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观天下：千年噩梦《论语》中

苏小草sxc

道观天下：千年噩梦《论语》中
                文/苏小草


按：《论语》是一本记述先秦巫师孔丘言论和事迹的著作，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一部混淆逻辑、充斥着欺骗和谎言的巫术道具，而非一部思维缜密、求真务实的学术著作。倘若君主仁权是道德的，民主人权就是不道德的；倘若臣民义责是道德的，公民权利就是不道德的，阙失平等自由的道德观无异于遗失灵魂的僵尸，无论如何标榜‘高尚’注定是不道德的。


（一）神性、奴性和魔性

作为物质与精神的复杂混和物，人不只是要有物质的摄取，更需要强大精神的支撑，否则，与行尸走肉无异。所谓‘强大的精神’是宇宙意识赋予人类先验和超验的‘神性’。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神性’是平等信仰‘道’和自由精神‘德’的溢显，它们共同塑造出本真的人性。任何人都是不完美的，人性同样如此，善与恶一体两面，因此，在纠错中前行，每个人只有认知到自身的‘恶’，才能不断地完善自我；只有不断地完善自我，才能抑制自身的‘恶’。

尊道贵德理直，‘神性’是灵异的人类尊贵的表征，没有‘神性’必然迷失道德。道德的迷失，要么长生出奴性要么长生出魔性。奴性与魔性交相生成，奴性因屈辱仰视而自卑，魔性因傲慢俯视而自大。犹如‘囚徒的困境’，奴性与魔性的纠结与缠斗恍若隔世的梦魇，让人苦不堪言、痛不欲生。歌功颂德，始于奴性颂圣造神，礼崩乐坏，终于魔性灰飞烟灭，‘是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悖道离德理曲，没有‘神性’的文化只能成就积沙成塔的溃坝。

作为一种维护等级特权制度的官学伦理，儒文化的血统里阙失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它是浓聚奴性和魔性的‘怪兽’文化，走向腐朽没落是必然的、注定的。平等是民主社会的基石，自由是法治社会的秩序；民主长生公平，法治伸张正义；公平与正义是博爱伦理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求。构建现代公民社会，中国人需要坚守责任伦理，增强个体的独立和自主意识，摆脱‘怪兽’文化的束缚，使每一个人的内心真正健全、强大起来。责任伦理是一种凝聚现代民主意识的公民性，它致力于构建现代公民社会，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并承担相应的义务与责任。

开放言禁、报禁、党禁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走向现代民主政治是中国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必然选择。自由民主既是现代世界文明进步的发展潮流，也是当代中国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惟一选择，它不是洪水猛兽，而是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福音。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奋斗至死、无怨无悔，他们是真正的强者、民族的脊梁。因此，自由民主不可怕，可怕的是循一己之私，置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于不顾，专权武断而祸及天下！


（二）孔教与马教

偶像崇拜是奴性意识的产物，奴性意识来源于一种阙失主体认知的自卑心理。造神运动是偶像崇拜的高级形式，极权暴政是造神运动的必然结果。无论是造神运动还是极权暴政都无法脱离群体性的奴性意识，群体性的奴性意识是颂圣文化结出的硕果。颂圣文化的实质是等级伦理学编织和打造的一整套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自卑的极端是自大，自大的极端是自卑，在一个等级伦理价值体系中，人们普遍具有施虐和受虐的分裂型人格特征。弱肉强食成王败寇、奸佞机巧尔虞我诈，犹如野生动物的食物链，受虐者同样是施虐者，因卑怯仰视而受虐，因高大俯视而施虐。时而受虐消极萎靡，时而施虐积极亢奋，‘阿Q精神’是这种社会普遍流行的一种精神状态。

