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小草：‘仁义道德’与‘人吃人’的野人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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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草：‘仁义道德’与‘人吃人’的野人宴


按：儒学的‘博大精深’之处在于，基于‘人性本善论’，寻求相对存在的终极价值与意义，运用二律背反的语义载体，构造一种极端语境的矛盾性：极端的利己主义与极端的利他主义同时共存，继而为权谋之术‘中庸之道’的施展预留了无限的道德空间，而这一切皆是循一己之私以愚民欺民弱民盗民，服务于‘家天下’的世袭王权统治服务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巧取豪夺奸佞诡诈，‘仁义道德’标识的只是贪婪的物欲和良知的失重，从这个意义上说，《论语》是一部集权谋之术和厚黑学于一体的巫术文化文本的集大成之作。


‘仁’与‘义’是《论语》中的两个关键词，可以说，这两个词全面涵盖了孔丘‘礼本位’的核心价值观。藉此，我们可以就《论语》中有关‘仁’与‘义’的内涵作一个分析。

‘仁者，人也。’孔丘看来，‘仁’是人性的根本，它是区别人与非人的本质所在。‘克己复礼为仁’，‘礼之用，和为贵’，‘仁’贵和于‘礼之用’，‘仁者’亦‘人’或曰‘君子人’，否则，谓之‘不仁者’或曰‘小人’。我们知道，孔丘‘礼本位’的实质是尊卑贵贱的等级伦理，那么，其‘仁’的标榜只能是服务于这种等级伦理，而非其它，故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苛刻条件。基于此，对于难能恪守和遵行‘礼之用’者，当然一并被视作‘非人’的阶级敌人。等级伦理与博（兼）爱伦理是水火不容的，这就是‘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的真正缘由。

‘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在孔丘眼里，女人与小人（百姓）都是难能恪守和遵行礼教的人，故以非人之‘难养’的畜生视之就在情理之中了。也即是说，孔丘的‘礼本位’直接把整个社会中的人撕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能一以贯之恪守和遵行礼之用的‘仁者’，一部分是难能一以贯之恪守和遵行礼之用的‘不仁者’，前者是真正的‘人’，谓之‘君子人’，后者不是真正的‘人’，谓之‘不仁者’或曰‘小人’。真正的‘仁者，人也’到底都是什么人呢？

子谓子产曰：‘有君子（官吏）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治长》）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论语·泰伯》）

可见，恭行敬事于上，欺民役民于下，能辅佐和助力君王愚民盗民、统御天下的臣子谓之‘仁者，人也’，否则，谓之‘不仁者’，非人也。‘祖述尧舜，复推周礼’，孔丘编织的‘礼本位’传统实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父权奴隶社会图景。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子曰：‘知及人，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以礼，未善也。’（《论语·卫灵公》）

《论语》中，‘人’与‘仁’总是难分难解、形影相随的，这里的‘人’的指在均具有一个共通的涵义，即不仁者，非人；仁者，人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动之以礼，未善也’，善恶之间，一言蔽之：礼之用于等级，‘克己复礼’、‘食君之禄，事君以忠’，这就是孔丘所谓的‘仁德’。何谓‘道义’？简而言之，‘其养民也惠’的谋官之道，‘其使民也义’的役民之义罢了。‘君使臣以礼’，君王是驭权天下的奴隶主；‘臣事君以忠’，臣子是役使百姓的牧羊犬；小人（百姓）是命定待宰的羔羊。这是个由君王、臣子（仁者）和‘盛宴’编织构成的天下，盛宴上摆放的佳肴永远是臣民（不仁者）的骨肉，响彻云霄的‘礼乐’掩盖的永远是敲骨吸髓的哀嚎。烟熏火燎、血腥残忍，丛林社会的壮丽图景‘人吃人’的野人宴就此得以全面拉开和隆重上演。在此之中，孔丘及其徒子徒孙要充当什么角色呢？正如子贡所言：‘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其扮演的是，以‘仁义’之名，行恃强凌弱助纣为虐之实，充当压榨屠戮百姓的刽子手而已。这就是孔丘‘富与贵’的渴慕和‘以其道得之’的不懈追求。

子曰：‘君子（官吏）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百姓）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

君子（官吏）有不仁者，小人（百姓）皆不仁，孔丘及其徒子徒孙视百姓的生命如草芥，将其永远排除在了‘仁者，人也’之列，但‘义’字当头，始终没有忘却给百姓套上难以挣脱的千古‘魔咒’。‘有勇而无义为乱’，官吏义不容辞行使役民盗民的权力，美其名曰：‘其使民也义’；‘有勇而无义为盗’，百姓天经地义履行被奴役的义务，美其名曰：‘其养民也惠’。这就是孔丘礼乐观之‘礼本位’的永恒主体和道义’。‘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道义’原则贯穿孔丘礼乐观的始终。‘为君讳耻，为贤讳过，为亲讳疾’、‘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臣为君隐，子为父隐’，‘政，正也’，以反代正，直通‘讳畏隐’。‘君子学道则爱人（官）’，行骗是贵官的不朽事业；‘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被骗是贱民的永恒课题。‘仁’之系于‘礼之用’，君子小人分等级，百姓沦作苦奴隶；‘义’之关于‘讳畏隐’，纵枉曲直不论理，上知下愚把民欺。这就是孔丘礼乐观之‘礼本位’的全部内涵和实质内容。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周礼’源起于商周时期的巫官文化，这一时期是个崇尚‘活人殉葬’极其黑暗和残暴的奴隶制时代。基于这一不容置疑的时代背景，假托‘祖述尧舜’，倒行‘复推周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丘实是一个以一己之私极力阻隔文明进步，试图匡复奴隶王朝分赃礼制的‘恶棍’而已。从尊重史实和逻辑的角度解读《论语》，一目了然，它只是一本施展骗术以驯化奴隶的语录，至于孔丘的历史定位，远不及某些尚有些自知的后儒，其是一个十足的文化骗子和政治流氓，只能作为反面教材警示后人。21世纪的今天，随着文明人的崛起，理性人的回归，欺世盗名的孔丘及其儒学必然被醒来的国人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