务上都应该是平等的，绝不存在‘尊卑贵贱’的先天定位。

可见，在这一点上，孔儒们的想象力是超凡的，立于天地之间，面朝黄土背朝天，忽而发出天尊地卑的无限感叹，忽而突发贵贱天命的莫名奇想，癫狂地将自然的客体整体移位到自然人身上。这种移位对于自然物而言，兀自安在、无关痛痒，但对于自然人而言，无疑具有毁灭性与不可抗性。对于个人而言，不仅会失去争取平等权利的主体意识与个性价值，还会丧失独立的人格与尊严。既然有人天定要活在尊贵之中，就可以高高在上、飞扬跋扈，肆无忌惮地蔑视和践踏人权；既然有人命定要活在牢笼里，就只能甘心为奴、卑躬阉割，无怨无悔地等待和领受审判。岂不知，千年来，这种功利主义的荒唐奇想与‘上智下愚’的极权统治相媾合，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与灾难。事实上，在中华古易‘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中，阴与阳只是事物‘对立互补’相对存在的一种逻辑形式，根本不存在高低之分、贵贱之别。

孔儒们把自我对大自然的直觉感受武断地偷梁换柱到人们对整个社会价值之等级伦理及其秩序的普遍认同与接受，从而，奠定了儒学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理论’基础，为天下儒生铺平了‘学而优则仕’的宏途。奸佞成就名士、虚假造就真理，在残酷的生存利益面前，趋利避害的公众只能丢弃自我的灵魂与慧敏，屈辱地接受本不该属于本己生命召唤的价值判断和信仰。当迷信权威、膜拜偶像的时尚演变成一种关乎个人生存价值与利益的风潮时，就会汇聚成一种令人心惊胆寒、身不由己的强大思维惯性。公众不仅会完全丧失本我存在的独立价值判断能力，还会陷入一种鹦鹉学舌、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混世生活状态。因此，客观上，孔丘礼乐观的实质就是一种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官本位’分赃伦理。

真相拒绝谎言、谎言恐惧真相，谎言只能用更大的谎言来掩盖，先师撒了个弥天大谎，后学在莫名利益的驱动下，为掩盖先师的无知与丑陋，只能牵强附会继续用撒谎粉饰谎言以颠倒黑白、混吃混喝。这种充溢着胁迫性、屈辱性的传承与接受不仅腐蚀了公众的鉴别能力，还造就了智识阶层是非不分、真假莫辨，甚至于难得糊涂的混世思维。就这样，光怪陆离的历史舞台上，文化裹挟着背景、思想包装着偶像，把愚弱的中华民族诱上了一个千年的魔幻之巅，而后又打开了一个千年的地狱之门。事实上，孔儒们的智商低级而被动，他们玩弄的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文字游戏。因为，‘圣人’没开金口之前，早就预设了一个逻辑悖论的前提，即‘听圣言’，对于急需用食物填饱肚皮的饥民而言，‘听圣言’或许能解决一顿温饱问题，如此，口是心非地应和，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尽管人们还不知道包装食物的‘圣言’是什么。等人们加思索地吞下那口残羹冷炙的后，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竟发现手里攒着的分明是一纸卖身的‘契约’。谎言和欺骗的背书，这就是儒文化。

一旦人们长期沐浴在谎言与欺骗之中，就会被麻痹成捍卫和传播谎言与欺骗的工具。作为愚弄百姓的工具，荒唐的儒学能在中华大地上沿袭千年而不退烧，关键在于谎言与欺骗在中华大地上已上升为一种主流文化，并在‘舆论一律’的宣传工具推崇下，被吹嘘和打造成了不容置疑的‘真理’！如此，在把伪文化当作真理表演的时尚里，人性的光辉荡然无存，被彻底掩埋了。因此，倘若我们不愿正视真实的自己与世界，一味地混淆是非，粉饰假象、掩盖真相，将一个欺世盗名、投机混世的文化骗子——孔丘当作‘圣人’膜拜，怎么可能会有光明的前景与美好的未来！将其包藏祸心、驯化奴隶的语录——《论语》当作‘文化’宏传宣教，又怎么可能摆脱千年的悲苦命运！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必须构建在‘求真’的群体性认知之上，不可能构建在欺骗与谎言充斥的伪文化的忽悠之上。

可以看到，伪文化编造伪历史；伪历史造就伪人格；伪（妓性）人格承传被动的思维惯性。于是，中华民族总习惯于被思想、被神化，被欺骗、被利用，被指导、被运动，被强暴、被奴役，完全丧失了独立思想、自我尊重的本体认知和自主地位。有人把中国近现代的落后，归咎于哲学的贫困，事实并非如此。除欺世盗名的儒学外，中华文化亘古的哲学思想，到处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只不过代远年湮、儒祸天下，后世子孙耳塞目瞽、鉴别能力的退化，致使科学文明的价值理想蒙垢污迹，未被发现，而错过了实践的空间与时间。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发现，欺骗一只小狗比欺骗一个幼童更容易。归根结底，中国近现代的落后，源于麻木、愚弱的国民性，麻木来源于专制社会长期推行的愚民政策，愚弱则来源于国人左脑的逻辑思维能力受到了儒学的腐蚀败坏。也就是说，当前，国人真正缺乏的不是右脑的形象思维能力或非凡的创造力，而是左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实践认知的判断力。或者说，我们亟需反躬自省、摆脱千年的魔咒，破釜沉舟着力于剔除文化糟粕，积极营造真理存活的空间与土壤，揣度和锻蓄把人类至今创生的一切先进文明文化成果有条不紊地运用到实践中去的勇气与能力，否则，任何美好的理想都终究会演变成噩梦一场。

因此，在这个中华文明需要真正走向伟大复兴的紧要关头，我们不只是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我们不只是需要摆脱愚昧与落后，更需要迷途知返、破除传统的思维惯性；我们需要坚守责任伦理，树立人人平等的精神信仰，还权于民，摆脱奴役与被奴役；我们需要给予独立思想及独立人格以更大的自由与空间，因为，个异价值的存在是保全一个民族创造活力的基础，是21世纪的中国走向崛起之路途中的中流砥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