摒弃信仰和恪守平等自由的道德观，选择信仰和恪守等级伦理的道德观，一个集体主义为主流意识的社会中，必然潜伏着深刻的危机，其稳定的社会秩序只能靠强权暴力维系。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保有独立的人格与尊严，人与人之间是掠夺与被掠夺、依附与被依附的社会关系。尽管社会地位或有高低之分，人们的精神状态不可避免地弥漫着被动性与屈辱性的机会主义工具性特征。因此，这种社会是投机者娱乐的‘天堂’，很难存在本真的爱国，所谓‘爱国主义’的喧嚣只不过是一种饥者梦呓的乞食或饱者无聊的做作罢了。或者说，沉浸于‘讳畏隐’的舆论氛围中，一个等级伦理支配下的等级社会中，存在的往往只有权力崇拜和物欲的膨胀，权力至上、人性干枯，阙失本真爱国生根发芽的精神土壤，本真的爱国意识不可能有效繁衍和长期存活。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就意味着缺少，‘爱国主义’的标榜往往沦作投机家阴谋权变、惑乱天下的道具。

马教‘阶级斗争论’的实质是，受一种狂躁的道德优越意识支配，喻于义的‘君子’企图以暴力手段，消灭喻于利的‘小人’，从而打造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所谓共产社会以实现所有社会问题的全面和彻底解决。在这里，它与孔教的‘君子小人说’具有逻辑的同构性，都是‘二元对立’极端思维意识的产物。作为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一种‘返祖’现象，实践中，两者理想社会的终极归宿都是奴隶制的大同社会，前者是以尊卑贵贱、等级分明之家天下的‘礼制’包装的，后者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公天下的‘主义’伪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马教在中国的实践，只是孔教异化的一种阶段性变种而已。也就是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打土豪、分田地，以某种虚拟的‘名义’作幌子，打破等级伦理之旧的等级秩序，构建等级伦理之新的等级秩序，孔教发展实践到一定程度，必然招来形似马教‘阶级斗争论’之类的东西，比如，历史上的‘安史之乱’和‘太平天国运动’等，马教‘阶级斗争论’只是孔教周期性癌变发作再度调适复位的中间环节罢了。

一定程度上说，儒学构造的是一种极端思维支配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交互矛盾的话语体系。‘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与‘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仁者，爱人，亲亲为大’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些句式之间均潜在某种相互悖反的语义冲突。这种话语体系是一种蓄意制造族群对立、挑动内斗的分裂型人格特征的生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庸之道：投机取巧、浑水摸鱼。因此，儒者好斗、好斗者儒，外儒内法、儒法一体，孔教的‘君子小人说’是恶因，马教的‘阶级斗争论’是恶果，无恶因则无恶果，两者是皮之于毛的关系。皮之存则毛附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孔教是弱肉强食、自相残杀之教，是践踏生命尊严、阉割人性之教，这是由其一以贯之的功利主义思维方式决定的，不可改变的。因此，倘若国人对孔教没有清醒的认知，不坚决抛弃之，并寻求到真理信仰之灵魂的皈依之地，历史的周期律在中国不可能终结，21世纪的中国必将面临四分五裂，甚而亡国灭种之祸。

倘若集（极）权专制是历史的选择，暴力革命也必然是历史的选择，同样，倘若暴力革命是历史的选择，集（极）权专制也必然是历史的选择。那么，周而复始、循环往复，集（极）权专制与暴力革命的轮回不就成了历史的选择？‘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如此，中国哪里还会有任何美好的希望！可见，历史的选择的说法是不靠谱的。骑着神马会被摔死，背着孔丘会被累死，骑着神马、背着孔丘会被折腾死。中国不可能永远拒绝融入世界主流文明，放下包袱、脚踏实地，沿着通向自由民主的光明大道，勇敢地走向未来吧，这才是真正历史的选择。放弃傲慢与偏见，清醒地认知自我与世界，每一位中国人只有使自己的内心真正强大起来，才能摆脱自卑的奴性意识；每一位中国人只有真正敬畏自然真道，才能摆脱圣王情结的自大情怀，唯如此，中国才可能真正构建出现代公民社会、融入世界，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幻灭与希望：抛弃孔儒文化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丘的‘君子小人说’是‘二元对立’极端思维意识的产物，君主仁权、臣民义责，责权不相符、利益不明，实践中，权为利诱、利为权谋，以‘君子’之名而行‘小人’之实，正是它隐蔽地种植了国人争权夺利之残酷内斗的劣根性，并埋下了‘阶级斗争’的火药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丘编织的等级伦理是延续中国千年专制主义政治文明的总链条，正是它繁衍了国人权力崇拜的明君思想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奴性意识。威权体制只能靠臣民文化维系，‘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逆来顺受、麻木冷漠，臣民文化打造的臣民意识是构建现代公民社会难以摧毁的坚固堡垒，倘若不着力打破它，迈向现代文明的任何其它努力都是徒劳的。

