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锡良：福泽谕吉与武训办学比较

牛博网

在日本与中国一百多年前，分别有两位因办学而名声大振的人物，在日本叫福泽谕吉（1835年1月10日——1901年2月3日），在中国这个办学的人叫武训（1838－1896）。


这两个出生于同一时代的人物，分别在自己的国家以兴学而著名，而且都受到过中央政府的大力表彰。分别代表了两个国家，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因为一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常常代表这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因此，分析比较这两个人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日本与中国在变革时期的认识水平与社会走向。

先来看看武训当年的办学事迹。据有关资料介绍，武训，清末行乞办学的典型。堂邑（今聊城西）人，原名武七，亦称武豆沫，清廷为嘉奖其兴办封建教育之功，取“垂训于世”之意，替他改名武训。


武训7岁丧父，乞讨为生，求学不得。14岁后，多次离家当佣工，屡屡受欺侮，甚至雇主因其文盲以假帐相欺，谎说3年工钱已支完。武训争辩，反被诬为“讹赖”，遭到毒打，气得口吐白沫，不食不语，病倒3日。吃尽文盲苦头，决心行乞兴学，20岁时当了乞丐。30岁时，在馆陶、堂邑、临清3县置地300余亩。

光绪十四年（1888）与杨树坊在堂邑柳林镇创办崇贤义塾，次年与了征和尚在馆陶杨二庄创办义塾，光绪二十二年（1896）又与会门首领施善政在临清镇创办义塾。清廷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武训的精神广为后人敬仰效仿，死后山东巡抚袁树勋奏准“宣付国史馆立传”，建忠义专祠。主要建筑有武训祠和武训墓。

（1859），21岁的武训开始行乞集资。他手使铜勺，肩背褡袋，烂衣遮体，边走边唱，四处乞讨，其足迹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将讨得的较好衣食卖掉换钱，而自己只吃粗劣、发霉的食物和菜根、地瓜蒂等，边吃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在行乞的同时，他还拣收破烂、绩麻缠线，边绩麻边唱道：“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他还经常给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歌谣唱给主人听。

当给人家推磨拉碾时，就学着牲口的叫声唱道：“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邮差，以获谢礼；表演竖鼎、打车轮、学蝎子爬、给人做马骑等，甚至吃蛇蝎、吞砖瓦，以取赏钱；将自己的发辫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以兑换金钱和招徕施舍。

同治七年（1868），武训将分家所得的3亩地变卖，加上历年行乞积蓄，共210余吊，悉交人代存生息，而后置田收租。他唱道：“我积钱，我买田，修个义学为贫寒。”


光绪十二年光绪十二年（1886），武训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决定创建义学。光绪十四年（1888），花钱4000余吊，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他亲自跪请有学问的进士、举人任教，跪求贫寒人家送子上学。当年招生50余名，分蒙班和经班，不收学费，经费从武训置办的学田中支出。


每逢开学时，武训先拜教师，次拜学生。置宴招待教师，请当地绅士相陪，而自己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罢吃些残渣剩羹即去。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事的塾师，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塾师，跪求警觉；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在武训的感召下，义塾师生无不严守学规，努力上进。

光绪十六年（1890），武训资助了证和尚230吊钱，又在今属临清市的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训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于临清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取名“御史巷义塾”（今山东省示范化学校临清“武训实验小学”）。


武训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一生不娶妻、不置家。有人劝他娶妻，他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他毫不理顾，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训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匾额。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其名声由此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三日，武训在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病逝于临清御史巷义塾，终年59岁。师生哭声震天，市民闻讯泪下，自动送殡者达万人，遵遗嘱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10年后，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并为其修墓、建祠、立碑。武训的业绩受到世人的钦敬，许多名家题词，全国出现以武训命名的学校多处，并曾一度将原堂邑县改称武训县。（武训生平资料来源：百度百科）

从武训的生平主要事迹来看，武训是一个来自社会最底层的贫穷家庭，而且自己是一个文盲，除了体力活，缺乏其他的谋生的本领。唯一的本领就是给人下跪讨钱，是一个标准的职业乞丐。但是，不同的是，他用乞讨来的钱，一生办了六所义学。没有结婚成家。没有家人妻小，一生艰苦朴素，刻薄甚至虐待自己。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新典型雷锋在这个方面与武训类似。


武训所兴的学校全部是传统的私塾，以读《四书五经》为主，以应对科举考试为目的。生前死后均受到当时朝廷的大力表彰。由当时皇帝光绪帝封其为“义学正”，赐给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准予建立牌坊。死后朝廷为他建立个人纪念馆，立传记进国史馆，并且大肆修墓压碑建祠堂。

我们再来看看与武训同时代的日本办学先锋福泽谕吉。与武训相比，福泽谕吉的家庭背景要比武训好得多。福泽谕吉出生于日本一个下级武士阶层。虽然说是下级武士阶层，但是，毕竟在日本属于统治阶级。相当于中国的小地主。地位虽然卑微，但是，不至于挨饿。其父亲是一个汉学爱好者。福泽谕吉的名字就是因为他父亲最喜欢收藏中国的古书，恰巧在谕吉诞生那一天，得偿夙愿，购到了中国清代的上谕条例六十余册；晚上又逢麟儿出世，喜事重重，欢欣无比，于是给新生儿子取名“谕吉”。

