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苦果：人间天堂

苏小草sxc

      文明的苦果：人间天堂
                      文/苏小草


      史传，先古轩辕黄帝誓一统中原与蚩尤战于涿鹿，梦得天神授符诀，遂登坛祭拜天地，遇神龙负图出洛水，彩凤衔书云端翔，得河洛而演八卦。这里向我们传递了两条重要信息。其一，史前中华先祖虔信人、神是分离的，人外有‘神’，或曰：道。何谓‘神’？神异也，本质上说，它是事物存在绝对差（个）异性的一种隐喻载体。其二，中华古易演成于河图、洛书，河图与洛书乃相对存在之‘理’。按理说，中华古易作为天神馈赠人类开发智力的工具，应当易于理解和掌握，否则，‘天神’故弄玄虚的‘授符’就不神了。

      顾名思义，中华古易称作‘易’，神谕了它是天地间存在的简易而明晰的始源真理。先天（伏羲）六十四卦长图是‘二进制’数理的基础逻辑图式，河图、洛书是‘十进制’方圆数阵图，在当时的智力水平下，人们应该是完全可以领悟到的。作为洞彻宇宙的数理哲学，它在哲学观上是‘对立互补的三极之道’。‘三极之道’的世界观，即天道、人道与地道，互制互衡、三足鼎立之道；‘对立互补’的方法论，即‘一阴一阳之理’，阴阳流转、阴阳交变、阴阳化生之理。在自然观上是生化论‘生生之谓易’；在社会观上是自然论‘道法自然’。如此简单的道理，在中华历史的沿革中代代相传、日日吟诵，中华儿女却懵懵懂懂‘日用而不知’，甚或‘为学日益、为道反损’学为巫用，何故？

      有人说，中华儿女太天真、太浪漫，总梦想把‘天神’请到人间；也有人说，中华民族太现实、太功利，不信‘天神’信人神。两种说法的出发点有异，但结果是一致的，即在专制主义政治文明文化血统里，‘人’与‘神’或‘道’与‘理’始终是难分难解的。中华民族的原始图腾里到处充斥着对‘人’的神话和对‘神’的人化。我们总擅长于塑造和膜拜人神。理道难明、人神不分的直接后果是抹杀人的个异性价值，并导致人对自身本体认知的阙失，造成人性的异化与扭曲，从而丧失人人平等的精神信仰。塑造和迷信人神或权威的终极后果倾向于‘非人化’的社会思潮，演变成一种脱离人性的社会理论架构，并上升为一种‘舆论一律’的主流意识形态，阏塞人智、诓一世人心。现世上，虽然具有神异性，倘若有人把自己称作‘神’或幻化作一成不变、亘古长存的‘圣人’或‘偶像’，并得到一致的公认或膜拜，那么，人们骄傲的个性价值就在不经意间被群体性认知所埋没，个异的自然人生存的本质价值与意义就会瞬间弃我而去、荡然无存。

      太浪漫的目的是功利，太功利的终极是苦果，作为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本体价值的阙失就意味着人性被异化，甘心沦为人神或思想偶像奴役的对象，作为驯服的工具性动物使用。总而言之，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被象数语言符号夸张的‘象’所蒙蔽，深陷形象思维癫狂的泥潭，而无法自拔。跌宕起伏的血腥历史塑造出无数潮起潮落的英雄豪杰，我们执着激昂地铸造神殿，并无情地摧毁神殿，自己创造的文明把自己拒绝，王国的文明被荒疏，可怜的愚顽被遗传，这样地种下，这样地接果，旧神灰去迎新神，新神灰去迎旧神，折腾来折腾去，精疲力竭、未老先衰，睡觉的精神都没有了。中华民族整体上具有天真而功利的思维特征是个不争的事实，古往今来，作为天朝大国，迂腐蒙昧、虚荣自大，我们痴情于做‘白日梦’，急切地渴望拯救世界、救赎全人类，痴迷于救赎别人的同时，却遗忘了本真的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中华历史上不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类的神话传说，但即使这些土生土长人格化的‘神’，在中华大地上都长期处于‘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尴尬境地，更不用说看不见摸不着的‘真神’了。原因是，在孔儒文化的熏陶下，‘子不语怪神乱力’，国人居多是求‘善’不求‘真’的唯物主义者，信奉绝对的物质至上，求神拜佛仅在于驱灾避祸，而非忏悔纠错。在大多数国人眼中，‘神’就是一种‘可遇不可求、可感不可喻、可知不可穷’的神奇力量与客观规律，‘神’的本体就是这种神奇力量与客观规律，在人间谁偶然间具备或吻合了这种神奇力量的某些属性，谁似乎就天经地义地幻变成了公众心目中无与匹比的‘神’。自然这种被吹捧上天神化了的人的全部，包括思想言论、道德价值伦理及文化特质顺理成章地成为现世中的‘客观规律’，毋庸置疑、不容反对。事实上，人神变迁的整个过程往往是在刀戟相交、血流漂橹的暗潮黑幕之中，由少数所谓的政治精英精心包装设计、策划控制并实施完成的。因不能见于天下，其具有极强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就在情理之中了。‘君权神（天）授’是人神变迁的座右铭，‘天经地义’是人神变迁的口头禅。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此起彼伏、汹涌澎湃的造神运动实是非理性暴力革命兴风作浪的结果。非理性暴力革命聚集的群体性力量，往往被公众舆论美化为恒动不灭的天赐‘神力’。因为，人们自愧于个人力量的渺小，于是，谁懂得了利用语言文字的力量，进而掌控‘一旦革命成功、顷刻黄金万两’发动群众的暴力语言舆论工具，谁就似乎具备了产生恒久力量的神力，谁就自然而然地变幻成了人们心目中的人神或思想偶像。至此，‘人神’成就了完美的思想与至大力量的统一。恐惧与不安的人们面对他们，不仅会失去良心自由与思想言论自由，还会去失能动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甚而失去个人自主的判断与行为能力，只好丢弃本我的自由灵魂，跪地求饶、逆来顺受，沉迷于‘享受’行尸走肉般的‘非人’生活。