‘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孔丘发明的‘官本位’价值观是中国人永远难以挣脱被奴役地位的迷魂汤，正是它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事权如命、毫无独立人格与尊严的‘官奴’。在一个等级伦理价值体系中，做官的目的就是为了光宗耀祖或大发横财，‘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奴’的普遍存在是中国腐朽溃败的根源之一。在西方发达国家，一流的人才往往选择做学问，二流的人才往往选择经商，三流的人才往往选择从政。也就是说，三流的人才从政应该是一个良性发展社会的正常现象，从政只需要按部就班地做好本职工作，并不需要高超的技术和智商。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中，一流的人才往往选择从政，二流的人才往往选择经商，三流的人才往往选择做学问。‘听圣言、不逾矩’，上传下达、唯命是从，高超的智慧要么在循规蹈矩中销蚀泯灭，变得呆滞愚笨；要么用于投机钻营，变得利欲熏心。这不仅是一种人才智力资源的浪费，也是制造人间罪恶的祸根。

‘讳畏隐’是中国历代王权大兴‘文字狱’的伦理学依据，正是它彻底剥夺了中国人的各项平等自由权利，并将国人推入千年愚暗的禁锢之中，而不得觉醒。当下，倘若‘讳畏隐’与‘舆论一律’相结合，可以预料，天下必将一片死寂黯哑，再次坠入年久古深的黑暗之境。‘德主刑附’是中国千年专制主义政治文明的总纲领。‘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治是‘礼乐’的工具。礼法之天下，非礼者，刑之。崇儒愈盛，刑治愈酷，两者相得益彰，自古如是。德之者，善言也；刑之者，恶行也。骗子的本色就是善言恶行，孔丘的本色就是个十足的文化骗子和政治流氓。

儒家‘文明’是权谋文化的罪恶结晶，几乎集中了人类所有的机巧诡诈与丑陋卑鄙。装腔作势、以假乱真，虚假的儒文化是阻碍中国文明进步永远的绊脚石，宣教泯灭人性的等级伦理教条是其一以贯之的宗旨和精要。伪道德脱离了平等信仰和自由精神，既阙失文明的坚实基座又阙失文化的逻辑筋骨。在此基础上，不可能构建出现代文明文化大厦，只能演绎积沙成塔、轰然坍塌的虚幻梦境。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坍塌与重铸是必然的、注定的，血迹斑斑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不能用任何道德标准衡量儒家‘文明’，儒家‘文明’的知识谱系中没有真正的道德，只有‘官本位’权驭垄断一切的尔虞我诈自相残杀。在一个尊孔崇儒的社会主流意识中，中国不可能走向现代民主，只可能走向古代君主，走向古代君主的最终后果是爆发‘文革’式的血腥革命与残酷斗争。演变的逻辑是这样的：尊孔崇儒造圣君，圣君驭权成暴君，暴君铸错推责任，代君受过孔儒殡，‘自作孽，不可活’，挖坑埋葬自己，这或许就是鼓吹尊孔崇儒难以逃脱的悲剧宿命。

孔丘的所谓‘道’是霸道无理的歪门邪道，不管如何包装，其历史性复活就意味着‘人治’天下之旧思维的复燃，不仅直接阻滞中国迈向法治之门的进程，而且会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使中国失去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发展机遇与正确方向。风雨飘摇之中，它不仅不会给国人带来希冀中的福音，恰恰预示着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灾难或即将到来。因此，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任何助推孔丘复活的行为都是对中国走向文明进步的践踏和亵渎，甚而最终不可避免地祸及自身。放弃幻想就能拥有希望，拥抱世界就能迎来光明，一个尊孔崇儒的中国只可能再次复制癌变的苦难，没有任何前途！