不幸的是，福泽谕吉在18个月的时候父亲就因病去世。从此饱尝社会底层的生活艰辛。幼小时候的谕吉，饱受身份差别的屈辱，备尝家计贫困的痛苦。但这些丝毫无损于他天生豁达的个性。举例说：谕吉要上街购买酒、油、酱油时，不像其他小士族的子弟用手巾遮掩头脸，在夜间出去购买。他不但不蒙面，腰间还带着两把刀，提着酒壶，白昼也昂然上街去买，而不以为耻。他认为一个人光明正大用自己的钱买东西，没有什么不该，也没有甚么羞辱可说。因为当时日本处于封建等级森严的社会，武士阶层无论多么穷困潦倒，也不能够做当时规定社会中下等人做的事情。比如上街买酒买油的事情，那是非常丢脸的事情。

福泽谕吉的父亲是一个饱学之士，才学横溢，但是，一生却抑郁寡欢，没有发展的机会。因此，他认为“门阀制度是父亲的仇敌”。福泽谕吉求学比较晚，差不多到十二三岁时才开始上学。然而他很快就从一个下级武士转为兰学爱好者。开始抛弃日本传统的儒学，而改学西洋学问，一生勤奋好学。他一生精通荷兰语、汉语、英语、日语四种语言，因此三次出国充当外国使节翻译，每次出国，他都购置大量西洋书籍，并且一生译著颇丰。

福泽谕吉一生仅办过一间学校，就是庆应义塾大学，也就是现在日本最著名的两间私立大学之一的庆应大学。

福泽谕吉办学与武训行乞所兴义学不同。福泽办学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靠他帮人翻译著作、撰写稿件与出版书籍的版税。而且，所办之学都是要收学费的。

1867年12月25日福泽谕吉买下了新钱座有马家的400坪的土地，约相当于1300平米的土地。然后建了一个约能够容纳100个学生的私塾。他趁着战乱，利用比较便宜的人工，整个工程才花了400两银子，加上买地355两，总共花了755两银子，就办起了一间完全属于自己的学校。因为1868年为幕府庆应四年，因此学校名叫庆应义塾。后来改为庆应义塾大学。即庆应大学。

当时日本的私塾一般都不收学费。塾生入读时给老师送上礼物，叫束修，然后逢年过节再依照各家的经济情况奉上金钱或礼品。而且这些金钱或者礼品都必须包装妥当，以免露出铜臭味，严重有损于师道尊严。但是，福泽谕吉完全打破了这种陈规陋习。他明确规定每个学生入学时必须交纳学费日元三圆（当时日本首相的工资是每月800日元），然后每个月再交五角，逢年过节再交二元五角。

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约十几日元。一般学生都会将这些钞票包装得非常漂亮，才交到福泽谕吉手中，然而每次福泽谕吉都会批评这些学生，要他们直接把钞票交上来，不要包装，以免妨碍他数钞票的速度。在日本,学校老师直接向学生要现金结算，福泽谕吉是开先风的人物。福泽谕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教师也是社会三百六十行之一，首先是用于谋生的职业，付出了劳动收取金钱报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任何难为情的。

福泽谕吉开设的私塾不教传统的儒家课程。他明确撰文表示：汉学已经过时。因此，他的学校开设的课程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地理学、历史学、经济学等课程。他的学校师资来源主要是从自己学校毕业生中挑选优秀人才充当教师。福泽谕吉择优录取，选拔了一批又一批年轻有为的学者任教。福泽谕吉给学生开设的课程是经济学，这门课当时是学校里最高年级的课程，任何学生都可以来旁听，而无需另交学费。这是日本第一间完全的新式学校。学校所收学生不分男女。女孩子交了学费也可以来上学。这比中国男女同校早了整整半个世纪。

福泽谕吉丢弃了传统的武士身份，在新时代里做完全自由、独立的个人，不支配人，也不被人支配。开办学校之后，他还在学校里替人翻译书籍，明码实价：军事书籍、物理书籍、地理书籍及报纸杂志，每一张纸（约200字）收费用一日圆。政治书、经济书、法律书，以及所有的议论文，每一张稿纸收一圆三角钱。完全靠翻译与收学生的学费为生。不接受政府的资助，既拒绝幕府委任的工作，也拒绝明治新政府的任命。

日本当时另一重要教育家大隈重信（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创办者）请求天皇封福泽谕吉为男爵的贵族身份，被福泽一口拒绝。随后日本明治政府封他为“大博士”，他也拒绝接受。他视这些虚名为敝屣。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6岁。送葬那天有一万五千人自觉为福泽送葬，而送葬人员中，女性居多，因为福泽谕吉是日本妇女解放的第一人。死后法师赠的法号为“大观院独立自尊居士”。

把中国的武训与日本的福泽谕吉作一比较不难看到，中国社会精英的模式与日本社会精英模式的巨大差异。武训是中国封建专制朝廷的奴才走狗，是一个缺乏人格精神，没有人之为人的尊严，也没有谋生本领的底层人物。靠自轻自贱，动辄向人下跪求得生存。而福泽谕吉却一生追求自由，追求自食其力,追求独立思考，追求个性解放，人人平等，妇女解放。是站在那个时代的世界文明顶峰俯视这个时代，站在时代潮流上引领日本社会的巨人。他完全是一个新型的思想家与教育家。

如果说武训代表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形象、能力与精神气质，那么福泽谕吉就代表了日本人的形象、能力与精神气质。二者无论思想智慧，还是人格精神，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鲁迅后来猛烈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反省国民精神，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得以产生的。


从鲁迅的身上其实多少可以看出福泽谕吉思想精神启蒙之后的日本身影。而鲁迅笔下的阿Q则多少有点武训的影子。即使一百多年之后的中国也没有能够摆脱武训那沉重的身影，与一百多年前的福泽谕吉相比，中国至今还没有出这样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