      历史永远都是人民创造的，智慧理性的民族创造的是一部抒写幸福的历史，愚顽盲目的民族只能编造虚假繁荣的未来。非理性的民族往往宁可相信历史是由所谓伟大领袖创生的，也不相信是自己不经意间疯狂开垦的。因为，人们在行动之前并不确信自己是非理性的，否则，何必要去做呢？既然相信自己是理性的，单凭自己的力量不可能创造如此‘波澜壮阔’的革命成果，那么，这种成果就一定是在人神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完成的，当然一切成果都应归功于伟大正确的思想偶像们，可见，国人擅于认贼作父，精于自我作贱，痴迷于享受被强暴的快感。事实上，非理性的人们永远不可能过上思想偶像们空言许诺梦寐以求的所谓幸福生活，一旦非理性的力量给脆弱的人类带来的是灾难而非幸福，苦难深重的人们便怀着万分的失落，开始质疑人神神奇力量的可靠性。我们把灵魂与肉体都托付给了你，你却让我们失望异常，你难道真的具有那种把腐朽化神奇的魔力吗？人们在现实的经验中，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后，验证出过往顶礼膜拜的思想偶像的虚伪本质后，开始以摧枯拉朽的暴力方式将神坛推倒，义无返顾地将人神诅咒进万劫不复之地。事实上，人神或思想偶像本质上，就是‘非驴非马’四不像的人间怪物。此时，人们确信只有魔鬼才能迷惑所有人的心智，只有战胜和消灭魔鬼未来才有希望。于是，圣殿瞬间坍塌，人神灰飞烟灭，历史造英雄、英雄出少年，焦灼的人们胸中重又燃起莫名的渴望。年复一年、烽火硝烟，经过血雨腥风的革命斗争实践，幽灵附体的雄奇人神再现、肉体寄生的伟大思想重显，中华民族的思维意识犹如病魔缠身始终摆脱不掉人与神‘对立统一’的旧窠，从灵魂到肉体重又沦为‘苍天’或‘圣言’的奴隶。

      俗语云，天有天经、地有地义、人有人伦。天神自有天神之经，魔鬼自有魔鬼之义，人神自有人神之伦。中华所谓‘古圣先贤’们把中华古易‘天人共通’的自然观，嫁接到人神相通的社会观上，继而演变成‘天人合一’的人神观，最终实现的是理道不分、人神合体。我们的历史不仅编著了无数所谓金口玉言的‘真龙天子’，还编造了无量专擅攻城伐谋的所谓千古豪杰或英雄。然而，总有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天朝盛世往往伴随盛极的‘文字狱’，英雄的辈出往往紧随血腥的屠戮。这正是中华民族的形象思维远胜于逻辑思维使然，或者说，非理性的整体意识导致的恶果。在一个不知纠错形象思维主导的意识形态中，人们往往以‘貌’取人，欣赏野蛮盲动，不相信文明理性的力量。‘好汉还怕地头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就是理性力量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有效解决需要纠错问题的真实写照。在一个有错必纠逻辑思维主导的主流意识中，人们绝对相信理性的力量。人们知道只有通过理性说服、寻找交叠共识，才能真正调和层出不穷的矛盾。在一个耳塞目滞的社会里，阳光成就的是黑暗，‘坏人’不会变好、‘好人’有可能变坏；在一个耳聪目明的社会里，黑夜成就的是光明，‘坏人’可能变好、‘好人’不会变坏。

      在中华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思想偶像的言行往往被装扮成社会的主体价值予以弘扬，并以‘天道’的神谕加以强化，用于统治者异化人性、推行暴政。统治思想‘圣言’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直至刺入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极端疯狂地挤压进个性价值生存的私密生活空间。个性价值因长期受到主流价值的淫虐浸染而丧失独立地位，塑造了人们迷信和崇拜权威的奴性人格。如此，以奴为荣、糊涂生死，宁可相信‘非理性’的自然力在未来的某一天偶然出现，拯救自己与世界，也不相信本我理性的力量在自我意识的群体行动中，能够使自我复活。事实上，自然界中，‘非理性’的自然力是‘道’的恒在，而理性的力量就存在于人们的群体性觉醒之中。现世中，自我理性的力量最终都能克服或战胜一切邪恶，因为邪恶源于人自身的动物性本能，而非其它。我们只要怀着一颗纠错的心审视自我，崇尚理性、判断世界，并作出有目的的行动，就能唤回性灵的遗失，迎来美好的幸福生活。

      我们或许应该知道，‘人人生而平等、自由’，一切权威或偶像、英雄或楷模都是现实中活脱脱的人，在人格尊严及权利上与其他人应该是平等的，他们应该是恪守理性、敬畏生命、崇尚个性的榜样，而非相反。在这个社会上，倘若人人懂得自省，尊重人性、崇尚个性，人人都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倘若人人懂得尊重自我、抛弃斗争、敢于竞争，人人都能得到社会的认同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英雄。也就是说，尊重人性、崇尚个性、敞开自我，人人争做个人，人人都能成人；泯灭人性、绞杀个性、伪装自我，人人争做人神，人人都不是人。文明的苦果，人间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